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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海明威喜欢讲一个关于西班牙内战中一场混战的故事。指挥官命令林肯军团志愿军隐蔽以躲避敌人的炮火。一位名叫威廉·派克的士兵没有躲避，结果他发现了敌人的准确位置。这对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派克也因此获得了一枚勇敢勋章。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躲避时，他回答说：“我听力不好，所以没有听到命令。”换句话说，他没有（在他知道的情况下）冒险，即使其他人都认定这一点。
我们对影响他人的情境力量视而不见，却过于轻易地将稳定的倾向归因于他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我们评判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方式。如果你走近垃圾桶，我可能会认为你很笨拙。既然你知道自己并不总是走近垃圾桶，那么你就会寻求更细微的解释：也许你正陷入沉思，也许是你在用手机发短信。个人会倾向于用讨人喜欢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搞砸了，那不是我们的错，只是当时的具体情况的问题。
不过，我对行为者/观察者差异的更进一步理解是，简单地说，我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道理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做。这就意味着，理解他人的关键任务是试图找出他们的观点。这与评判无关，而是彻底的换位思考。
请看我每年在决策课程中使用的这个情景：
想象一下，我们在围场里，20匹马向我们飞奔而来。为了安全起见，你们都跑开了。但我没有动，而是待在原地。
我让学生们解释我的行为，他们通常会认为我一定是得了妄想症。这时，我就会提醒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他们认为马会伤害他们，而我却认为马是来迎接我的，所以我很高兴地待在原地（假设我在马场工作过，知道冲过来的马会避开静止不动的人）。如果我认为自己有危险，我也会跑。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对某种情况的理解相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可能相似。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对任何特定情况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即使是像20匹马向你冲来这样看似简单的情况。如果我的反应与你的反应不同，我并不是否认你的反应，我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有趣的是，如果我设置不同的情境，让我的学生想象他们都留在原地，而我远远地跑离马群，他们反而会认为我是个懦夫。
我读本科时，曾写过程序文本作为行为实验分析课的期末论文。程序文本就是以非常小的步骤提供教学材料，并在过程中设置问题进行自我测试。这是一篇极不寻常的期末论文，我的教授称赞我“无所顾忌”。同样，这也是不应该得到的称赞。我没有告诉自己写这篇文章有风险，我觉得会很有趣，所以就写了。如果我知道这需要无所顾忌，我可能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写一篇“论文”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的统计学教授盖伊·斯诺德格拉斯（Gay Snodgrass）聘请我担任研究助理。当我想出一个她没有想到的点子时，她对我刮目相看，说我“很有创造力”。在此之前，我从未把自己看作有创造力的人。对我来说，那指的是那些会画画或演奏乐器的孩子。
现在，我被允许加入他们的行列。实际上是双重许可——我足够“无所顾忌”，而且显然“很有创造力”。当然，如果第一位教授认为我对他所留作业的反应是“恼人的”，或者我在统计学上的“创新”被贴上“牵强附会”的标签，我可能永远也不会享受到这种新的自我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批评，会让我更加小心谨慎。
有大量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身份对我们的风险感知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埃里卡·卡兰萨（Erica Carranza）和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的一项研究中 [1] ，科学家们发现，激活人们的政治身份，只需问几个他们投票给谁的问题——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更有可能选择标有“保守派”的投资选项，而在这些选项未被标记时则不会这样做。尽管科学家们通常认为我们的风险偏好是稳定的，但这项研究提醒我们，激活我们的“保守”政治身份也会让保守的投资更有吸引力。
标签不仅仅是标签，它们还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当别人给我们贴标签时，我们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以无意识地接受它，无意识地拒绝它，或者认真地思考它。如果你无意识地回应，就不会有任何成长，你只会一如既往地停留在陈旧的分类中。然而，认真评估标签意味着我们不只是考虑标签的真实性，相反，我们考虑的是标签的效用，以及它能让我们了解自己。当盖伊·斯诺德格拉斯称我为“很有创造力”的人时，我本可以轻易地拒绝这个标签，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自我认知，但我决定探索这个标签，培养自己的创造力。这已经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决定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