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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文章涉及平权法案、排污权和干细胞研究等当前立法和政治争论中提出的道德主张。其中一些文章研究市场的道德局限，未来我计划写本书更系统地探讨这一主题。我在第8～13章提出，市场行为和商业驱动会败坏公民体制，腐蚀公共领域。两个突出的例子：一个是人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官办彩票、校园商业广告来筹集教育及其他公共项目的资金；另一个虽不那么突出但却同样带来不良后果的例子是，商标、商业主义、市场规则扩张到包括政府、体育和大学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在传统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准则控制的。
第14章《我们应该购买排污权吗？》，反对的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即美国坚持全球环境协议应该包括一个可交易的排放方案，允许各国买卖排污权。该文一度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抨击，对他们而言，可交易的排污权是市场机制促进公共的善的绝佳案例。文章发表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我校经济学教授的一张便条。他出乎意料地对我的主张表示赞同，但要求我不要透露自己从他那里学到了经济学知识。
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在关于机会、荣誉和奖励的公正分配之争的表面下潜藏着道德应得问题。第15～17章主要关注的是，在当代关于残障人士的权利、平权法案和刑事处罚的辩论中，引发争论的应得概念至关重要。第18章《克林顿和康德论撒谎》，以克林顿总统对其性行为不检点所发的假誓为例，来考察伊曼纽尔·康德关于说谎和误导之间的道德区分。 67
当政治家、活动家和政治评论家谈到政治中的道德时，他们头脑中常常想到的是那些文化论争所关注的富有道德和宗教意味的问题——堕胎、同性恋权利、协助自杀和近来较为突出的干细胞研究。第19～21章讨论了这些问题。贯穿这些文章的是这一判断：自由主义试图评论权利，却在争论中不诉诸基本的道德和宗教要求，就这一点而言，其宽容是有缺陷的。
有人主张，对于那些根深蒂固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尤其是那些涉及人类生命起源和神圣性的信念，进行理性论证是不可能的。这些文章将挑战这一主张。第20章对干细胞研究伦理的讨论，源自我作为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成员时遇到的那些辩论。该委员会由总统乔治·布什任命，负责审查新生物医学技术的伦理影响。我在委员会和其他同事一起积极辩论，这使我坚信我的感觉：即使是针对那些如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一样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可以进行理性论证。（这并不意味着理性论证必然导向一致同意。这篇文章所述观点仅为个人之见，不代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第21章讨论备受争议的堕胎和同性恋权利问题。我将从20世纪60年代隐私权案例到2003年废止禁止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行为法律的案例出发，评价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些问题上的推理。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