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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必须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构成和特点。
根据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768万人，在规模上属于超大城市。而在深圳建市和成为经济特区的1979年和1980年，常住人口规模分别仅有31.41万人和33.29万人，增长倍数分别是55倍和52倍。深圳平均每年新增移民40余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规模县的人口。这种巨大的增长表明，深圳现在的人口中原住民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几乎全部是外来移民。
在人类城市发展和移民史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汇聚这么多外来人口。1700多万人，奔着“特区”和“改革开放”而来，因为这里有实现梦想的机会。研究深圳人口增长的数据可以发现：在1991年之前，每年增长人数基本在几万到20多万之间；但1993年和1994年的增长曲线突然变陡，这两年分别增长67.9万人和76.7万人，可谓爆炸式增长。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中国大地刮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多人是乘着这股“春风”闯到深圳来的。
深圳移民究竟来自哪些省份、其结构如何，官方对此没有公布相关人口普查数据。但通过媒体统计和平时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基本上能得出一个大概的分析判断。
《南方都市报》在2016年曾根据深圳市车管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深圳车辆车主的籍贯情况。其中，广东省内深圳市外的占31.04%、湖南占9.37%、湖北占6.41%、江西占5.80%、四川占4.77%，排名前十的共占比67.75%。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钱海公司做了一个统计，他们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221名员工来自全国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数居前五的省份占比分别为广东47.96%、湖北10.41%、湖南9.05%、江西5.88%、广西4.07%。有人估算，在深圳总人口中，广东省人口的占比不到50%，其余人口均是省外来的。
2019年7月13日，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在坪山图书馆做题为“移民与城市品性”的讲座，现场进行了一个小调查，让原籍不在广东的听众举手，结果全场超过90%的人举起了手。这个比例当然不能看作整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但也反映了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多的现状。葛剑雄在讲座中认为，移民数量是影响移民对文化传播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深圳生活时间稍长的人，一定会对大街小巷餐饮业之发达、菜系之丰富感受深刻，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之都。在这里，你无须专门跑到“美食一条街”这类餐饮集中地，在一些犄角旮旯也能方便地找到湘菜、川菜、鄂菜、赣菜、徽菜、桂菜等粤菜之外的餐馆，美美地吃上各地佳肴。这里的每个街区、每栋楼里，都有着大量的移民。在深圳的写字楼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下班时几位来自不同省份的同事一起出去小聚，马上就有人问去吃什么菜，有人会说“这次去吃我们家乡的×菜吧，附近就有”。
深圳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广东本地人在公开场合也讲普通话。特区成立之初，天南海北的人说着各自的方言来到深圳，这里成为中国一个聚齐了全国56个民族的城市，如果大家都讲方言就会很尴尬，你听不懂我说的，我弄不清你讲的，因此必须选择同一种语言来交流。一般来说，如果当地人占比很大，外来人口就要入乡随俗，学说当地话，但深圳情况不一样。当时，政府也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开会必须用普通话。直到十多年前，深圳一些年纪稍大的广东人上台讲话，因为普通话说不好还会先做这样的开场白：“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麻麻哋（很一般）！”即使普通话“麻麻哋”，讲起来磕磕巴巴，甚至偶尔还会引起台下一阵善意的笑声，他们也不会换成从小说的广东话。这也说明广东人开放好学。
普通话成了这座城市的通用语。离开了这座城市，广东的其他地区均有主导方言，如粤语、客家话、潮汕话，深圳成了很特别的一座“语言孤岛”。现在的年青一代甚至连自己父母那代人说的方言都不会了。2022年，罗湖实验学校新校长黄文源上任后对校园广播进行改革，每周增加一天用粤语播报，全校三千学生竟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粤语播音员，最后只能找一位籍贯为珠海的老师来担任。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幅加快，城市人口迅速扩张，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但这些城市的人口主体或文化主体基本上还是原住民。
