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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化和移民文化是深圳文化两个最大的来源和最基本的底色。两者中，改革文化起主导作用，而移民文化中又以岭南文化为底色，其中最浓厚的一层是潮汕文化。这就是深圳文化形态的突出特征。
改革文化和移民文化有所不同：前者是由官方直接提出或由官方倡导而产生的，源头是官方，自上而下，强势呈现；后者的源头是千万移民，自然生长于街巷里弄，融入每个人的点滴生活。但两者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具有敢闯敢试、创新求变、开放包容等特征，两种文化同频共振，相互滋养、融合，相得益彰。深圳这种独特的文化土壤，造就了具有显著优势的创新文化，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按照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家精神可以体现在任何人甚至任何机构身上，比如政府、工会、学校、军队、医院、社区等，而不仅仅是企业家所独有。曾是外交官的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于1810年创办了柏林洪堡大学，洪堡大学在办学理念、目标等方面与传统大学有很大不同，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德鲁克认为，洪堡在办学上体现的就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坚守、责任，还要敢为人先、不惧风险等，这些正是深圳最显著的精神品格，已经深入其骨髓、融入其血脉、嵌入其基因。我们说深圳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不仅是因为这里在实践中诞生了大批企业家，还因为这里在文化上也有“源头活水”，企业家精神就是深圳精神的体现和演绎。这也是深圳创新活动之所以如此精彩的文化背景。
德鲁克和费尔普斯都非常重视文化对创新的作用。人们分析硅谷成功的原因，其中就有一条是移民文化和叛逆文化。硅谷人总想与众不同，比如当西装革履是华尔街金融男出入各种场合的标配时，硅谷大企业的老板如乔布斯、扎克伯格、马斯克等，穿衣的标配却是运动鞋、牛仔裤和T恤。还有前面提到的肖克利，曾因为自己的名望建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但他手下8个绝顶聪明的人，包括发明集成电路的诺伊斯、提出摩尔定律的摩尔等人，仍然选择脱离其实验室，这8个人也被肖克利称为“八叛徒”。很多人认为，硅谷无处不在的叛逆文化促进了那里的创新活动。
2021年，深圳GDP首次超过3万亿元，而同时成为经济特区的汕头、珠海和厦门的GDP加起来才13845亿元，还不到深圳的一半。尤其是汕头市，GDP才2929亿元，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十一位。而刚建立特区时，汕头GDP为10.8亿元，是深圳的4倍，如今仅为深圳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其他三个特区的发展远不如深圳，撇开地利因素，人口构成和缺少深圳这样的文化土壤是其重要原因。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深圳创新文化也有其显著特点和某些方面的优势。与硅谷相比，两者在移民文化上非常相似，只是硅谷作为国际移民聚集地，比深圳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但硅谷缺少深圳这种改革文化。改革文化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同时改革本身也为创新创业创造了大量机遇，这些在硅谷就不存在。
深圳又名“鹏城”，改革文化和移民文化就像两只有力的翅膀，让这只大鹏能够扶摇直上，翱翔在高远的天空。
创新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性工作，创新者总是在尽量避免失败。但创新活动的本质是用现在的资源获取未来的收益，不可知、不可控因素很多，复杂的科技创新更是如此。因此，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败，需要社会为创新营造一个宽容失败的氛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理查德·弗罗里达教授曾提出著名的“创新经济3T原则”，其中的3T是指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总结得非常有道理。
硅谷和以色列在宽容失败方面的环境都比较好。吴军在《硅谷之谜》一书中说：“硅谷社会环境方面和企业文化方面一大特质是对失败的宽容。整个美国对失败都相对宽容，硅谷则做得更好。硅谷公司愿意承担风险，去尝试别人不敢设想的事情。”丹·塞诺和索尔·辛格在《创业的国度》一书中分析以色列创新环境时指出，以色列文化对所谓“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有很强的包容性。“绝大多数当地的投资者认为，如果不能包容相当数量的失败，真正的创新也就不可能实现。”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深圳公认的十大观念之一，深圳对失败的宽容度比国内一般城市要高，这一点从其城市文化中可以找到“根源”。
