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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冒险的文献浩如烟海。人们普遍认为，有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因为这些事情本身风险太大，或者不值得我们去冒险。这种信念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质疑它。
但我认为，“冒险”的概念被误解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当我对成功的期望超过你的期望时，你会认为我是一个冒险者。然而，如果你相信我的行为会成功，那么你的行为可能就会和我的一样。换句话说，冒险实际上是一种观察者现象。“冒险者”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即使同样的行为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释的。我猜那些电台制作人认为我拒绝他们的邀请是疯了，为什么一个初级教员会拒绝成名的机会呢？然而，对我来说，名利并不值得我冒着潜在的学术生涯风险去争取。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说明风险是完全主观的：我秘密结婚。现在回想起来，其他人会认为我出于种种原因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冒险意味着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及其潜在的代价。而我从未考虑过代价，我甚至没有考虑过其他选择。吉恩和我——两个在寺庙舞会上相识的无神论者——想要结婚，于是我们结婚了。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悲观，但婚姻总是包含着一定程度的非理性乐观。毕竟，如果我们理性地考虑统计数据——美国有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们可能会避免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但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我们不会考虑这些数据。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没有离婚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爱将会天长地久。
结婚最初是吉恩的主意。他有个朋友的女朋友怀孕了，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们证婚的人。我们想，如果能让同一个人为我们证婚，一定会非常浪漫。在我们决定行动的那天，我凌晨三点起床给我父母留了张纸条：“刚走，回头见。”我们从扬克斯一直开到华盛顿特区，寻找为吉恩的朋友证婚的人。唉，我们没有成功，在没有人怀疑我们的消失之前回到了家。
但我们下定决心要结婚，于是我们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合法结婚了。我们做了必要的验血。我总是小心翼翼，确保自己穿戴整齐，这样我的父母就不会看到盖在我抽血处的创可贴，因为验过血足以让他们知道我结婚了。
在市政厅，我们被宣布结为夫妻后，我得到了一盒家用产品。我不忍心拒绝或把它们扔掉，于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母亲我刚收到了一堆洗涤剂样品，这样她以后就不会问我从哪里买的了（我不想冒这个险！）。那天晚些时候，我还随口向妈妈要了邮箱钥匙——我住在家里，所以我需要确保我能在我父母收到寄给莫斯特太太（现在是我的真名）的邮件之前拿到邮件。
吉恩和我确信我们的秘密是安全的。几年后，我们再次公开结婚——我只是配合母亲的派对计划，保持沉默。不过，在第二次婚礼之前，我和吉恩都同意向母亲承认我们已经结过婚了。在分享了我们的秘密后的某个时刻，我显然在两位母亲面前犯了一个露骨的错误——提到了第一次结婚。吉恩的母亲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了，我妈妈也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了，我知道我妈妈知道，他妈妈也知道对方知道。所以，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所有人知道——但当我提到这件事时，每个人都瞪了我一眼，明确表示我不能冒险让已经知道的人发现。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想通过欺瞒来避免什么，我只知道，把我们的结婚选择视为冒险的后果是让我们彼此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