就“移民城”这个特点而言，深圳跟美国硅谷很相似。现在介绍硅谷的书特别多，很多作者在分析硅谷成为“硅谷”的原因时，都会提到移民的因素。在吸引大量人口来到硅谷的原因中，适宜的气候环境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才是根本。1955年，发明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从美国东部来到这里，创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从而点燃了这里的电子行业，他也因此被誉为“硅谷第一公民”。此后，大量人才从世界各地汇聚过来，大量科技公司在这里诞生并长大。这些移民中，印度人、中国人、犹太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谷歌这类大公司的食堂里，你可以见到印度咖喱饭、中国饺子等世界各国的特色食品。在做出ChatGPT的OpenAI公司87人的核心团队中，有9位是华人，占比约10%，其中6人毕业于中国高校。2015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在一个论坛上曾说，硅谷有将近37%的人是非美国国籍，这些外籍人士中，中国人和印度人各占三分之一。
两地移民不同的是，硅谷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深圳虽然也有一些外国人在这里工作生活，但与硅谷相比还是显得较少，深圳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国内。吴军在《硅谷之谜》一书中写道：“硅谷地区虽然从领土主权上来讲属于美国，但是从商业、移民的来源、做事情的方法等诸方面来看，它更应该被看作全世界的硅谷，而不仅仅是美国的硅谷。”同样的道理，深圳虽然地域和行政区划在广东，但它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深圳，深圳人做事、看问题从来都是有全国视野的。
在同时成立的四大经济特区中，深圳的发展过去一马当先，如今可谓一枝独秀。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很多，移民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珠海、汕头、厦门的外来移民占比无法跟深圳相提并论。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牵头研究“中国经济特区”，总结的十条经验中就有一条是关于移民数量对特区发展影响的，结论是在外来人口较多、本地人口较少的地方，改革发展更好。原因是当一个地方的人口以外来人口为主时，容易打破本地既有的利益格局，减少改革阻力，容易成功。
深圳的人口构成除了移民，值得关注的还有年龄结构。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2.5岁。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是13.5%，而深圳这一年龄段人口占比只有3.22%，在四大一线城市里最低。这一数字在2010年的深圳更低，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仅有1.83%。年轻代表着梦想、活力和创造。
每年几十万人闯深圳，每个人背后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内心都怀揣梦想。这个梦想或大或小，或清晰或模糊，但都是支撑他们毅然出发的动力。而深圳之所以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是因为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吴勇谋闯深圳的故事说起来有点无奈甚至辛酸。1993年夏天，他刚刚初中毕业，那时全家的生活仅靠父亲做泥水工维持，连吃饱穿暖都有困难，更无法供家里几个小孩同时上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让弟弟妹妹有机会上学，吴勇谋主动放弃上高中，带着父母给的200元钱从福建晋江来深圳打工。在宝安一家生产手机的合资厂，他先是当搬运工，后来努力当上学徒工。为了多学点技术，他几乎整天都泡在工厂，每晚都是深夜才离开。
打工四年后的一个春节，回家过年看到仍然家徒四壁，吴勇谋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回深圳后要辞职自己创业，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彻底改变家庭的境况，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拿着打工期间省吃俭用存下来的3万多元钱，回到深圳开始了新的拼搏。不久后，他在无意中得知有人需要一批手机精密支架组件，立即抓住机会跟对方说自己可以生产提供，其实那时他心中一点底也没有。拿到订单之后，他利用自己打工学到的技术，通过朋友介绍在一间工厂深夜停工的时候进去做研发，终于在客户规定的时间内造出了合格的样品。这笔生意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在当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勇艺电子”。名称中的“艺”和“亿”谐音，意思是要挣上亿元。此时，他的梦想已迅速“长大”了。