改革文化是宽容失败的文化。因为改革是试验，试验就要容许试错、失败。这就像袁隆平做杂交水稻研究，在试验田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才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邓小平就曾不断鼓励深圳要敢闯，不要怕犯错。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特别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强调：“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敢闯，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对打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深圳有非常大的决心和力度。2006年，深圳出台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以市人大立法形式规定创新失败可予以免责。2021年3月，国内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连续参加深圳社会保险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根据该条例，经过受到严格行为限制的三年免责考察期，剩余债务可予免除。
2021年7月19日，35岁的梁某拿到法院个人破产裁定书，成为首位个人破产法的受益者。他是一名产品结构工程师，2018年6月开始创业，开发蓝牙耳机等产品，并获得3项专利。由于缺少客户资源和遭遇新冠疫情，不久后创业失败，欠债75万元，只好又去打工。被债务所缠的他，生活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成功申请破产给他带来很大帮助，按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破产法庭庭长曹启选的说法，“个人破产制度给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经济上‘重生’的机会”。深圳通过改革从政策法规层面让宽容失败落在了实处，这是对创新活动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此外，深圳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也容易形成对失败较高的宽容度。移民文化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现在，而不是他的历史过往。“来了，就是深圳人”“英雄不问出处”，就是这种特点的表现。
任正非是给国家科技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企业家，然而把时针拨回到1987年，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那年，在深圳南油集团下属一家电子公司任领导的他，因为生意场上轻信他人而被骗200万元彩电货款。那是万元户都十分稀罕的时代，万元户在内地是要作为先富起来的模范上报纸的。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任正非签下还款协议离开南油集团。这时任正非成为背负200万元欠款的“负翁”，可谓遭遇事业的一次重大失败。
处于如此窘境的任正非，立志自主创业，这时亲戚朋友并没有把他当成失败者而远离他，而是给了他很多支持。注册公司的2.1万元中，他自己出了3000元，其余4位合伙人拿出了1.8万元。此后的创业之路虽然无比坎坷，但他都挺过来了，而且一路都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很多支持。公司起步之初，资金困难，市主要领导亲自出面帮他解决。
在深圳这片神奇的热土上，到处能发现失败者“逆袭”的故事，用广东话说就是“咸鱼翻生”。
1997年成立的深圳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全球消费类电池行业的龙头企业。创始人王明旺2022年以190亿元的身家，排名胡润全球富豪榜1187名。在创立欣旺达之前，王明旺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
高中毕业后，王明旺怀揣几十元钱，从广东电白县农村登上大巴车，来深圳一家锂电池公司打工。做了一段时间，他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1992年，王明旺和几位朋友创办了一家生产模具的小作坊，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虽然业务很快就有起色，但因合伙人之间对利润分配意见不同，最终闹致散伙。不久，他发现手机市场呈爆炸式增长，商机无限，又和几位朋友开办工厂生产手机电池，果然效益不错。但这次在利润分配上，他们又出现严重分歧。王明旺提出利润用来加强研发和扩大生产，其他合伙人主张分了，结果他只能选择离开。
“失败是成功之母”，两次不成功的创业不仅让王明旺收获了经验教训，还让他找到了手机电池这个持续兴旺的行业，这些都为后来欣旺达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创投风投是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用的是真金白银。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认为，创新创业的失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能接受失败就无法去做投资。在20多年的投资经历中，他投过许多非常成功的企业，但也遭遇过滑铁卢，有的被投企业甚至灰飞烟灭、尸骨无存。“所投企业成功了、上市了，我们与它们一起分享喜悦和收益；所投企业失败了，我们当然也感到惋惜，但绝不会随意去指责、纠缠，而是按照协议去处理。离开时，我们会给创业者一个微笑和祝福，希望他们下次能够成功。”这种宽容失败的姿态被写进了“基石资本投资22条军规”：“善待为我们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对方竭尽全力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宽容以待。”
