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乔治·W.布什总统的连任引发了民主党人新一轮的自我反省。投票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较多的选民基于“道德价值”，而并非其他事件（如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经济状况等）来选举总统。大多数诉诸道德价值的选民，都压倒性地支持布什，而反对其对手约翰·克里，这两者的选票大概为80%∶18%。这让评论家感到困惑。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名记者承认，“在这条战线上，我们都忽略了道德价值这样的东西”。

怀疑论者对此提出警告，并反对人们过度地阐述这一“道德价值”问题。他们指出，大多数选民并不赞同布什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反对，而这些问题是竞选中最具道德争议的问题。还有一些因素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布什的胜出，如：克里的竞选缺乏一种令人信服的主题，在战争时期要想击败一位在任总统并非易事，以及美国人还没有从“9·11”恐怖袭击中恢复过来，等等。然而，在2004年的大选中，民主党人发现自己一直在筹划一些方式，以更有说服力地谈论美国人的道德和精神渴望。

这并不是民主党人第一次忽略“道德价值”。在林登·约翰逊1964年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的40多年里，只有两位民主党人赢得了总统竞选。一位是吉米·卡特，他是来自佐治亚州的一名重生派基督徒（a born-again Christian）；在水门事件的浪潮中，他承诺要恢复政府的诚信与道德。另一位是比尔·克林顿，尽管他有个人的缺点，但他表现出一种敏锐的、直觉性的对政治之宗教和精神维度的把握。其他民主党派的领袖，如沃尔特·蒙代尔、迈克尔·杜卡基斯、阿尔·戈尔以及约翰·克里，都避免灵魂性的谈论，而坚持政策与谋划的言论。 1

当近代的民主党人触及道德和宗教的共鸣时，他们的努力常常表现为两种形式，而每一种都并不太有说服力。有些人追随乔治·W.布什，他们的演讲中点缀着宗教性的修辞和《圣经》典故。（布什比现代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加大胆地采用了这一策略，他在发表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演讲时，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为频繁地提及上帝。）在2000年与2004年的总统竞选当中，关于神的支持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个名叫“信仰网”的网站建立了一个“上帝仪表”（God-o-meter）来追踪候选人提到神的次数。

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第二种方法，是在政治中讨论道德价值。这些政治不仅包括文化问题，如堕胎、校园祈祷、同性婚姻以及“十诫”在法院中的体现等，而且包括诸多经济问题，如医疗保险、儿童护理、教育基金以及社会保险等。约翰·克里在200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名演讲就采取了这种方法，这篇演讲中所使用的“价值”或“价值观”不下32次。

尽管这种初衷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这种对价值观缺失的呼吁性的纠正，却给人一种夸张做作、没有说服力的印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民主党人无法清楚有力地说明那种暗含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当中的经济正义观。第二，即使是一种强有力的关于经济正义的论证，其自身也不能构成一种政府性的观点。好社会的一个方面在于，它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以获得富裕社会的回报。然而，公平并非全部。它并没有回应一种公共生活对更高意义的渴求，因为它并没有将自治的谋划，与人们参与一种高于自己的公共的善的欲望联系起来。 2

在民众于“9·11”恐怖袭击之后流露出爱国主义热情、士兵在伊拉克做出牺牲之后，美国的政治仍然缺乏一种有活力的、关于善生活的观念，也缺乏一种关于共享责任之公民身份的观念。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发生数周之后，布什总统（即使在他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之后，他也仍然坚持减税）被问及，他为什么没有将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号召他们做出牺牲。他回答道：当美国人民在机场忍受更长的排队队伍时，他们正在做出牺牲。在2004年诺曼底登陆纪念日那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汤姆·布罗考在法国的诺曼底采访这位总统时问，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号召美国人民做出更多的牺牲，以使他们感到自己与同胞紧密相连、同仇敌忾地在伊拉克战斗和牺牲。布什显得很困惑，反问道：“‘牺牲更多’意指什么呢？”布罗考提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定量配给的一个例子，并重新陈述了他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士兵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民在本土的所作所为之间有着一种背离，这很有意思。”布什回答道：“美国人一直在做出牺牲。我们的经济一直不景气，而它应该很好的；并且，有些人一直没有工作。幸运的是，我们的经济现在很强劲，并且越来越强劲。”

民主党人并没有抓住牺牲的主题，布什也没有理解这一问题，这说明了21世纪早期美国政治的那种麻木的公民感。在恐怖时期，选民没有强有力地说明公共目的，而满足于那种安全感和道德坚定感，并认为这位在任总统具有这种安全感与道德坚定感。

本书中的文章探讨了使美国公共生活具有活力的道德和公民难题。第一编“美国的公民生活”，概述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它说明，“道德价值”的困境代表了事物的反面——在这些困境中，自由主义者如今在其中发现了自身；保守主义者在政治争论中并不总是独占“基于信仰”的那一方。美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道德和政治改革运动——从废奴运动到进步主义时代，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都极大地汲取了道德、宗教以及灵性的源泉。这些文章通过回忆从托马斯·杰斐逊至今的那些争论，展示了自由主义是怎样丧失其道德和公民言论的，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自治的谋划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能够复兴？ 3

第二编“道德和政治主张”考察了过去20年来一些引起激烈争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包括：平权行动、辅助自杀、堕胎、同性恋权利、干细胞研究、排污权、总统撒谎、罪犯惩罚、市场的道德局限、宽容与礼貌的意义、个体权利、共同体的主张、公共生活中宗教的作用等等。在关于这些争论的讨论中，贯穿了一些重叠性的问题：个体权利与自由选择是我们当代道德与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理想，然而，它们是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充分基础呢？我们能否不依赖于那些有争议的、关于善生活的观念，而推导出那些源自公共生活的棘手的道德问题呢？如果（我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争论不可能避免那些关于善生活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社会充斥着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歧意见呢？

第三编“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及共同体”回溯到第二编所讨论的那些特殊的道德和政治争论，以考察那些在当代凸显的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并评价它们的优缺点。它列举了一些政治理论，这些政治理论公开地、明确地依赖于道德和宗教的理想，并仍然保留了对多元主义的承诺。这一部分当中的文章将贯穿于全书的主题综合起来，并呼吁一种政治。这种政治更加重视公民身份、共同体以及公民美德，同时也更加直接地努力解决那些关于善生活的问题。自由主义者们经常担心，将道德和宗教的论证引入政治领域会引发不宽容和强迫。本书的这些论文通过以下方式对这一担忧做出了回应，即说明根本性的道德对话与进步性的公共目的并不冲突，一个多元社会并不需要避免参与其公民带至公共生活当中的那些道德和宗教信念。 4

这些论文当中的许多都模糊了政治评论与政治哲学之间的界限。在以下两种意义上，它们构成了一次在公共哲学领域的冒险：它们在我们当今的这些政治和法律争论当中发现了一种哲学的机遇，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在公共领域实施哲学的尝试——将道德与政治哲学引入当代公共对话当中。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最初都源自那些读者群不限于学术界的期刊，如《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其他文章发表于一些法律评论或学术出版物上。不过，所有这些文章都既面向公民，又面向学者，并试图对当代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