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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愚者的教科书、智者的指引。年轻人知道规则，但老人知道例外。”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规则固然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们应该指导而不是约束我们的行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规则”的制定和遵守，然后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无觉知地遵守规则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的问题。
举个简单、低风险的例子。我已经画了几十年的画，虽然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当我开始画画时，我根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画画需要规则。如果我知道的话，我想我就会采取不同的绘画技巧。当我走进一家艺术用品商店，看到标签上标明使用哪种画笔可以达到哪种效果时，我觉得很好笑：好像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和一种错误的方法，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一样。我有时会剪掉画笔的毛，以获得新奇的效果。我想，正是这种独创性——创造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愿望——让我的画作变得有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如果我墨守成规，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新奇感。
同样的态度也决定了我的艺术风格。我最初的画作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男孩在远处的山顶上拿着杂货，前景是一位坐在长椅上的妇女。画完后，我拿给几个朋友看。一个人评论我的“错误”，说远处的男孩太大了，透视完全错了。我尽心尽力地试图“修正”，把男孩缩小，让他看起来更逼真。但后来我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瑕疵，这幅画才值得一看。
生活就像艺术：虽然我们倾向于赞扬遵守规则者，但我认为打破常规往往是必要的。我们常常无意识地遵守规则：我们买“正确”的画笔，穿“正确”的衣服，问“适当”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用心去对待规则时，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武断的，没有任何意义。你不需要使用那支画笔，也不需要遵守透视规则。这是你的画，这是你的生活。
你可能会说，画笔可以这样，但健康就不行了。的确，在我们的健康问题上，有些人不愿意质疑医生或研究人员制定的规则——我们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的权威呢？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许多健康规则是在某些医学进步之前为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制定的，并没有考虑我们彼此间有多么大的差异以及我们自身的不断变化。例如，多年前药物主要在年轻男性身上进行测试。这种测试可以获得有关药物对年轻男性影响的良好数据，但对老年女性来说却往往存在问题，因为她们的生理结构不同：药物在成熟女性体内的停留时间更长。现在，开处方的医生在确定剂量时会适当考虑年龄、体重和性别的差异。
在大多数医院，探视者应该在晚上7点离开医院。这条规定是根据什么数据制定的？我告诉我母亲的护士，只要我母亲希望我留下来，我就会留下来。对我来说，她比他们的规定更重要。他们有三个选择：改变规则，或者当我在那里时视而不见，或者处理每次要求我离开时造成的骚乱。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当他们制定“7点规则”时，也许他们认为这对病人最好、对员工最好。但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社会支持对人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因此也许这一规定需要被质疑。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规则，即使这些规则是武断的、阻碍我们前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由我们强加给自己的标签决定的。在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罗塞尔·法齐奥（Russell Fazio）和他的同事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让他们思考自己是内向的（例如，“你什么时候在社交聚会上感到压力？”）还是外向的（例如，“在你参加的哪个聚会上你玩得最开心？”） [1] 。随后，他们接受了一个被称为“内向/外向性格量表”的简短测试。那些被问到外向性格诱导问题的人认为自己更外向了，而那些被问到内向性格诱导问题的人则认为自己更内向。其他研究表明，向老年人灌输有关衰老的负面刻板印象会导致他们在记忆测试中表现更差 [2] 。巧妙地提醒女性自己的性别，会让她们对其他女性的数学能力产生更多的刻板印象 [3] 。
好消息是，事实并非如此。请看我和我过去的一位研究生克里斯泰勒·恩格努门（Christelle Ngnoumen）一起进行的研究。我们对“觉知”——本质上是“注意”的过程——是否能减少规则和标签的限制作用很感兴趣 [4] 。为此，我们使用了内隐联想测验（IAT），该测验基于我的同事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和马扎林·贝纳基（Mahzarin Banaji）的研究成果。内隐联想测验评估人们是否会在概念之间产生潜意识联想 [5] 。在测试中，人们被要求对图像和概念进行分类，并测量他们完成分类所需的时间。他们的研究表明，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将“白色”与“好”联系在一起，将“黑色”与“坏”联系在一起，那么当他被要求对暗示相反的图像（即“白色”是坏的，“黑色”是好的）进行排序时，他的反应速度就会变慢。这些不同的反应时间揭示了隐性偏见。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要求参与者将照片分类堆放，并指导他们自己为这些堆放的照片选择类别。但是，在进行内隐联想测验之前，我们给了一些参与者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意识地接触“外群体”成员（例如，与他们没有明显共同特征的人）的照片。如果有人漫不经心地整理图片，他们很可能会默认种族、性别和民族这些明显的类别，因为这些是最容易贴上的标签。非裔美国人在这一堆，白人在那一堆；男人在这一堆，女人在另一堆。然而，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我们要求人们按照新的心理类别进行分类，比如每个人看起来的社交能力如何，或者他或她是否在微笑。我们还要求这些参与者自己形成两个新的类别。
这种简短的干预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当人们有觉知地使用标签时——当他们打破通常的分类规则时——他们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内隐种族偏见减少了一半。在另一项实验中，白人参与者在受到事先的提醒后，表现出了更多的同理心；在干预之后，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倾听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的故事。
这种觉知干预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迫使我们注意到我们之间令人惊讶的差异，这些差异打破了通常的刻板印象。因此，我们开始把人看成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容易归类的群体成员。我们会忽略自己贴上的标签，以及标签所暗示的限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对群体外成员的注意来减少偏见，而且我相信我们还可以通过增加对群体内成员的歧视来减少对群体外成员的偏见。换句话说，通过让人们注意到同类之间的差异，他们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而群体外的差异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大了。正如注意到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一样，注意到被认为相似的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是觉知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