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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曾和其他学生一起玩过扑克牌游戏，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几乎所有的纸牌游戏一样，牌是按顺时针方向发给每个玩家的。一天晚上，发牌员在发牌时跳过了一个人。意识到错误后，她把下一张牌给了被忽略的人。人们立即反对，大喊“错了！错了！”。请记住，牌是面朝下发的。这就好像其中一个玩家拥有了那张谁也没看到的牌，而因为它在另一个玩家手里，现在所有的牌都会被打乱。发牌员试图纠正错误的方式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我的大多数同事看来却并非如此，尽管他们总体上是一群非常理性的科学家。
我在拉斯维加斯也看到过同样的情况，人们守着他们的“热门”老虎机，甚至与它们进行亲密的讨论。他们似乎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拉动拉杆、对着老虎机甜言蜜语来控制机会。
这让我开始思考他们的“控制幻觉”，于是我决定进行一系列实验来记录这种幻觉 [3] 。其中一个实验是研究人们如何玩彩票，我们制作了两种彩票：一种是我们熟悉的字母表中的字母，另一种是我们不熟悉的符号。然后，我们允许一些参与者选择彩票，尽管在我们可以控制的情况下选择很重要，但在彩票抽奖中，选择并不重要。彩票的随机性应该会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选择哪种彩票是没有意义的。
人们拿到彩票后，我让他们有机会换取另一种赔率更高的彩票，结果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选中的彩票上有一个熟悉的英文字母，那么想保留它的人是其他人的四倍多。请记住，即使要交换彩票的赔率更高，人们的偏好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控制幻觉还能让人们相信，即使在偶然游戏等我们知道并不重要的情况下，熟悉感也是有意义的。当然，在技巧很重要的游戏中，经验和练习可以改善结果；而在偶然性任务中，练习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沉迷于老虎机并不能提高你获得奖金的机会。然而，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对运气游戏更有经验的人也更有信心在游戏中取得成功。
于是我就想知道，人们除了买彩票，是否还能在没有主动参与偶然事件的情况下激发自信。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利用扬克斯赛马场举行了一次抽奖活动，在该活动中缴纳入场费就会自动加入抽奖活动。我们在第一场、第五场和第九场比赛开始前20分钟与人们接触，向他们发放一份问卷，评估他们对中奖的信心。他们持有彩票的时间越长，思考彩票的机会越多，就越有信心中奖。
我在一次办公室抽奖活动中再次测试了这一点，有些人在一天内就拿到了包含一组完整号码的彩票，其他人则是连续三天收到彩票号码，因此他们至少要考虑三次彩票问题。当他们再一次被问及是否愿意用自己的彩票去换一张赔率更高的彩票时，那些至少要考虑三次彩票的人拒绝交换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一倍，即使交换会使他们更有可能中奖。
本系列的另一项研究探讨了控制幻觉对竞争的影响。在技巧性比赛中，比如摔跤比赛，你的竞争对手确实很重要。与体重较轻或技术较差的人摔跤会更容易，就像一盘棋的胜负取决于你的对手是国际象棋大师还是新手一样。然而，在这项研究中，人们对抽高牌的结果下注，作为一种偶然性游戏，参与者的能力并不是主要问题。一些玩家与一位迷人、潇洒、自信的竞争对手配对，另一些玩家则与一位穿着大号夹克、笨拙、紧张的竞争对手配对。不出所料，尽管技巧对比赛没有影响，但人们还是对那位被认为是无能的、笨蛋的对手下了更大的赌注。
这些关于控制幻觉的研究是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主题。当时，心理学家认为，正常、健康的人都是理性的主体。在做出选择时，他们假定人们会仔细比较各种选择，并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的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会因为控制幻觉而拒绝更好的赌注。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样，必须在教师委员会面前进行论文答辩。我的博士答辩以典型的方式开始：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然后由委员会提问。刚开始一切顺利，然后委员会中的一位教授表达了一些疑虑。我尽力回应了他的话，然后问他是否在暗示我的工作存在漏洞。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是，他说没有漏洞。“事实上，”他说，“我觉得研究间没有关联。”他不明白所有的研究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与他争论不休。毫不奇怪，我受到了打击，但我还是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
当时，我也无法预测这些研究的未来影响力。我不知道这些研究会被引用成千上万次，并帮助推翻人类理性的模式。
这再次证明，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