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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人》曾经评价说：“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那么，深圳经济特区是怎么诞生的呢？
197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42亿美元，只占世界的2.37%。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百姓生活水平都不高。这样的状况让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他们为改变现状而殚精竭虑。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倒逼出来的伟大创新。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团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京后向国务院提交《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宝安县和珠海县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同年10月，广东省也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国务院采纳了建议，1979年2月下文明确提出在宝安建立出口基地和新型的边防城市。一个月后，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撤销宝安县成立深圳市，深圳市属于省地共管的副地级市，当年年底再次升级为省辖地级市。
1979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一个洋溢着春天气息的大会，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广东省委领导在会上公开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部分区域给些特殊政策，实行特别管理。邓小平对广东省的想法非常支持，得知大家对划出来的一块地方叫什么名字拿不准时，他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胆识一锤定音：“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从此，“杀出一条血路来”成为改革开放最为雄壮激越的冲锋号角，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特区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在广东省向中央提出要政策建试验区的同时，福建省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第二年的8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正式通过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视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日。
深圳经济特区确定的范围是靠近香港一侧东西长约49千米、南北宽约6.5千米的区域，总面积327.5平方千米，约占深圳市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成为经济特区后的第二年，深圳市再次升格为副省级城市，1988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市，拥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城市级别不断提升，说明中央对深圳经济特区高度重视并充满期待，期待在这片试验田里拉开大幕的改革，能够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
谈深圳的改革，就必须说蛇口和蛇口的袁庚。深圳的改革开始于蛇口，既是企业家又是改革家的袁庚是蛇口改革的领军人物。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宝安县大鹏镇，年轻时就投身革命。1949年秋天，任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的袁庚带领部队回到深圳，解放了大铲岛、蛇口一带。1978年10月，这位61岁的老革命出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工作，迎来了他人生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袁庚上任后做了很多调研。他发现深圳人工比香港便宜很多，于是在1979年元旦后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南头半岛划一块地方，给招商局用于发展工业。李先念对建议很重视，1月31日约见了袁庚。听完汇报，李先念拿起铅笔在地图上豪爽地一画，跟袁庚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那时招商局家底薄实力弱，袁庚心中有多方面顾虑，不敢要那么大的土地，只要了最南端蛇口这一小块地方，面积2.14平方千米，后来袁庚一直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1979年春天，在深圳经济特区还未成立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已经挂牌，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7月8日，蛇口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在荒山野岭响起，这声震天响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1984年，蛇口成立地方行政组织蛇口区管理局，主要领导由工业区产生，赋予了蛇口更大的改革权力。
袁庚在蛇口的改革可不像当初要地那样“胆小”，他像当年带兵打仗一样，瞄准了主攻方向就一往无前地冲上去，一定要攻下来，很多改革措施可谓石破天惊。比如，工业区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聘用制，每位干部“不论其原来级别、职务如何，都一律冻结在本人档案中，只作为基本工资参考”。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职务随时可以调整，而且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接受群众监督。这实际上动了干部们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他们早在1981年就在媒体上刊登招聘广告，面向全国招聘人才，打破了过去全部局限在组织内部选人用人的模式。
1981年，袁庚向中央提议，将南山赤湾建成一个深水港。得到批准后中国南山开发公司于1982年成立，他本人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由六家中外企业合资组成，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它仅用3年时间，便在荒僻海滩上建成了赤湾港。
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在改革上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比如：在全国最早实行工程招标，让参与招标的单位自由竞争，工程建设实现了质优、价平、建设速度快的目标；在全国率先实行住房制度改革，职工住房商品化；在全国率先打破工资分配上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
