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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九个核心假设，每个假设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讨论。
除非社会发展是可量化的，否则这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已经有好几代历史学家对定量和定性的优缺点进行了争论，我不打算对这些越来越没有结果的争论老调重弹。 [1]
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定量分析就一定比定性分析更客观，无论我们是计算还是描述，都总会出现本能的判断和潜在的武断。第三章至第六章将详细介绍一些在这方面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判断和武断。
也就是说，定量分析的办法应比定性分析更清晰，因为定量迫使分析者专注于这些判定，并要系统地阐明做出某个选择而不是另一选择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争论就将继续陷入打概念仗的泥沼。所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数字指标，以便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直接比较。
尽管没有人找到这句引言的原始出处，但据说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上，应当使事情尽可能地简单，直到不可能更简单为止。”我认为，必须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人类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此而言，也并非所有自称社会科学家的学者都同意。）
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应当是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增加复杂性。无疑有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研究方面，需要能使我们的认知更加复杂、更加精微的方法，为此甚至可以付出使之晦涩难懂的代价，但在讨论“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话题时，一般来说，主要是因为太复杂了，使得中心议题在大量细节中被模糊了，分析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误区。
要设定像“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需要我们先将其分解为更小的、可直接度量的单位。遵照人类发展指数的模式，
在为社会发展的形式下定义时，我试图涵盖全部标准的最小数量的具体参数。任何参数列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挑选出最佳集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集合中增加更多的参数，就将经不起爱因斯坦的简约性的考验，因为那将使事情走向毫无必要的复杂；而如果我们减少参数，那么这份列表就将无法包含定义的全部要素，并将使事情过分简单化。
第一个人类发展指数是在1990年由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设计的，旨在将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国民收入核算转移到人类福祉。 [2] 哈克与阿马蒂亚·森及一个联合国经济学家团队合作，巧妙地设计出了人类发展指数，为联合国开发署的官员们提供了一种单一分数，使他们能够了解各国在促进其居民发挥内在潜力方面的表现。
人类发展指数利用三个指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平（成人识字率占比2/3，大中小学入学率占比1/3），以及生活质量［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联合国开发署经常改变其计算方法，2011年的变动尤为明显，为生成分数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计算器。
人类发展指数因对指标的选择、基础数据的差错、对教育和收入的加权方式、对环保和道德的忽视等原因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3] 然而它仍然被证明极其有用，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人类发展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并不相同，但是要确定一个识别少量的可定量特征的参数这一基本原则方面，两者却是相通的。当然，人类发展指数与我的社会发展指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每个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数都是对一时的快照，不考虑历史变化。人类发展指数可以通过比较同一国家每个年度报告中的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估量该国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但由于其可能得到的最大分值总是1.0，人类发展指数更适合于在图表中标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而不大适合度量其发展水平历经时间长河的变化。
总之，尽管人类发展指数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目标大为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少量的可定量分析的参数能够作为较为宽泛的概念的代表物——是个极好的起点。
在社会科学中，就如何挑选好参数有很多讨论，大多数说法都关注以下六项标准。 [4]
（1）参数必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必须告诉我们一些与我在第一章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有关的情况。
（2）参数必须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例如，我们也许会认为文学和艺术的质量可用于衡量社会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受到文化制约的。
（3）参数必须是相互独立的。例如，我们如果以一国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数量为参数，就不能再以人均财富量为第三个参数了，因为这是前两个参数的产物。
（4）参数必须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当我们回溯几千年前的历史时，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现有的文献证据内容差异很大。特别是对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确可能对一些潜在的有用的参数知之不多。
（5）参数必须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专家们对证据的判断多少是一致的。
（6）参数必须是便于获取的。这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原则，但取得证据的难度越大，计算结果的时间越长，这个参数的用处越小。
对社会发展进行真正的全球考察，尽可能详细地评估世界所有地区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那需要极其大量的工作，对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着实是个阻碍，它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经不起简约性的检验。
“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遥远的古代就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高，还是西方仅在近代异军突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同样详细地调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出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西方将主宰多久》第二章 [5] 中讨论的原因，在最近一次冰期的末期，大约公元前13700年时，“幸运纬度带”（大致为北纬20°~35°的欧亚非大陆和南纬15°至北纬20°的美洲，图2.1）地区中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社会发展开始加速，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
图2.1 幸运纬度带
资料来源：Michele Angel
在过去数百年间，世界上仅有的似乎比较可能与西方匹敌的地区，是那些从美洲核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地区，以及南亚和东亚。这些地区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时，成为潜在的可驯养的动植物聚集最稠密的地区。实际上，自最后一个冰期末期起，唯一在社会发展方面得分高于西方的地区是东亚。因而，遵照简约性原则，我关注东西方的对比。
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不同的学者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西方”这个词，使争论陷入了打概念仗的僵局。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计算，学术界共有不下12种不同的定义，相通之处仅仅是他所谓的“弹性地理”。戴维斯的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结果便是“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6] 。
