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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中等技术”是一个动态概念。就内部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技术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种技术的迭代与进步，也可以是新技术的出现。从外部看，“中等技术”指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者国家群体的技术水平比较而言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后者的含义更具有意义，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决定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本书中指的是第二种情形，也就是中国与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比较。
从经验的角度看，自近代以来，经济体可以分为前沿技术经济体和追赶技术经济体，前者在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科技领域占先进地位，而后者主要是追赶或者赶超。前者是“老师”，后者是“学生”。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会发生在如下几种情形中。
第一，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但长期看，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这就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现有技术领域的技术水平提升，同时又不能成功地将应用性技术转型为原创性技术，那么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即使是产能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经验的角度看，要实现产能从先发经济体向后发经济体转移，开放是前提。虽然人们都认识到开放的重要性，但开放对后发经济体往往构成了严峻挑战。先发经济体具有开放优势，甚至可以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但后发经济体往往因为向先发经济体开放而成为先发经济体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并且对先发经济体形成高度的经济依赖。能够在开放的条件下既实现产能从先发经济体向自身转移，又能够赶上先发经济体并保持经济的相对独立的后发经济体非常少。成功者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失败者则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长期处于“低度发展陷阱”。
第二，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其本质都是开放，即科学技术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从经验的角度看，科技思想必须比较自由地传播，应用技术在互相开放的竞争状态中才能得到改进。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很好地为其国内科研领域的研究人员创造自由的思想空间，或者不能保持对外开放，就将导致它的技术水平无法得到可持续提高。
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思想市场的开放甚至较之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更为困难。一旦思想市场开放了，发达国家的各种思想就会蜂拥而入，影响当地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而这往往被认为会影响当地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因此，一些后发经济体甚至连贸易和投资市场都不开放，因为贸易和投资也会带来本地社会的思想变化。另一些后发经济体可以选择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开放，但对思想市场实行有效的管控。也有一些国家意识到，尽管外来思想会影响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引入外来思想，本地社会就会缺失变化的动力，因此这些国家往往采用全面开放和有效管理的政策，在实现科技进步的同时维持有效的治理体系。
第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流失也是其无法克服中等技术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自身培养的科技人才本来就有限，而这些人才由于工作机会、经济待遇和生活质量等原因，常常被发达经济体专业的移民政策所吸引，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大大制约了其发展的步伐。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后发经济体在人才领域大都面临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一方面，后发经济体的科技发展缺少内生动力，往往要把人才送到先发经济体进行学习和培训，但因为先发经济体拥有各种优越的条件，很多人才选择留在先发经济体工作；另一方面，在人才领域，先发经济体往往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即容许甚至鼓励后发经济体的人才到先发经济体学习和工作。从经验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才都是从后发经济体向先发经济体流动，而不是相反。尽管先发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偶尔有人才的援助项目，但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大趋势。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发达国家处于科技的前沿，发展中国家处于赶超的位置，一旦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其科技构成竞争压力，就会对那些即将赶超自己的国家进行打压，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以维持自身前沿科技的地位。前沿国家对赶超国家的打压自近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五，地缘政治因素也对科技进步产生影响。至少自近代以来，科技和地缘政治总是密切关联的，尽管人们往往忽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因为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科技的进步尤其是重大科技的进步可以导致地缘政治的变迁，所以前沿国家往往会努力保证科技不会流向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则想方设法获得前沿国家的科技。另一方面，当国家间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时候，前沿国家往往对赶超国家实行更加严厉的科技封锁，甚至“脱钩”，从而有效阻碍赶超国家的科技进步，以保持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