如今的吴勇谋已是深圳有名的企业家，2004年他就实现了收入过亿元的目标。2014年，他不满足于给大企业代工生产电子产品配件，又成立了勇艺达机器人有限公司，聘请了几十位专家主攻机器人技术研发。现在，这已是一家从事智能机器人软件开发、硬件制造的高科技公司，旗下拥有多个自主机器人品牌，产品运用在机场、地铁、银行、学校等众多场景。
刘超峰是西安人，2001年陕西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上海青浦一家中学担任物理教师。能在大上海当中学教师，这让很多同学羡慕不已。而他刚工作一学期就向学校递交了辞职书，校长再三挽留也不回头。他不想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另外，不高的工资收入让他难以尽快还清读书欠下的债务。辞职后，他并没有留在上海，而是闯到了深圳，这是他一直神往的地方。中学时看电视剧《深圳人》，这座城市朝气蓬勃、热闹繁华的场景对他触动很大，那时他就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要到深圳闯一闯。
来深圳的头几年，刘超峰过得异常辛苦，在变频器工厂生产线上拧过螺丝，在通信公司做过销售员。刚做销售时，他既没经验也没人脉资源，业绩惨淡，曾经连续两个月穷得每天只能吃馒头、咸菜。经过艰辛的市场历练，2005年他终于在一家电子器材公司做到了销售总监的职位，开始有了不菲的收入。积累了一定资本之后，他辞职与朋友一起创业，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成立三家公司，主要做通信和游戏产品的销售。就在这时，他的中学同学杨新芳找到他，希望合伙做跨境支付。在商场摸爬滚打十余年的经验，让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于是毅然把手头公司的业务交给朋友打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新成立的深圳市钱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这些年钱海公司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数字支付领域最醒目的民族品牌。每当谈起这些，刘超峰总是感慨地说：“深圳是最好的圆梦之地！”
易凤娇来深圳的想法很朴素，就是为了多挣点工资。她2000年中专毕业后从湖北松滋乡下来南方某地打工，但工资和生活一直没什么变化。于是她来到深圳，花了一个月找到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第一个月就让她满心欢喜，不仅工资比原来多了不少，而且工作氛围更积极向上。她意识到自己知识不足、学历太低，深圳的学习环境这么好，就自费报读了深圳电大物流管理专业，白天上班，夜晚上课，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她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在工友中脱颖而出，很快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更让她惊喜的是，2013年2月，她被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参政议政，为维护农民工权利提了十几份建议。
在深圳巨大的移民群体中，有的是为了挣钱，有的是为了创业，有的是因为不满意原来环境的束缚，有的是因为婚姻感情遭受挫折，有的是服从单位安排被派来的，有的是因为钟爱这里的干事环境，有的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气候，他们来深圳的原因各不相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深圳梦想成真，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在这些移民身上，能找到很多共同特点。
首先，他们都不安于现状、渴望成功。待在一个地方，尤其是从小生活的地方，很容易使人产生惰性。有些人对周围的一切早已习以为常，甚至麻木；有些人虽然有很多不满意，但懒得挪动。只有那些对现状不满，甚至有叛逆精神，并且还有强烈意愿去改变的人才会勇敢地走出去。他们不安分、求变化，对成功有内在的渴望，行动力强。
其次，他们都有冒险和吃苦的精神。去新地方意味着会有新的希望，同时人生地不熟，一切从头开始，全靠自己赤手空拳打拼，不确定性也会增大。没有面对风险的勇气，缺少敢闯敢试的冲劲，一般不会选择离开故土去做移民。敢闯深圳的人，不仅仅有想法、有追求，他们是寻梦者，也是冒险者、开拓者。在外面的人看来，这些人奔向深圳是“孔雀东南飞”，“孔雀飞”似乎很浪漫，其实只有飞过来的人才知道其中有多少艰辛，用“闯深圳”更合适。
正因为移民身上有这些非常重要的优点，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硅谷红杉资本在投资初创企业时，就很重视联合创始人团队中有没有移民，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福布斯对红杉资本那些杰出投资人投资的初创公司做过一项统计分析，至少拥有一位在国外出生的联合创始人的公司占比达到59%。