深圳是企业家辈出的城市，从早期的袁庚、马福元，到后来的任正非、王石、马明哲、马蔚华、马化腾、任克雷、王传福、麦伯良、汪建、李西廷、万捷、陈志列、梁光伟、徐少春、熊建明、高云峰、李建全，再到年青一代企业家汪滔、王卫、刘若鹏、陈宁等，仅知名企业家就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而且人数在不断增长。
深圳“盛产”企业家，而且企业家在这里备受尊敬，这是深圳这个“经济特区”的一大特色。
深圳是第一个在全国设立“企业家日”的城市。2019年10月，深圳市人大立法确定每年11月1日为“深圳企业家日”，旨在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尊重、支持企业家的良好氛围。自此，深圳企业家拥有了自己的法定节日。每年节日当天的晚上，深圳多座地标性大楼就会集体亮灯，并出现庆祝企业家日的标语，引起全城人的关注，有人把这称为“以一座城市的名义向企业家致敬”。
每年的企业家日，深圳还会制度化地举办企业家座谈会。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和各区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面对面与企业家代表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了确保效果，企业家们反映的意见建议被纳入市委、市政府督办内容。比如，2020年第二届“深圳企业家日”现场共收集11大类共65条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建议全部得到督办解决，办理结果还在第三届企业家日座谈会上做了通报。座谈会不仅是表达“致敬”的仪式，更重要的是政企沟通、服务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深受企业家欢迎和重视。有人统计，在第三届座谈会上，多次出现企业家“抢麦”现象，一下午近20人做了发言。
在深圳，人们会发现这座城市对企业家总是厚爱有加。2002年，深圳为倡导科技进步设立了一个最高奖——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市长奖”，每年评选一次，不仅奖金高达数百万元，而且均由市长亲自颁发，因此备受社会关注。从2003年1月该奖首次颁发以来，目前共有33人获奖，得奖者主要来自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中企业家有24位，占比高达73%。腾讯的马化腾、比亚迪的王传福、大疆的汪滔、金蝶软件的徐少春等，都曾获得此奖。
2020年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大会上，上台讲话的另外3位发言人中，一位是深圳市委书记，另外两位都是来自企业的人员，他们是民营企业家、研祥科技创始人陈志列和国企中建钢构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
同样，在中央领导出席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之外的4位上台发言的嘉宾虽然代表的群体有些不同，但实际身份也全部是企业家，他们是王传福、傅育宁、马化腾、李嘉诚。
在如此重要的盛大场合，让企业家们走到聚光灯下亮相，来代表一座城市发言，这样的做法本身就说明这座城市对他们高度尊重、厚爱有加。
深圳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对娱乐明星有些“无感”，与其他大中型城市相比，娱乐明星来这里开演唱会的场次相对较少，演唱会在市民中受关注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明星们在深圳拍戏，市民见了很少跑去围观。有人说深圳是一个不追星的城市，但深圳人对那些知名企业家的热情极高，很多人把他们视为偶像。
北大汇丰商学院位于深圳大学城，经常邀请知名企业家来做讲座，免费对外开放。前些年在线讲座还不方便，每次来现场听讲的市民都很多。务实的深圳人喜欢听企业家分享创业故事和经验。
本身就是美国企业家的戴维·西尔弗，深知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中，把企业家称为美国经济的创造者，称他们是美国的新英雄。深圳尊重、支持企业家，因为它从骨子里认识到企业家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和活力之源，深圳的发展史，也是千百万企业家的创业史。我们说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和灵魂。在创新活动中，从确定目标、组织资源、管理过程，到最后实现创新成果价值等各个环节，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功莫大焉。离开了企业家这个“灵魂”，一座城市只能是死水一潭，无从发展。
深圳市民在身边就能感受到深圳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他们拿着华为的手机、用着腾讯的微信、开着比亚迪的汽车、玩着大疆的无人机等，这些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太多的便捷、快乐，须臾不能离开。当深圳企业把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拓展到世界各地，给这座城市带来荣誉时，它们引以为傲。还有很多人本人或亲朋好友就在这些大企业里工作，获得可观的收入，享受不错的福利。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企业和企业家充满感情，并为此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