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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总统大选中，一个大而空的观念与众多有价值的小观念在一比高下。这个大而空的观念构成了鲍勃·多尔减税计划的核心：人们理应把收入中的更大份额留下来。然而，并不见得是理应如此。首先，还有预算赤字，大众需求也尚未得到满足，政府需要钱。其次，与其他工业民主政体的公民相比，美国人所缴的税在其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算是小的了。最后，在多尔的承诺中，除了减税就没有更高的目标了，他显然违背了自己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的信誓旦旦，说总统们应该以道德考虑为先，以物质考虑为后。多尔有时也想抬高减税的道德地位，认为过重的税额有损于自由。但并不见得每人将区区数百美元转入私人消费，就一定能够使美国人变得更自由。
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并没有大观念，有的只是成堆的小观念——志愿者扫盲计划，职业培训券，禁用可穿透防弹背心的子弹，新的控烟措施，立法禁止强迫妇女在分娩后48小时内出产房，采取措施减少拨打911时的忙音。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它们并没有归结为一个治国理念。克林顿认定，他打选战不需要那样一个东西；他大概是做对了。
多尔的竞选最失败的地方在于：他让克林顿如鱼得水，他替克林顿免除了挑战，使得他不用再去检讨进步主义政治，不用去对付那些迟早会改变美国政治辩论的力量。如果帕特·布坎南获得了共和党提名，那么克林顿就不得不去应付那些因工作性质改变、传统共同体沦丧、全球市场兴起、国家主权削弱所带来的忧虑。然而，克林顿所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共和党人，其政治想象力深陷于困乏的政党政治的老套套之中，所以他可以牢牢抓住惯常的要点，而不必顾忌那些隐现在边缘的大问题。尽管克林顿总统口口声声说要架设通往21世纪的桥梁，但就本届选举而言，他日倘若尚未被人遗忘，人们对它的印象将是：它并非美国政治新时代的开端，而是旧时代的隐约回响。 50
能对21世纪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一场选举，恐怕要等十几年之后才会到来。唯有当人们为形势所迫，找到了办法来解释新的生存环境之后，激励一个时代的那些问题才会浮出水面。“架桥通往”20世纪的那场选举，到1912年才出现。当时是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与接着代表公麋党（进步党）的西奥多·罗斯福一起阐述了大观念，从而塑造了20世纪的政治。
他们的困境与我们的类似。那时就跟现在一样，经济生活的规模与政治共同体的言辞难以协调。铁路、电话、电报线和日报等跨越了地方的界限，使人们得以接触到远方的事件。全国市场和复杂的工业体系使得工人和消费者彼此依赖。但已经习惯于在小共同体中讨生活的美国人，却在难以掌控的力量面前深感无力。分散化的政治体制原是为农夫和店主设计的，在大公司的力量面前捉襟见肘。
这种以地方为根基的民主体制，怎么才能管理全国规模的经济呢？这一问题使威尔逊与罗斯福分道扬镳。威尔逊主张打破垄断，使经济力量分散化，这样，地方性的政治单位也能够让经济力量担负应有的责任。威尔逊声称，大企业已经变得“比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更加集中”。大公司的预算比州的预算还要高，“而且，就对各类人民共同体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而言，它们似乎比整个联邦还要大”。在威尔逊看来，仅仅接受和管控垄断力量，是一种投降。他质问道：“难道我们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就连美国总统也要在巨资面前脱下帽子，说，‘您是我们无法抗拒的主子，而我们要知道的是怎样才能精益求精’？” 51
而西奥多·罗斯福则认为，大企业是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恢复19世纪的分散化经济。在他看来，对抗全国性经济力量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全国性民主机构的力量。对付大企业的办法就是大政府。罗斯福要用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来抗衡全国性的经济力量。但他同时又认为，全国性民主体制所需要的不仅是政府的集权，而且是政治的国家化。政治共同体必须重组为全国性质的共同体。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力图在美国人中间激发出“真正的、持久的道德复兴”，并树立起一种新的国民身份意识。
威尔逊赢得了选举，而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却赢得了未来。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甚至到里根和金里奇的时代，国家化计划都在为美国政治辩论提供动力和目标——不管是意欲拓展联邦政府职责的自由派，还是想要限制联邦政府的保守派，都从中汲取力量。
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困境，与20世纪初美国人所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今天与当时一样，新式的商业和通信跨越了政治的疆界，它们既编织了相互依赖的网络，又破坏了人们熟悉的共同体。当时有铁路、电报线路和全国市场，如今我们有虚拟空间、CNN和全球市场——这些手段将远距离的人们联结在了一起，却没有让他们成为邻居、公民同胞或有共同事业的伙伴。经济生活的规模再次超出了现存民主制度的范围。因此，我们的政治笼罩着一重困乏感，我们忧心如焚，怀疑两党还能不能在消解时代焦虑方面大有作为。 52
我们今天辩论的问题，与当年威尔逊和罗斯福最关注的问题并无相似之处，可见我们的政治有多贫乏。民主在全球经济框架内还有没有可能？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关贸总协定（GATT），再到国际法庭，这些新兴的国际机构怎么能够激发对于邻人和国家的忠诚？如果公民美德必须在离家近的地方（学校、教堂或工作场所）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那么，这些共同体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在全球规模上行使公民权利的能力？通往21世纪的桥梁，不可能用一大堆小答案来构筑，而应该用几个大问题来架设。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