戴维斯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往往从他们喜欢与西方联系起来的一些价值着手，比如，民主、基督教、科学或自由，再确定一批似乎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然后一本正经地将这些国家与一系列他们认为不享有这些价值的“非西方”国家对比，并就差异提出解释。他们的困境在于，对结论持反对意见的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很简单地将另外一些价值定为西方的精髓，提取另外一些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进行不同的对比，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同样能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做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并非建立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狩猎和采集的谋生手段。 [7] 正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第二章 [8] 中所解释的，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开始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区，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而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在这一地区，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图2.2）。在公元第一个千年，“西方”继续扩张，囊括了今天我们称为欧洲的全部地区；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欧洲人又将“西方”扩展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
图2.2 西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9000—前4000年
同样，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开始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区，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扩张和竞争而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像在西方一样，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000年时，“东方”扩展至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500年时，“东方”又囊括了今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图2.3），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又吸纳了日本。
图2.3 东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6000—前1500年
这种将“东方”“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区的社会的办法，对我来说是常识问题。这样定义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对长期的人类历史采取一贯的概念，避免困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争论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一个社会）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遵照简约性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指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会有很大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度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以至无法度量。
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对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 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250年。最终对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参数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
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里，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 [9] ，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段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宣扬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把近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
[10]
将不相称的地区做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尔提议用他本人创造的更抽象的“文化单位”来取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用于做比较的正式单位的原因）
。因此，以适当的、可比较的时空单位来考察社会发展，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上述定义的整个东方地区和西方地区作为我们的分析单位，尽管这意味着西方的分数，比如说1900年的分数，将把英国的工人、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日工，以及澳大利亚的农场工人归在一起计算。继而我们不得不为整个西方地区计算一个平均的发展分数，然后再对东方做一遍同样的工作，再对历史上每一个更早期的点重复同样的进程。这样做就太复杂了，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违背了对有用参数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而且这样做也许根本是无意义的。当要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会来自比较每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聚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最强烈的相互作用的核心地区。社会发展指数需要衡量和比较这些核心地区内发生的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核心地区发生了极大的迁移和变化（图2.4）。从公元前11000年至约公元1400年，西方的核心地区在地理上非常稳定，一直安于地中海的东端，除了约公元前250—公元250年的500年间，罗马帝国向西扩张，将意大利纳入自己的版图。否则，西方的核心地区就始终维持在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形成的三角形内。自1400年起，这一核心地区不断地向北方和西方迁移，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继而到达西班牙和法国，然后又扩张至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1900年，该核心地区跨越了大西洋。到2000年时，它牢牢地在北美洲扎了根。
图2.4 东方和西方核心地区的迁移
资料来源：Michele Angel
在东方，其核心地区始终保持在最初的黄河—长江地带，一直到1850年。尽管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重心北移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公元500年后又回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公元1400年后再次逐渐北移。到1900年时，该核心地区将日本纳入其中，到2000年时又将中国东南部纳入其中。
至于东方和西方核心地区的确切边界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专家们都有不同见解。表2.1大致标示了我视为核心地区的区域。
表2.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和东方的核心地区
理所当然的是，世上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精确的指数，无论是从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解释“精确”一词，即意味着每一个细节都绝对正确，还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解释，即意味着所有专家都会做出同样的估计，即使他们无法证明这些估计是正确的。在所有历史知识中，我们可以完全确信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专家们能一致同意的更少。因此，如果问我计算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是否正确，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当然是不正确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它们有多不正确？它们是否大错特错，证明了我错误地识别了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形状，意味着我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所做的解释存在致命的缺陷？抑或这些误差实际上都微不足道？
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主要办法。一个办法是假设我犯了系统性错误，普遍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再问：（1）我们需要将分数改变多少，才能使历史看似非常不同，使得《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不再适用？（2）这样的改变是否合理？我将在第七章中回答这些问题。
另一个办法是假设我的错误不是系统性的，高估或低估东方和西方分数的错误都是以随机和不可预知的方式犯下的。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自我修复我打分所基于的证据。我将在第三章至第六章详细说明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