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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于1988年美国总统初选期间酝酿成文。这一年，迈克尔·杜卡基斯赢得了民主党提名，后在大选中被乔治·H.W.布什击败。
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党深得新政自由主义公共哲学的支持。民主、共和两党人士围绕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围绕着国家在基本需求的集体满足方面所担负的职责而争论不休。民主党人显然占了上风。1932—1964年，除艾森豪威尔外，历届当选的总统皆是民主党人。
最终，共和党人不再抨击福利国家，而是声称自己能够将国家管理得更好。然而，辩论的言辞以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含义，依然脱不开新政议程的定规。自由派支持联邦政府在国内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保守派则反其道而行之。
两种方案彼此的消长形成了美国政治的节律。小阿瑟·施莱辛格曾经写道，美国政治从活跃到沉寂再到活跃，如此循环往复。因为，进步需要激情，而激情却难以持久，所以当自由主义一届届往前推进之时，总会插入保守主义的间歇，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舞台。 35
继共和党人踌躇满志的20世纪20年代之后，迎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激情岁月，然后便又回到艾森豪威尔的疲软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铺垫，便又有了蓬勃的政治事业，肯尼迪呼吁“重振国家”，然后步入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到20世纪60年代末，困顿、纷乱的国家终于瘫倒在了尼克松的窘迫怀抱之中。
对政治钟摆的这番描述，说明了民主党为何在近些年显赫一时。虽然美国两党各有其特殊使命——民主党人改革，共和党人休整——但是，根据这种说法，民主党是道德提升和政治发展的主力军，它也确实当了半个世纪的主力军。正是民主党一手塑造了福利国家，而20世纪60年代的大问题（民权运动和越战），也是在民主党内部而非两党之间得以解决的。
若是严守着美国政治的轮回，1988年本应该是民主党的年头。若是这个世界全然朝习惯思维的方向走，罗纳德·里根的8年任期之后，美国就该迎接改革了。
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轮回已停，模式已破。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政议程已经过时。其所酝酿的二元轮替，已然无力激励选民或激发有意义的辩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选民投票率持续下滑，对党派的忠诚日益销蚀，对政府的失望不断弥漫。与此同时，政客们力图揭示主流政治议程所忽视的那些挫折和缺憾。左、右翼均孕育了抗议政治。1972年初选期间，民调专家惊奇地发现，乔治·华莱士的众多支持者竟然也将乔治·麦戈文作为仅次的拥戴对象。尽管两人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他们都诉诸平民主义的抗议传统。
1976年，吉米·卡特在预选时，将南方和进步主义的平民主义抗议路线合而为一。他与华莱士、麦戈文一样，采取的是政治局外人的竞选姿态，表现为联邦官僚机构和华盛顿当权派的批评者。然而，卡特参选时所抨击的那些缺憾，在其任内变本加厉。4年之后，又有罗纳德·里根号称政治局外人，他以批评政府的姿态参选，并一举成功。 36
卡特与里根以不同的方式谈到了新政议程未能应对的种种焦虑。两人都感受到了日甚一日的担忧：我们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群体方面，都越来越无法控制那些主导我们生活的力量。尽管近些年来，权利增多了，选举权扩大了，美国人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处于不讲人情的权力结构的钳制之中，而那种权力又超乎他们的理解，非他们所能驾驭。
到了70年代，自小习惯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美国力量无可匹敌的一代人，突然发现世界不再听他们使唤。美国人自信能够塑造自己的个人命运，而10多年的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的减少，却使美国人自信扫地。这纷乱世界中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集体控制力的丧失：在越南，有一场我们打不赢的战争；在伊朗，人质被扣留，我们也难以雪耻；而1987年的股市崩盘，甚至连专家都不明所以。