袁庚在蛇口推行的一系列全国率先的改革，被誉为“蛇口模式”，很多做法从蛇口走向全国并开花结果，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深远。此外，蛇口还向全国贡献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领先观念。蛇口改革的本质是走向市场化，改革让招商局再次迎来了创建以来的“黄金时代”，从蛇口走出了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集集团等多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企业。
因此，袁庚也被称为“近代招商之遗脉，当代深商之肇始”，在他的身上，同时闪耀着企业家和改革家的耀眼光芒，他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影响了马明哲、麦伯良、马蔚华等一代企业家。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第一个工程项目顺岸码头正式破土动工。码头依山傍海，施工要炸山填海，土石方运量非常大。一开始吃惯“大锅饭”的工人们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迟到早退经常发生。虽然工地上用的多是进口机械，但每辆车每天只能拉20~30车土石。这是施工方签订的第一个有奖惩条件的施工项目，规定工期内完不成要罚款。眼看着进度缓慢工期赶不上，施工方心急如焚。这时在袁庚的授意下，工业区当年10月推出了一项新的管理措施，每天给工人定额拉40车，定额内的每车给2分钱，每超出一车，就奖励4分钱。
超产奖励制度一出，工人精神为之一振，整个工地都沸腾活跃起来。不用管理人员监督，“磨洋工”现象都不见了，工人们还主动加班加点，竭尽全力多干活。平均每人每天运送土石80~90车，最多的一天运了131车，人均效率比之前增加了两倍多，有人拿的奖金比工资还高。
今天看来，这种多劳多得的管理方式很平常，现在很多公司中实行的KPI（关键绩效指标）管理比这精致多了。但在平均主义“大锅饭”时代，工作是要比奉献，怎么能比谁挣的钱多呢？这些被视为“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的做法，是要被严肃批判的。于是有人向上级告状，1980年4月，超额奖励制度被上级紧急叫停。袁庚对此十分不解，请来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内参。这份内参被送进中南海，中央领导阅后做了批示，明确表示支持工业区的改革。当年8月，超额奖励制度稍作修改后又恢复了，随之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干劲又回来了。
从超额奖励制度出发，蛇口工业区逐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983年正式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方案中明确了“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工资构成。这项改革根据贡献不同而给予不同待遇，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加快了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成为“蛇口模式”的一部分而被全国很多地方借鉴。
同样的一个人，使用同样的劳动工具，管理和激励制度改变了，生产效率就马上大幅提升。多挣钱过上好日子是人性的基本诉求，尊重人性，实事求是，建立合适的体制机制，就能把人的能量激发出来。创新活动要靠人去做，最重要的是激发人的积极性。
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也最主要的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像螺丝钉一样被固定在一个个地方，没有组织上安排，个人不可能从这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工作，农民更是一辈子别想到城市工作生活。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要搞科技创新，首先必须让“人”这个要素流动起来，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深圳围绕着释放人的活力，率先在全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位于罗湖区的竹园宾馆，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开业不久，港方老板刘天就发现，虽然岭南庭院式的宾馆环境优美、设施一流，但员工们服务不到位，影响了客人入住体验，背后原因是当时内地普遍实行的固定用工模式。在劳动部门召开的外商座谈会上，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外商在深圳投资，用工要能够自己定；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可以互相“炒鱿鱼”。在到处是“铁饭碗”的用工背景下，他的建议虽然非常大胆，但还是得到了市主要领导的支持。1980年11月，新中国第一份劳动合同在竹园宾馆诞生。此后，深圳开始在全国率先试点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经过不断完善，1983年，《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三年后，这一制度被国务院采纳推广到全国企业。
劳动合同制破除了过去人与企业相互捆绑“一辈子”的做法，企业有了选择员工的自由，员工也有了选择企业的自由，对双方都是一种解放。正是在这种自由环境中，深圳诞生了全国最早的劳动力市场。企业找员工再也不用去劳动部门要人要指标，而是直接到市场上去找。因为有了劳动力市场，深圳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来深圳求职。1984年成立的深圳人才大市场，春节后最多时每天有数万人进场求职。
1984年，深圳对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实行了近40年的票证制度就此终结，比全国提前了近10年。这项举措对每个人尤其是进城农民工意义非常之大。就拿粮票来说，当时如果没有那张纸，你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背井离乡去城里谋生？当时农民吃的不是国家商品粮，手中是没有粮票的，得把家里的粮食挑到国家粮站找关系才能换得粮票。
类似的改革还有很多。比如，1983年11月，深圳就率先颁布了《深圳市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暂行规定》，在全市各种所有制单位推行合同工养老保险。之前的1980年，蛇口工业区就做过这方面的探索，让企业按员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费用，用于员工的养老金及其他费用。这项改革实现了员工养老由企业化向社会化的转变。1980年深圳东湖丽苑开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商品房小区。过去房子都是国家单位的，市场上没有房子买卖。有了自由买卖的商品房之后，那些闯深圳的人不靠单位分房，也能从市场上买房居住。
