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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认为，才能、技能以及物质财富都是“正态分布”的。也就是说，有些人拥有很多，大多数人拥有一般数量，而有些人则拥有很少。例如，如果我们给人做智商测试，把他们的分数画在图表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钟形，这就是所谓的分数正态分布。少数人的智商很高，大多数人的智商一般，分数接近中间值（即平均值），少数人的分数很低。无论你谈论的是智力、美貌、自制力还是善良，我们都假定这些品质在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一小部分人拥有很多，我们大多数人拥有平均值，而一小部分人拥有很少。
健康状况是否呈正态分布？在我看来，将健康视为一种随机分布的静态状况是愚蠢的。然而，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健康的。显然，我们的健康状况可能改善、可能恶化。这不是随机的，也不是正态分布的。当我们认为一小部分人会非常健康，而另一部分人注定会生病时，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平等地拥有健康的身体。
然而，“匮乏”的概念仍然无处不在。其基本信念是，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有才能、智慧、美貌等。我们称其为正态分布是有原因的——好像不可能有其他方式。如果事物不需要被视为匮乏，那么为什么这种神话会持续存在呢？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谁从匮乏中获益？”如果有足够多的财富、我们每个人都能同样富裕，那么我们中的某些人怎么会被视为比其他人更优秀呢？要想名列前茅，就必须有人垫底。如果每个人都得了A，我怎么会被视为班里最聪明的人呢？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地位高，享受这种地位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技能。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资格，那么就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换句话说，为了保持较高的地位，我们创造了使我们保持这种地位的标准和尺度。
要对抗匮乏性假设和正态分布并不容易。如果我有“有限”的资源可以分配，比如一封赞不绝口的推荐信，我会把它给那些在我的课堂上获得A的学生，而很少去反思是什么决定了某一年的成绩。我的“决策制定”研讨会碰巧培养出了一些出色的学生，因此有些时候他们都应该得A，而我也都给了他们A。我供职的大学发现这一点后，我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份打印件，上面显示了每个被我评为A的学生在其他课程中的表现，表明我的成绩是个异常值。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每个学生都很聪明是有压力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取消分数或考试，因为我反对我们对待成绩的方式：将其视为衡量成功的不可侵犯的标准。
当然，有些资源是有限的。举个例子，试想一下，一个大学系里有3个研究生名额，而申请者有50人。系里必须根据事先确定的标准来决定谁最有资格。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标准。毕竟，制定标准的人也是人，就像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的规则一样，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除了试图建立客观标准的固有缺陷，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明年我们有50个名额，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制定标准的过程是客观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仍然会使用原来的标准来选拔学生，并且会留下一些空缺名额，而不是对标准提出疑问。
当我们没有认识到原始标准的任意性时，我们就不会寻求更有觉知的解决方案。相信既定的标准会让我们更容易做出决定，并相信制定标准的逻辑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换句话说，因为我们过去是根据特定的标准来选择研究生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继续选择研究生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成绩很差，她或他很可能会被拒之门外，但如果一个人成绩很差，同时却是一篇已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我们当然也可以为他或她寻找理由。
再举一个例子。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是镇上棒球少年联盟的教练。每个赛季，他都会先让我朝某个方向击球，看我能不能控制好挥杆；他击打飞球，看我在外场接球的能力如何；他在内场击打滚地球给我，看我能否接住。我的年龄和棒球天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就用这个标准来评估新一批参加选拔的男孩。那些和我表现一样好的男孩可以入队。当然，我不能入队，因为那时的少年棒球联盟只适合男孩。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种惯例的随意性感到惊讶，但在当时，我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女孩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就是这样。
还有一次，在荣誉高中的英语课上，我选择写一篇关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论文。老师在还不知道我对这个题目的回答的情况下，就贬低了我的选择。在她看来，有些题目值得写，有些题目不值得写。我改写埃兹拉·庞德后，她同意了我的决定。我想，哪位诗人的诗表面上越难懂，她就越尊重那位诗人。
我在工作中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实验和研究结果常常被认为简单得不像真的，而我坚持认为让事情看起来简单很难。我们怎么会认为复杂和困难等于思维质量高，而简单意味着思维质量低呢？想想爱因斯坦创造的“简单”公式E=MC 2 。
天赋、能力、智力以及友善和慷慨等个人特征通常也被视为呈“正态分布”。一旦我们知道了自己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我们就会轻率地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从不质疑是谁选择了这些标准，如果是其他人做出选择，或者同样的人选择了不同的标准，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音乐天赋在人们眼中肯定是有限的。初中时，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选一首歌在全班同学面前唱，我选了一首叫《哦，我的爸爸》的歌，虽然我努力地练习，但还是对唱歌这件事感到胆战心惊。我被告知唱歌不走调，但不能持续唱太久。每个学生依次站起来唱，快到我了。排在我前面的同学唱歌走调，但老师对她很友善，训斥了全班的哼唱声。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首先受到她的批评：如果她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友善，那她就无法达成这次练习隐含的目的——说明我们的音乐能力参差不齐。不幸的是，我猜对了。她明确指出，我不属于班上有天赋的孩子。这并不完全是羞辱，但也并不有趣。当我比较东方的调性音乐和无调性音乐，或者考虑到莱昂纳德·科恩和鲍勃·迪伦这样的歌手，他们的说唱让音质变得不那么重要时，我再次质疑用来鉴别天赋的标准。不止我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大卫·鲍伊（David Bowie）曾为鲍勃·迪伦写过一首歌，说他的声音就像沙子和胶水。
我们的语言中普遍存在资源有限的假设。每次听到这种说法，都会引起我的注意。假如我约好友一起吃晚饭，她打电话给我说：“我差不多要走了，但我得先去洗个澡。”我通常会回答：“不，来我这儿洗吧。”而其他的时候，她可能会告诉我她才刚刚吃午饭。多年来，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语言习惯。我在想，如果他们是在富足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是否还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宣布自己的所有权。正如丁尼生所写的那样，“围墙并不能困住我的心”。当你生活在一个匮乏的世界里时，你会花很多时间担心匮乏的资源；而在一个充裕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思考更多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