更为糟糕的是，权力落入庞大机构之手的同时，传统共同体也在衰落。家庭与邻里，城市与城镇，宗教的、种族的、地区性的共同体或受到侵蚀，或被同质化，从而任由个人在缺乏居间共同体所提供的道德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去面对无情的经济力量和国家力量。
现在我们显然看到，里根在任内并未动手解决他竞选期间所广泛激起的忧虑与渴望。他信誓旦旦说“美国昂首无畏”，这个论调既没有恢复美国人的自我主宰感，也没有逆转共同体的衰落。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被杀，武器换人质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华尔街跳水，天大的贸易逆差，这些都让人想起里根时代那个失控的世界。 37
然而，民主党人也难以从里根的失败中获益，除非他们从其有关自治和共同体的成功话语中吸取经验。说来也奇怪，美国自由主义的新公共哲学居然要师法里根的保守主义观念。
政治天才靠的是悟性，而非深思熟虑，就里根的情形而言更是如此。他的天分在于，他能够让美国保守主义的两条对立路线变得步调一致。其一是个体本位、自由至上、放任的保守主义，其二是共同体本位、传统至上、道德多数派的保守主义。前者要在公共生活中为市场寻求更重要的角色，后者则要为道德寻求更重要的角色。
个体本位的保守派相信，人们只要不伤害他人，想怎么做都行。这些保守主义者主张“别让政府老在人们背后盯着”。而共同体本位的保守派则与之相反，他们认为政府必须确立道德和宗教的价值。他们力图禁止堕胎，限制色情信息，恢复公立学校的校园祈祷。前者出于个人自由的名义，支持自愿从军；后者出于培养公民美德的愿望，支持义务兵役制度。前者将福利国家作为某种形式的强制慈善来加以反对；后者则支持福利国家，因为它促进了保守主义价值观。
里根力图同时接受两种伦理，而没有在两者间做出抉择。在其兼容并蓄的保守主义之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与杰里·福尔韦尔合流，彼此共存了一段时间。当然，里根的政治功劳并不单单是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基要派牧师牵线搭桥，而是要从保守主义理想之中，绎出救济时艰的一整套议题。
这里还有一重教益有待美国自由主义去吸取：那些更能触动人心的议题出自后一种路线，即共同体本位的保守主义思想路线。就里根有关个人自由和市场方案的各种言论而言，其诉求中最有力的部分乃在于他对共同体价值的倡导（涉及家庭与邻里、宗教与爱国主义）。里根激起的，是对近来显出衰退迹象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渴求——一种更高境界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的范围比民族国家要小，而且更有人情味。 38
不幸的是，近些年来，民主党人未曾就自治和共同体发表过什么高论。这并不只是个修辞的问题，其根源深植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之中。因为，与保守主义不同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缺乏第二种声音，或曰缺乏共同体路线，其基调是个人主义的。
与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派一样，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政府必须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自由主义者宁愿让个人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价值，也不愿在法律上确立一种特定的善生活观念。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而非促进公民的美德。政府应该提供一种能够在诸目的之间保持中立的权利框架，在此框架下，公民得以追求其所拥有的各种价值观。
尽管就保护个人权利的中立国家而言，个人主义的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享有共同的理想，但他们在何种权利最为根本、中立性理想所要求的是何种政治安排等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保守主义者强调私有财产权，声称选择之自由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最为充分的实现。而自由主义者则答曰：真正的自由需要某种社会条件和经济前提，为此他们主张要有福利、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一系列权利。
因此，这种观点便沉寂了半个世纪。因为矛头主要是针对自由放任的保守派，所以自由主义者采纳了权利和资格的个人主义话语来为福利国家辩护。比如，建构社会保障体系的初衷，是要推行私人保险方案，而非社会福利计划，其资金来源于工资“缴费”，而非一般的税收收入。富兰克林·罗斯福正确地认为，这将确保它在政治上能够站得住脚。 39
