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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挑战是找到符合有用参数假设下所列六项原则的最小数目的参数。在试过几种组合之后，我选定了四个参数：（a）能量获取、（b）社会组织能力、（c）信息技术、（d）战争能力。
（a）能量获取必须作为社会发展的所有可用的衡量尺度的基础。牛顿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物质的复杂组合使得其如果没有自身所处环境的补充能量的输入，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分解。人类如果不获取能量，也会（像植物和其他动物一样）死去。同样，除非人类能从自身所处环境中获取能量，否则人类创造的社会也会瓦解。人类群体为了增强对他们所处的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的控制，并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因而不得不增加其能量获取。
然而，单是能量获取不足以衡量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切事物。甚至我所知道的对文明最简化的定义——莱斯利·怀特的 C = E × T （文化=能量×技术），都认为衡量人们对其所获取的能量的使用方式，与衡量能量本身同等重要，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怀特对“技术”的分类太宽泛、太难以量化，所以我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三个参数。
（b）社会组织能力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斯宾塞的分化概念重合，但为了避开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关于定义和衡量尺度的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学来了一招，以社会中最大永久定居点的人口规模，作为对社会组织能力的大致的间接度量。 [11]
这也许看上去像种奇怪的方式。今天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简直是功能失调的噩梦，充斥着犯罪、污秽和疾病。然而历史上的大多数大城市无疑也是如此。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有100万居民。那里也有街头犯罪团伙，时常会导致政府停转；城市人口死亡率过高，以至每个月都不得不容许上千名乡下人移居罗马，以保持人口数量。 [12] 然而尽管罗马有种种邪恶，保持其城市运转的组织能力，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早期社会所远远无法达到的——正如管理像拉各斯（人口约1 100万），或孟买（人口约1 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约2 670万）这样的城市，要求有远高于罗马帝国的组织能力。
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经常将城市化作为评估社会组织能力的大致尺度的原因。有几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计算一个社会中居住在特定规模（一万人是较流行的截断点）的定居点的人口比例，也可以将定居点分成不同的等级，并计算每个社会有多少个等级。然而我选择的办法，是只分别计算东方和西方社会最大永久定居点的人口数量。我选择这种办法，一是，如果我们要将研究一直回溯到公元前14000年的话，就必须使用一些证据，而这种办法看上去最适合于这类证据；二是，我知道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这种办法逊于任何复杂得多的办法。
（c）信息技术是能量消费方面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随着社会发展的推进，人们必然要处理和交流巨量的信息。任何社会如果没有文字和计算系统，都不可能发展得太远。为了发展得更远，要求有越来越成熟的媒介储存和传播信息，要求有专门的机构将读写和计算技能传授给越来越多的人。
（d）战争能力也是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像植物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若想生存，必须竞争和合作。鉴于人类（像蚂蚁和黑猩猩一样）已经发展为一种社会性物种，需要时常将其合作性的行动转为群体针对其他敌对群体的暴力竞争。 [13] 在考古记录中，武器和堡垒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当信息技术达到能够记录细节的阶段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文字资料中，都充斥着对战争和战役的描写。
这四个参数并非合起来就构成了过去16 000年社会发展的总体画面，也没有比联合国的参数（即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想了解的人类发展情况。这些特征的功能非常有限：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有用概览，展示一下我们在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时需要解释的模式。
并不是只有这四个参数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也观察过若干其他可能的参数，包括最大的政治中心的人口规模、科学能力和对于技术能力的更广泛的衡量尺度，但是，没有一个能像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这样，更好地服务于有用参数假设下开列的原则。也就是说，参数中的确有相当大的冗余，说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关联密切的任何参数组合，都可能产生非常近似的一套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