深圳移民中有一批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国家部委和各省、市机关的干部，有的是这些政府部门所办企业的员工，有的是内地高校的管理人员或学者，还有的是军人。这批人受组织派遣到深圳支持特区建设，他们的学历、能力和素质在整体上都很高，成为深圳这座城市创新创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9年10月，深圳刚撤县建市不久，当时的航空工业部就致函广东省，要在深圳设立办事处和建模具厂，并迅速从全国各航空企业抽调精兵强将。筹备组中有不少是懂专业的广东籍人士，有的还懂外语。最初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广州分公司副经理林树棠，他是航空技术领域的老专家，1949年参加过著名的“两航起义”。筹备组先在原宝安县委招待所临时挂牌办公，不久航空工业部领导来深圳沟通协调，购买了两栋共1800平方米的办公楼，他们在这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航空工业部的做法带动了航空系统内企业来深圳建厂兴业的热潮。1980年5月，陕西汉中两家航空电子厂就派出13名人员，来到航空工业部深圳办事处找地建厂。这让航空工业部领导产生一个想法，在深圳建立航空工业工贸基地。在深圳市的支持下，1981年初他们在华强北区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10万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从此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圳中航”）取得了飞跃发展。1987年底，深圳中航已经拥有员工四五千人，资产4.4亿元，企业60余家。相比其他行业来说，航空工业当时在我国属于少有的高科技行业，其在深圳的窗口企业为特区添了彩、争了光。
如今，从深圳中航发展起来的就有飞亚达、深南电路、天虹股份等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还有格兰云天、亨吉利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深圳中航成为央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圳特区建立不久，国家水利电力部就和广东省谋划在深圳大亚湾建设核电站，采用法国技术。在电站建设和运营中，汇聚了国内一批高水平的核电人才。核电站第一任中方厂长濮继龙是清华大学高才生，曾参加我国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试运行，还曾赴美做访问学者，是当时国内知名的核电专家。因为技术从法国引进，参加核电站建设和早期运营的还有一批来自法国的专家，他们的技术世界一流。大亚湾核电站是央企中国广核集团起步发展的地方，成为我国核电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目前已累计为国内各大核电站输出各类人才6000名。
深圳最早、最大、最集中的一批移民来自军队。1979年，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调集五个建制连组成先遣队奔赴深圳。三年时间，被派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总数有两万人，而当时深圳特区关内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人。这些基建工程兵发扬军人的优良作风，开山修路，破土建屋。深圳早期许多标志性建筑，如深圳市委办公大楼、20层高的电子大厦等，都是凝聚着他们汗水和智慧的杰作。1983年，他们脱下军装就地转业，组建了深圳市建设集团等多家公司，还有8000名干部、职工进入各行各业。这些转业军人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文化素养和意志品德，是特区建设难得的人才资源。
中央曾在特区建立后发出“全国支援特区建设”的号召，到20世纪末，很多国家部委和省、市政府都在深圳设立了办事处和窗口公司。这给深圳带来了资金、技术等资源，派来的精英们还给深圳带来了全国和全球的视野，提高了这座新兴城市的文化层次。这批特殊移民中的很多人借助原单位和特区的双重优势，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成就了一批耀眼的大公司，创造了改革开放中的很多全国第一，有的还成为深圳第一代杰出的企业家，如马福元和前面提到的袁庚等。
深圳特区建设一切从零起步，得到中央和各省市大力支持的不仅是办企业。1983年5月，国家批准成立深圳大学，教育部7月就专门向国内多所重点高校发出《关于支援深圳大学师资力量的通知》，组织对口支援深圳大学建设。清华大学援建电子和建筑类学科，北京大学援建中文和外语类学科，中国人民大学援建经济和法律类学科，一大批知名学者因此云集深圳。比如，清华大学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罗征启来深圳大学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著名力学家、1957年就开始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维担任深圳大学第一任校长。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支持，就没有当初的深圳大学，后来深圳大学能快速发展起来，与传承了名校基因有关。
当奔涌而来的各地移民在深圳聚集时，这里便“杂交”出一个包容多元、自由开放的移民文化生态。
深圳大学教师邓妍2022年在《人文岭南》杂志第120期发表《深圳移民文化的张力与超越》一文，对深圳文化的来源做了量化分析：“按照移民迁出地的文化划分，楚湘文化占19.23%，巴蜀文化占8.6%，桂系文化占6.42%，赣文化占5.46%，中原文化占5.02%……岭南文化作为广东省本土地域文化，占比超过40%。”其中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圳文化的影响很大。