在农业社会，土地无疑是财富之母；到了如今的信息社会、智能时代，土地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改革开放前，宪法规定土地不能在市场上有偿流转。特区成立后，由于大规模城市建设，政府急需资金，市场主体发展生产需要土地资源，而土地却不能买卖，这让深圳的改革者十分苦恼。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在这里举行，吸引了40余家企业参与。经过20多轮紧张角逐，随着拍卖师一声重重的槌响，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胜出，获得罗湖区东晓路一块8588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这是新中国第一场土地使用权拍卖。当时现场除了深圳市的领导，竟然还坐着几位中央领导和国内17个市的市长，如此隆重的仪式感，无疑是要给这个大胆的改革壮声威。第二年，宪法相关条文由全国人大依法修正，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流转的禁锢从此打破。
“第一槌”敲开了中国土地改革新时代，敲开了一扇财富之门。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08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到了2020年竟然高达84142亿元，而当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82895亿元。这还仅仅是出让土地本身的直接收入，如果加上因此产生的房地产市场税费，是一个更大的数字。深圳第一块土地拍出后，第二年盖出来的东晓花园公开出售，一小时就被抢光，由此商品房市场从深圳走向全国。“第一槌”盘活了土地及其相关市场，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成为国家基础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硅谷的诞生与发展，也有一个与土地有关的精彩故事。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没有现在这种声誉和地位，学校发展很缺钱，唯一可利用的资源是多达几千英亩的空地，这片空地交通便利、位置极佳。但根据学校创办人利兰·斯坦福先生的遗嘱，这块地不能变卖。正在大家愁眉不展之时，工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找到了变通的办法。他仔细研究遗嘱，发现里面并没有说这块地不能对外出租。于是在他的力主下，1951年斯坦福大学拿出700英亩（4200多亩）建立了硅谷——美国第一个科技园。为了让企业能够在园区有长期打算，规定其租期可以长达99年。园区的建立让那些创业的科技公司有了极佳的场所，从而奠定了硅谷电子产业的基础。斯坦福大学因此获得了一大笔收入，学校用这笔钱成立了专门基金，提升人才和科研水平。特曼教授本身是著名的电机专家，基于其对硅谷发展的贡献，被媒体誉为“硅谷之父”。
深圳对土地领域的改革后来一直持续推进：1992年，将原特区内全部农村土地一次性征为国有；2001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土地有形交易市场；2004年，在原特区外实现所有土地国有化；2012年之后，又大力推行“城市更新”，寻求土地的高效利用。
从2023年开始，为了缓解制造业对土地扩张的需求与深圳土地资源异常稀缺的矛盾，深圳大规模推进“工业上楼”，让厂房变高，向空中发展。按照计划，连续5年每年提供高质量、低成本、定制化的厂房空间不少于2000万平方米，租金每月每平方米平均只要35元。
商品要想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定价自由是关键因素之一。而计划经济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东西以什么价格销售，都是计划好的，不能变动。价格改革十分敏感，尤其是事关柴米油盐的生活资料价格，老百姓很在意，弄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让深圳改革者下决心去改的直接原因，是随着深圳外来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国家按常住人口分配商品的计划体制根本满足不了深圳的需求。供需失衡造成国有渠道供应严重不足，自由市场物价飙升，价格体系混乱，老百姓意见很大。而且在低工资时代，国家定的物价整体上也偏低，深圳又毗邻香港，一些商品就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价格高的香港去了，这更加剧了深圳的供应短缺。于是，深圳开始进行分类分批放开物价的改革，比如先容许某些商品可以在国家规定价格的基础上以浮动价销售。在价格逐步放开的同时，给干部职工发放物价补贴。特区创办初期，由市物价部门管理的农副产品有110多种，而到了改革之后的1983年，只剩下了9种。
到了1984年8月，深圳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根据政府、企业、个人各承受一点的原则，推出了与物价改革相配套的工资改革方案，较大幅度地提高干部职工的工资，同时取消物价补贴，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低工资、高补贴”的状况，使物价与工资直接挂钩。这年11月，深圳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油、猪肉、煤气等产品价格大幅放开，经营者可以随行就市，同时宣布取消粮票、油票等票证，只要付钱，不用票证就能购买。放开价格、取消票证，促进了全国各地粮、油、猪肉等产品运往深圳。市场上商品充裕了，大量流动人口的生活就更有保障了。
深圳的物价改革和取消相关票证改革，比全国早了大约十年。探路者提前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也冒了很多风险。比如，1982年深圳财贸办为了多收点荔枝卖到香港，赚外汇补贴其他农产品，就以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去果农那儿收购。这事被深圳周边的果农知道了，他们纷纷把荔枝运到深圳出售。这样一来，深圳财贸办虽然多赚了钱，但周边地区收购的荔枝就少了，因此被广东省有关部门严厉批评，认为它扰乱了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要对其进行调查处理，后来深圳一位副市长出面才化解了此事。那时候，全国各地向中央“告状”的很多，有的告深圳抢了他们的大蒜，有的告深圳抢了他们的干辣椒，有的告深圳抢了他们的雪花梨。这些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短缺时代特有的现象，今天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市场化的闸门一旦打开，洪流奔涌而出，闸门就再也关不上了。价格不仅反映商品价值，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对企业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信号，可以据此调节生产。商品价格一放开，既促进商品流通，也带动商品生产，老百姓从此逐步告别卖方市场，迎来了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
深圳的改革从一开始方向是市场化，而且力度和影响都非常大，以至于那些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受不了了，不时出来质疑甚至攻击。但深圳不为所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成果丰硕。
从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到建设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从“四分钱奖金”到建立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从物价放开到取消粮油凭票供应，从推行劳动合同制到系统化人事制度改革，从成立第一家股份公司到发行第一张股票，据深圳官方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了一千多个这样的全国第一。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深圳就是用一项项敢为天下先的改革，一点点冲破计划经济旧体制的藩篱，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完善，形成制度化、法制化成果，从而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