与欧洲的社会民主政体相比，美国的福利国家较少诉诸所谓的共同体义务和社会团结，而是更多地诉诸所谓的个人权利。鉴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个人主义倾向，这恐怕是为基本物资的公共供给赢得广泛支持的唯一途径。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原则上也很难让自由主义者来提倡自治和共同体。他们会问：如果政府不是中立的，那么靠什么来防止不宽容的大多数将其价值观强加给异己者？民权斗争岂不是表明了“地方自治”可以是种族歧视的粉饰，“共同体”可以是偏见和不宽容的大本营？宗教右翼的兴起，岂不是已经告诉我们道德与政治混在一起会有多危险？
民主党人其实也谈论共同体，但他们指的往往是国家共同体。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张“将地方共同体的古老原则进一步扩展到国家生活之中”，他鼓励美国人，要将自己视为国家共同体里面的“邻人”。最近，民主党人采用家庭来喻指国民间的纽带。林登·约翰逊在宣扬“伟大社会”时，便将美国视为“一个家庭，其人民靠共同的信心和友爱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马里奥·科莫也将国家比作家庭。蒙代尔曾说：“让我们结成一体、结成一家吧，这样，我们便可以彼此关爱，用爱的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将国家描述为家庭或者邻里的做法，已不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渴望。在今天看来，这一类比喻实在太牵强，难以服人。国家过于庞大，维持着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共同之处；国家过于辽阔，能提供的不过是参与的偶然时机。 40
而地方性的归属，则可以将公民纳入超乎个人追求的共同生活，并通过培养其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从而实现自治。套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它们使公民能够“在有能力施展的小范围内实施治理的艺术”。
至少从理论上说，其施展的程度将随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最先从里弄和镇公所、教堂和会堂、工会和社会运动中复苏的公民能力，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得以体现。比如说，美国南方的黑人浸信会所推行的公民教育和所培育的社会团结，后来成了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的首要前提。最先发生在蒙哥马利的巴士抵制运动，后来发展成对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普遍挑战，进而引发全国性的公民资格和选举权的平权运动。当然，这场运动不仅仅是赢得选举的手段，其本身也是自治的契机、赋权的实例。它为地方归属和共同体纽带所缔造的公民参与提供了榜样。
从新政到伟大社会，权利和资格的个人主义伦理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动力。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便丧失了鼓舞人心的能力。由于缺乏共同体敏感性，自由主义者能把握住人们的不满情绪。他们闹不明白，何以人民在拥有更多权利的同时，可能会失去一些实质性的权力。
这个时代的焦虑，在于居间共同体遭受了侵蚀。这些共同体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包括家庭与邻里，城市与城镇，以及宗教、种族、文化传统所哺育的共同体。美国民主向来依靠这些共同体，以培育国家难以独力调控的那些公共精神。自治需要共同体，因为，当人民意欲掌握自己的命运之时，他们不仅是一些个人，而且是其所认同的公共生活的参与者。 41
然而，有关权利和资格的公共哲学使得民主党人对居间共同体持怀疑态度。从新政到民权运动再到伟大社会，自由主义的方案是要借助联邦政府之力，维护地方共同体无力保护的那些个人权利。由于不能满足人们对于自治和共同体的渴望，民主党人任由里根和宗教右翼来掌握这些愿望，并使其为保守主义所用。
这样一种退让的政治代价甚大，因为正如里根所表明的，政治的共同体维度具有强大的力量，绝对不容忽视。而这种退让在哲学上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家庭、邻里、共同体、宗教问题，究其本质，并没有必然具有保守主义成分一说。恰恰相反，在现代情境中，传统的价值不可能靠保守主义政治来加以维护。里根未能凭借他所激发的愿景来执政，其失败便说明了这一点。
