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母亲在她56岁那年被诊断出乳腺癌。癌细胞已经侵占了她的身体，医生警告说，等待她的治疗将是复杂而残酷的。一开始，疾病的预后就不容乐观。从最初在腋下发现肿块到癌细胞扩散到胰腺，她与癌症的抗争过程非常艰难，看到这些的我也很难受。

医生说，她最多只能活几个月了，这就是她生命的结局。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试图让她打起精神，假装噩梦会过去。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我有“乐观主义强迫症”，当然，这也许只是对我在否认事实的一种礼貌的说法（但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点稍后再谈）。

然后，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的癌症消失了。

起初，我们都很高兴。但我很快意识到治疗已经对她造成了伤害，因为医生认为她不可能痊愈，所以并不关心她患癌后的生活。住院期间她没有锻炼四肢，因此回到家后她仍然虚弱得无法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这让她觉得自己更不健康了。

人们对待她的态度也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母亲的康复证明了她的坚强，然而其他人却被她持续的虚弱所影响。在他们眼里，她还在生病，还在苟延残喘。他们认为癌症会复发，过不了多久我的母亲就会回到医院。他们是对的，她的癌症不到9个月就复发了，她再次陷入昏迷，去世时只有57岁。

多年来，癌症治疗确实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癌症是一种慢性疾病，而不是50年前那种可怕的、难以启齿的疾病。现在，许多肿瘤病房甚至配备了营养师和社工，以满足患者的情绪需求。但是，许多事情仍然没有改变：癌症仍然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疾病，人的心理并不像医疗干预措施那样重要。然而，诊断虽然有用，却只能将注意力引向生活的一小部分。环境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反应，但往往会被医学界和我们自己忽视。

我可以看到这对我母亲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看到医学世界夺走了她的控制感，让她感到恶心和虚弱；我看到即使她的肿瘤已经消失，大家还是认为她病着；我看到了诊断结果如何成为一个标签，决定了医生、护士和医院外的人对待她的方式。我的母亲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活泼美丽的女人了。现在，她是一个无助的癌症患者，焦急地等待着医学界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母亲罹患癌症的经历让我相信，我们目前对待健康的方式实际上可能会让我们病得更重。对她患病根源的思考成为我科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并深刻地影响了我之后几十年关于“觉知” ^[1] 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工作时，“觉知”这个词就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2] ——打开报纸、杂志，甚至听访谈时，人们很难不使用“正念”这个词。这种用法大多将“正念”描述为一种纯粹的心理状态，通常与冥想练习有关。但是，正如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展示的那样，觉知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即主动注意事物的变化，无须冥想。当我们保持觉知时，我们会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会发现我们并不了解自以为了解的事情。一切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有趣，并具有潜在的实用性。

但重要的是，我使用的“觉知”一词也指身体的一种状态。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的心理可能是决定我们健康的最重要因素。我所说的身心和谐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健康。我认为心理和身体是一个系统，人的每一个变化本质上都同时是心理层面（如认知变化）和身体层面（如激素、神经、行为）的变化。当我们敞开心扉，接受这种身心合一的理念时，许多控制健康的新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觉知的力量，达到身心合一。

我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主要研究身心合一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这不是一个分析化学物质之类的实验室，而只是一个房间（现在经常是网络上的会议室），我的学生、博士后和其他感兴趣的教师在这里聚会，探索不同寻常的想法。40多年前，我和实验室的成员在我的逆时针研究中首次测试了身心合一的想法 ^[3] 。在那次实验中，一些老人像年轻时的自己一样生活了一周。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经过改造的疗养院里，让他们感觉时间倒流回了20年前。从茶几上的杂志到唱片机旁的唱片，从厨房橱柜里的碗碟到老式盒式电视机上的节目（录像带），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觉这是一个更早的时代，屋子里的人都更年轻。我们还要求他们表现得像年轻时的自己，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年长的人和行动不便的人，也必须自己提着行李走上台阶，进入自己的房间，也许这意味着他们一次只能拿一件衬衫而不是一整件行李。这种“时光机器”式的生活——把自己想象成年轻时的自己——产生了惊人的效果。这些人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视力、听力、体力甚至外貌都得到了改善。

这些发现与当时流行的身心二元论观点和人们认为的更正确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不相信这些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个实验以及实验结果如此简洁地证明了身心合一观点的正确性，这让我非常振奋，因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探索这个概念。我大胆地测试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看似极端的假设，从我们的心理如何让我们感冒，到它们如何控制我们的胰岛素水平和睡眠时间，再到它们如何为许多慢性疾病提供心理治疗方法。

我所有工作的目标始终是找出心理对我们的健康有多么重要，并将身体的控制权交还给我们自己。我致力于证明，心理是身体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简单的干预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我在注意症状可变性方面的研究，我已经证明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病和慢性疼痛等慢性疾病可以通过心理干预得到改善。

在下文中，我会对这种想法进行解读。但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进而改变我们的身体，首先需要澄清一些误解。为此，第1~5章将讨论我认为有关规则、风险、预测、决策和社会比较的基础性问题。如果我们能接受一种对这些概念的新看法，我们就能变得更有思想、更自信、更有力量。我的工作表明，当我们的思维发生这些转变时，我们与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就会改善，我们的压力也会减轻，这一切都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健康。

第6章、第7章和第8章探讨了我们的健康和幸福的多种可能性——我们以前对这些可能性视而不见。这些章节以我本人和其他人的身心研究为基础，为我们描绘了一条通往不同生活方式的道路——拥有可觉知的身体，恢复我们因旧有思维方式而失去的健康。

我在“可觉知的身体”方面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有时甚至是离奇的转折。我没有忽视它们，而是努力去理解它们，这促使我开始探索觉知的传染等问题。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看到的，我对这一主题的早期研究表明，只要与有觉知的人在一起，我们自己的觉知能力就会增强，这对酗酒者甚至是那些有觉知的人都有影响。我还相信，未来有可能创造一个觉知乌托邦，想象未来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当下。

在本书中，我希望让你明白，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事实上，让我们每个人更健康可能就在一念之间。

[1] mindfulness，多数情境下被翻译为“正念”“专念”，本书依作者原意译为“觉知”。

[2] Langer, Ellen J. Mindfulness . Addison-Wesley/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89.

[3] Langer, Ellen J. Counterclockwise: Mindful health and the power of possibility .Ballantine Book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