在一个多元的移民社会里，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人必须学会包容。我们经常说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日本人好学、美国人喜欢自由，国内不同地方的人差异也很大，比如东北人豪爽、安徽人中庸、广东人务实等等。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爱好都不相同的人，现在来到同一个城市朝夕相处，不能有排外和封闭的心理，必须抱着开放的心态交流互动，学会彼此接受对方。
从深圳机场出来，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几个大字特别醒目：“来了就是深圳人。”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血脉之中的观念。这句话代表了一种作为深圳人的自豪，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与平等。比如，在深圳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招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户籍要求。只要其他条件符合，你是哪儿的人一点都不重要。来了之后，你不主动透露，谁也不会过问你的“家长里短”，别人不把你当外地人，你也不会感觉自己是外地人。这里没有固化的社会层级，也没有繁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大家都是凭本事做事吃饭。
不同区域的文化在深圳并不是都能够“水乳交融”，有时候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大家期待的创造力，有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处理不好的话会制造更大的隔阂。包容的环境需要社会各方面尽力共同营造。2002年春天，华侨城集团曾在公司生态广场举办当代雕塑艺术展，艺术家们把五颜六色的旧衣服挂在锈迹斑斑的铁架上，把几吨苹果倒进水池演绎“生命从新鲜到腐烂的过程”。对于这些奇思妙想，公司内部论坛上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尖锐指责，两种观点完全对立，带着火药味。于是，有人建议集团领导立即叫停展览，但开明的领导并没有叫停，反而自己在论坛上写了一篇长长的帖子，意思是作为文化产业集团，对艺术家的创意要有更多的包容，不能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律排斥、反对。帖子发出后，论坛上的对立情绪渐渐平息下来。现在，经常有国内外前卫艺术家来华侨城举办展览，大家对各种构思奇异的艺术品早已习以为常。
朱清时院士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岗位退休之后，来深圳创办南方科技大学。他对深圳的感受是：“深圳之所以拥有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土壤，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非常包容，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对什么新的东西都不会看不顺眼。”正是这种包容，让他能够在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在很多人看来属于“离经叛道”的改革。
很多人选择在深圳工作生活，就是喜欢这里的移民社会氛围。2010年，深圳有关部门海选“选择深圳的十大理由”，“因为这是一个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城市”排名第三。移民来到这里，身边没有七大姑八大姨，没有原生地复杂的人际网络，人际关系变得简单，加上这里包容多元的环境，每个人都会觉得身心更加自由。除了必须努力工作，没有太多其他方面的拘束、压力，你的生活方式没人干涉，你去做什么没人在意，自由自在。这正是创新创业需要的宽松环境。
最近几十年技术和产业革命迅速发展，有一批伟大的企业家、创新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Space X公司创始人马斯克，还有2023年开始火起来的OpenAI创始人奥尔特曼等。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移民，而且很多人性格“怪异”。比如放弃名牌大学选择辍学，在工作和生活中做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乔布斯手术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一把扔掉罩在面部的氧气罩，原因是觉得氧气罩设计得太丑陋，他对简洁之美有偏执狂似的追求；扎克伯格穿着睡衣去见红杉资本投资人，居然还在PPT里面列出了“不要投资我的十大理由”；马斯克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卖了自己的所有住宅，租个小房子居住，在纽约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居然穿着工装，抱着3岁的儿子。做出惊天动地创新的人，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往往与众不同，社会必须有一个宽松的氛围来包容他们。