面对自治遭受侵蚀的问题，里根采取的办法是将权力从联邦政府下放到各州、各地方政府——削减联邦的财政支出，下放权力，放松管制。他们希望，更新了的联邦制度能使权力就近配置，从而恢复人民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与此同时，联邦司法干预得少了，就可以任由共同体在堕胎、色情信息、同性恋、校园祈祷等问题上制定道德规范，从而强化传统价值观。
但是，这条道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因为它忽视了条件：这些条件首先引发了联邦权力的扩大，包括全国乃至跨国规模的公司力量的崛起。
当初设计联邦主义的时候，也是希望通过分散政治权力来促进自治。但是这种安排，又以一度风靡的分散化经济为前提。随着全国市场和大规模企业的成长，早期共和国的政治模式便在自治方面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自20世纪初以来，政治权力的集聚与经济权力的集聚如影随形，其目的是要维护民主的控制力。 42
里根所采取的那种分散化政府加非分散化经济的模式，只能算是半吊子的联邦主义。而从自治的角度来看，半吊子联邦主义比非联邦主义更糟。让地方共同体依靠远程发出的共同决策来讨生活，这样做并不是授权给它们；若说它有什么结果，那便是削弱了它们塑造自己命运的能力。
同样的道理，保守主义政治也不能满足对共同体的渴望。侵蚀传统价值观的最主要力量不是自由派法官，而是保守派所忽视的现代经济特征，其中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及其对邻里、城市和城镇的瓦解作用；力量向大公司集聚，而大公司对其所服务的共同体并不承担责任；固定的工作地点，这迫使男女员工必须在职业发展和照顾孩子之间做出选择。
最终，里根的执政在鼓动方面取得了成功，在实行方面却失败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都留下了可供美国自由主义公共哲学改造参考的借鉴。
首先，自由主义应该学会自治和共同体的话语。这需要一种超越选举权的自治愿景，尽管选举权也很重要。同时，它还需要一种共同体愿景——这种共同体拥有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大量公民资源。
其次，单靠说教并不能复兴共同体，除非人们认同它们并找到了理由参与其中。因而，民主党人需要激活属于他们自己的联邦主义，应该着手探讨与地方控制最为相宜的政治责任。民主党人的联邦主义理论，可以从界定最基本的国民权利开始，然后以这些权利为基础，设法赋予地方共同体以更大的、左右其生活的决定权。比如说，它得问一问，如何在保障种族平等、全体公民受体面教育这些全国性权利的同时，加强地方对于学校的控制。 43
再次，民主党人还得承认（共和党人不承认这一点）：凡是有意义的政治权力下放，都要求现代经济在结构方面进行改革。他们需要政策来应对资本的空前流动、大公司不负责任的权力，以及劳工与管理层的对立关系。将自治摆在第一位的公共哲学，应该少谈预算赤字、税率等宏观经济问题，而要多关注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并且，它在阐述上述问题时，不仅要从GNP（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的立场出发，还应该考虑到共同体建设的需要，使共同体能够在可操控的范围内实现自治。
在这一点上，它令人回想起进步主义传统中的一场较为古老的辩论，这场辩论涉及的是最能够听从民主政府调控的经济秩序。部分新政人士支持国民经济计划，认为它是在应对经济力量时维护民主的一条途径；另一些人则支持反垄断政策和经济分散化。早在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便与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针锋相对。尽管彼此有分歧，但是争论双方都很清楚：经济政策不仅涉及消费，而且关乎自治。今天的民主党人应该好好发掘进步前辈的那些真知灼见。
最后，民主党人应该断了这样的念头：将道德和宗教的话语从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他们应该抛弃“政府可以是中立的”这一想法。公共生活如果没有了道德内涵和共同理想，就不可能维护自由，只能为不宽容打开方便之门。正如道德多数派所表明的，一种政治，倘若它的道德资源抛荒了，便会给那些强施狭隘道德教条的人留下可乘之机。基要主义者闯进了自由主义者不敢涉足的领域。自由主义者的对策不是回避道德话题，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其实，一直以来，自由主义者都不乏道德主张，而且往往旗帜鲜明。当年民权运动便是“以法立德”，并大大方方地使用了宗教语言。 44
近年来，自由主义显得有些支支吾吾，因为它未能就公共的善的愿景提供任何辩护。这就等于把美国政治中最有分量的资源，拱手让给了保守派。关乎自治、关乎共同体的公共哲学，应该出于自由主义的目的要回那些资源，从而让民主党人得以恢复其作为道德教化和政治进步之政党的职业生涯。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