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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的观点，即几乎不可能将人们归类为追求风险或厌恶风险的人。人们总是把这些词挂在嘴边，但当你停下来，用心思考他们的行为时，你就无法真正贴上这些分类标签。同样，在你看来是在冒险的人——比如骑自行车时不戴头盔——只是在以一种至少在他看来是合理的方式行事。如果你不戴头盔，并不是因为你想受伤，你只是喜欢风吹头发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你默认自己不会发生事故（或不会在有头盔法的州被捕）。
但是，“承担风险”的概念在另一个方面被误解了：在采取行动之前，人们很少能对风险进行评估。这并不是说有些事情可以预测、有些事情不可预测，而是说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包括我们对事件的反应。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多年前，我在波士顿参加一个活动，我看到一个男人对一个年轻女孩动手动脚，相当强硬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向一辆汽车。当时我只是推测那个男人是女孩的父亲。但现在，鉴于我们对性侵犯已经如此敏感，我不知道他是否可能是一个加害者，而她可能已经陷入困境。到底是哪个？我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预测、猜测或预感没有什么不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决定也只是一种预测或猜测。我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以为一切都很好。但如果是现在的我，我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至少会考虑干预他的行为。
也许我们认为自己能够预测，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每天都会做出的许多错误预测。我们遭遇的每一次尴尬，都是我们错误预测的一个实例。有多少次，我们在本该拉开商店大门时却推了推，本该伸手到餐具抽屉里拿刀子却掏出了叉子，本该在烘干机里找袜子却半天也没找到。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预测自己的行动会成功，但结果事与愿违。有多少人预测自己永远不会失去力量或记忆力？有多少人预言自己睡得很少也没问题？我们几乎总是错误地预测这些事情。那么，我们能否预测他人的行为呢？我们有多少次在等待一个电话，但电话一直没有打来，或者比预想的晚了一天才打来？
更重要的也许是医疗专业人员的预测。我母亲的医疗团队预测她很快就会去世，因为她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胰腺。由于他们的预测，他们没有锻炼她的四肢，结果她坐着轮椅离开了医院，如我在前言中所述，这对她来说意味着身体虚弱，因此可能导致她最终死亡。癌症消失后，她也是可能感到欣喜和坚强而活下去的——无论我们是否受过医学训练，我们都无法预测到底会是哪种可能。如果医学界接受这一点，那么无论我们的病情如何、年龄多大，我们都会得到治疗，并期望我们能够痊愈。
另一个我们往往对可预测性的幻觉视而不见的原因是我们缺少觉知，这一点比较复杂。例如，想象一下有人向你走来并和你调情，你可能预感到你即将被邀请出去约会。现在，如果你不认为对方是在调情，而是认为对方实际上是在嘲笑你呢？如果问你是否认为对方会打电话约你，你肯定会预测“不会”。想象一下，如果一开始你并不确定对方是在调情还是在嘲笑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可能做出预测。
每种情况和每种行为都可以有多种理解。我们越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就越不会轻易做出预测。因此，我们越是注意到存在多种可能性，就越能接受可预测性的幻觉。反之，当我们以一种单一的方式看待事物时，就很容易忽略我们的错误预测。于是，可预测性的幻觉继续存在。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那个调情的人本来是想打电话的，但被其他事情分散了注意力。换句话说，电话还没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最终不会响。因此，我们假定的预测能力依然完好无损。
尽管大多数人不会轻易承认可预测性是虚幻的，文化中却有许多这方面的暗示。比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警告：“小心你所希望的。”如果愿望实现了，也可能会带来完全意想不到的坏处。同样，我们也会说“意想不到的后果”。
有些人可能会说，预测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有时我们的预测会成真。问题在于，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哪些预测是有价值的，正如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许多研究中发现的那样 [2] ，即使那些“有价值”的预测的发生率与我们的预期相同，我们也不知道结果究竟是好是坏。
我在上初中时，如果一觉醒来发现是雨天，我就不想去上学，因为一下雨，我的头发就会又卷又乱。如果你当时告诉我，长大后我会因为同样的原因爱上雨天，我一定不会相信。现在流行卷发，那就请下大雨吧。预测错误当然不只是孩子的专利。
人生充满预测之外的东西。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惊喜是有可能会拍摄一部关于我的电影。几年前，电影制片人格兰特·沙尔博（Grant Scharbo）与我联系，希望拍摄一部关于我的“逆时针”研究的电影，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让时光倒流”，见证了许多参与者看起来和感觉上都更年轻了的过程。格兰特的妻子吉娜·马修斯（Gina Mathews）将与格兰特一起制作我们的电影，因为她曾经是海伦·亨特（Helen Hunt）主演的《偷听女人心》的制片人之一，我们都认为海伦是扮演我的不二人选。
几周后，我在纽约的肉类加工区（实为一个商业街区）购物。谁知海伦·亨特走了进来。我们都不住在纽约，但我们都出现在这里。我们在试衣间里不期而遇，我羞涩地自我介绍，并向她介绍了这部电影，她比我在银幕上看到的更加迷人和美丽。
海伦·亨特最终没能扮演我。几年过去了，格兰特和吉娜推荐了很多优秀的女演员来扮演我，但出于种种原因，她们都没有拍成。后来他们找到了詹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事情看起来又有了希望。他们安排我与詹妮弗和她的商业伙伴克里斯汀·哈恩（Kristin Hahn）在詹妮弗位于马里布的家中共进午餐。
当我第一次走进去时，大家都很紧张。毕竟我是教授，而她是明星。詹妮弗让我大吃一惊，她简直容光焕发。当我们聊到狗的话题时，她发现一本杂志上有她和她的狗的合影，在照片里她摆出了一个挑衅的姿势，这让她感到十分尴尬。她的尴尬给了我安慰，这让她显得非常真实，我喜欢这样的她。如果事先问我，我肯定不会想到真实是女演员的特征。对我来说，真实是我最珍贵的一面，而她也同样真实，又或者说她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以至我无法分辨她是在表演还是这就是真实的她，不过这并不重要。他们都坐在我周围的地板上，而我则滔滔不绝，这和我最好的研讨会一样好。
我们共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谈话轻松愉快、酒香四溢。然而，用餐结束后，詹妮弗显得有些紧张。她尴尬地宣布她要出去抽根烟，我站起来说我也要去。她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我说：“这是件肮脏的事，但总得有人去做。”她说：“是啊，我讨厌放弃的人。”我们离开桌子去了露台，亲密无间。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被拍出来。到目前为止，很多年过去了，电影还没有拍成。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我生活在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里，转角处总会有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