深圳移民中广东人最多，而这些广东人中来自潮汕地区的又是最多的，在深圳，身边随时可以见到潮汕人，这里被誉为潮汕人的“第二故乡”。潮汕人之所以这么多，除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潮汕人重商、善商，有洞察先机的生意头脑，特区深圳蕴藏的商机如此之大，更逃不过他们鹰一般锐利的双眼。
从历史上看，潮汕地区人多地少，潮汕人仅靠农业难以生存，外出经商成为被逼无奈的选择，他们有“东方犹太人”之称。19世纪中叶，潮汕人就开始大规模闯天下，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洋地区的尤多。民国时期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一不作海外巨商矣。”用今天通俗的话翻译出来是：潮州穷小子，独自闯荡海外，先是打工，然后自己创业，数年之后，几乎没有不成为大老板的。由此可见，潮汕人经商多么厉害。
潮汕人做生意有家族传统。深圳一德投资管理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林武雄给我们介绍了他小时候做买卖的故事。他1970年9月出生在潮汕地区普宁县浮屿村，父亲是乡村铁匠，改革开放后开始做五金生意。林武雄兄弟三人放学后给父亲打工，按工作量领取报酬，这些报酬他们兄弟可以自由支配。夏天的时候，兄弟们还一起在村道旁卖自制的中草药凉茶。开始的时候，他们只卖一种加糖精的凉茶，后来发现买茶的人中有不少年轻情侣，就增加了一种加白糖的凉茶。前者5分钱一杯，后者5毛钱一杯。看见来了一对举止亲昵的情侣，他们就推销加白糖的凉茶，成功率百分之百。那时候林武雄才8岁，就懂得了“根据不同消费者来开发不同档次产品”的道理，他至今一直从中受益。
卖凉茶最多时一天能收入十几元钱，手中有了钱，兄弟们就开始买小人书，到镇上摆摊做租赁业务。做租赁业务要观察租客爱看哪些书，好租的就多买点用来出租。初中毕业时，林武雄已经懂得了很多生意经，就回家做起了家族生意，经常一人带着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货款到几百千米之外进货。
20世纪90年代初，林武雄全家搬来深圳。现在，他的家族生意红红火火，业务已从五金扩展到地产、医药零售、科技、金融等领域。
重商文化可谓深入潮汕地区的每个村镇、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马少福是深圳市嘉富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这位企业家的成长之路与改革开放后很多第一代、第二代潮商相似。他出生在汕头成田镇，7岁就在街上摆地摊卖东西，十几岁把“货摊”摆到了深圳华强北，做电子产品贸易，如鱼得水。他凭借从小练就的经商之术，迅速致富。这时候，他又开始进军实体经济，做产业园区的综合运营，打造科技产业孵化基地，助推科技创新。
潮汕人内心有强烈的当“老板”欲望。中国有句俗话“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潮汕地区还有一种说法叫“工字不出头”，意思是当个打工人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必须自己做老板。很多普通潮汕人到了深圳，宁愿去菜市场租个铺位卖菜，也不愿去找个单位打工。在他们眼里，最厉害的是让别人给自己打工，最差的就是给别人打工。
深圳人中来自潮汕的数量多，潮商也是深圳最大的商帮。
在生意场上，潮汕人善于随机应变，他们有个口头禅——“搞搞新意思”，即要经常玩点新花样，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上面提到的十大潮商，有几位原来只做地产或商业，近些年来已向科技领域拓展。比如：鸿荣源集团利用做地产的优势，开发并持有运营高新科技园区十余个，建筑面积超过250万平方米，入驻国家级高科技企业40余家，累计培育上市公司近15家。
潮汕人喜欢抱团发财。金晋集团董事长、深圳潮人海外经济促进会会长周南说：潮商之间的团结是有名的，“天下潮人是一家”，为一句“胶己人”（潮汕方言，意为“自己人”）就可以两肋插刀、相互帮忙。有时生意上资金紧张，熟悉的老乡之间不用见面，打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在深圳的各地商会中，潮汕人的商会数量多、规模大，运作也最好，被其他地区商会视为学习的榜样。
潮汕人除了重商，在性格上也非常务实。他们做事很少拍胸脯说豪言壮语，而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把事情做成上，在生意场上闷声发财。务实也是所有广东人的特点，这在请客吃饭上就能看出。就算再有钱，他们点菜也适可而止，这不是广东人不好客，而是他们认为够吃就好。如果最后还剩下点什么没吃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煎包，也要打包带走，没人觉得不好意思。几个广东人喝啤酒甚至是一瓶一瓶地点，这瓶喝完了再点下一瓶。
深圳的移民文化生态，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影响力上来说，潮汕文化都是其一层厚厚的底色。潮汕人重商、务实和当老板的文化也影响了深圳所有人。以至于内地很多人对深圳的评价就是，那是一个挣钱的地方，要发财去深圳。深圳人确实很早就对挣钱这件事理直气壮，不遮遮掩掩。他们觉得能挣钱说明对他人、对社会有贡献，而且挣了钱不仅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可以回馈社会。有了这种文化氛围，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那么多深圳人选择创新创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