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在早期主要是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搭建起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90年代后期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了很多年。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经验，一直被认为是深圳作为改革试验田做出的最重要贡献。1997年，深圳市主要领导在有关改革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介绍深圳探索市场经济的做法时，系统性地总结出“十大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所有制体系，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以中介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监督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系，适应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规体系，等等，涉及市场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十大体系”在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会后全国很多地方派人来深圳学习。
率先探索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些“做对了”的政府行为，极大地增强了深圳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上的优势。比如：物价放开后，全国的商品开始不断运向深圳；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全国的人力资源开始大量汇聚深圳；资本市场形成后，全国资金开始持续流向深圳。市场经济相对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势体现在各个方面。
深圳为什么能够在市场经济探索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这与这座城市强烈的使命感、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有关。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的使命是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深圳当然要在市场经济方面先行先试，其实很多探索也是在改革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深圳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一马当先，在体制机制层面上得益于对市场经济的率先探索。市场化改革解决了创新主体的动力、活力问题，解决了创新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给这座城市带来巨大的红利。
按照熊彼特所说，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那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是创新的前提，这里面既包括“物”也包括“人”的流动。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生产要素都是按计划分配，无法在市场中自由交易，因此很难出现什么繁荣的创新活动，企业即使有创新产品也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应有的回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说：“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人可以自由流动、自由择业、自由创造，土地、厂房、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就为大批创业者、企业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创新活动才有了基础。现在，很多人认为深圳很适宜创业，有了一个好主意或一项好技术，没有钱，可以拿着规划找创投机构融资，没有人，在网上发个广告立马就有很多人应聘，很容易找到创新创业的资源，这正是市场经济环境带来的结果。
市场经济不仅给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还为创新活动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压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会获得丰厚的利润，会活得很滋润；不去创新或不善创新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无立足之地。市场经济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在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家和企业在创新上“不待扬鞭自奋蹄”。
有人可能会说，咱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是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吗？这确实是极其伟大的科技创新和贡献，但它与企业家的创新有所不同。原子弹、氢弹是真正的国之重器，研制过程需要的人力、物力全由国家调配，搞出来之后更不会拿到市场上去买卖。而企业家创新要考虑投入成本、经济效益，考虑研发出来的新产品能不能在市场上销售，销售后不仅要收回成本，还要有一定的利润，这样企业才能维持运营、获得发展，创新活动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企业家是在市场的闭环中进行创新，这种闭环检验创新效果，为好的创新持续不断地提供资源和动力。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形式，从世界历史来看，科技创新和市场经济像是一对“孪生儿”。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而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源起于市场经济国家。创新搞得好的地方，无一不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地区。
从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我国一直矢志不渝坚持和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出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推动未来创新发展取得更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