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阳光透过大大的、未被遮挡的窗户洒进来，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已经非常熟悉的房间。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前有一个发灰的木柜和一台方形的电视机，左边是那扇窗户，一张有些褪色的沙发侧对着我的病床。病床两侧是两个钢制的输液架：一个安装了平板电脑（iPad），方便我与护士沟通；另一个则挂着我的药物和注射液。我努力转过头去，可以看到显示心率、血氧饱和度和血压的监护器。这里已经变成我所称为“家”的地方。此时是2020年的3月初。这是疫情初期，人们面对疫情显得手足无措——没有经过批准的药物，也没有明确的治疗指南，我们无法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应对之道，我们拥有的大多是猜测。

我是被送进急诊科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由于血氧饱和度下降，胸部X线检查和计算机断层成像扫描（CT）的结果也很糟糕，医生立刻决定将我转入重症监护室。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可能会被派上用场的呼吸机，随着血氧水平恢复稳定，我被转移到医院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收治病区。医生告诉我，我会失去嗅觉。他这么说其实并不准确，与其说我闻不到任何气味，不如说我被一种腐烂的刺鼻气味淹没，这种气味每时每刻都在困扰我。我一直被提醒，病毒已经寄生在鼻咽部，并开始控制我的身体。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我整日发高烧，浑身都被疼痛深深地笼罩。每次照镜子，我都可以看到这场病对我的摧残。我瘦了将近7千克，衣服挂在瘦弱的身体上，显得松松垮垮。咳嗽仍在持续，血氧水平也总是令我担心，游离在随时可能需要供氧的边缘。夹在手指上的血氧饱和度监测仪显示的数值通常在90左右。当它偶尔降到80左右时，我会尽我所能保持深呼吸，并挣扎着从床上站起来扩胸。我不希望护士看到那些低数值，因为我不想再回到重症监护室。

凭借医学背景，我能够较为清晰地评估自己的状况。我的双肺都受到了侵袭。我知道，一旦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就意味着病毒正在占据上风。面对55岁的自己，我已经为可能发生的不良结局做好了心理准备。糟糕的疫情报告从法国和意大利传来，用上呼吸机的患者很难恢复自主呼吸，而且许多人因此过早地离世。我很庆幸的一点是，我在重症监护室待的时间很短，没有用到呼吸机，但我深知自己的状况并不乐观。

这真的让我很沮丧。我想不明白，除了患有糖尿病，其他时候我一直很健康，而且糖尿病是可以通过饮食和锻炼控制的。我从未住过院，30多年来诊治病人期间，我从未请过一天假。我并不意外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作为医生，我认为这是职业风险所在。我知道感染这种病毒并不受患者的年龄、性别、种族或其他人口特征影响，也不受他们过去健康状况的限制，所以即便感染了，也在意料之中。但真正震撼我的，是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导致我必须住院。我原本以为如果感染了这种病毒，以我的身体状况可以充分应对，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在的病房禁止探望，所以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非常感激我的家人以及使我们能够面对面交流的技术。家人每天都会鼓励我，提醒我他们对我的爱。虽然我通常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我觉得自己很脆弱，需要情感的支撑。每次与家人视频通话时，我发现自己除了简单的回应或者摇摇头之外，无法说出其他话，因为我害怕声音会暴露内心的无助。我常常在忍不住要哭的时候突然挂断电话。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面庞仍然是那么好，他们的电话帮助我集中精力努力康复。

我能走的最远的距离，就是到盥洗室的六步路。每走完一趟，都前所未有地感到呼吸困难。对于呼吸时的绝望和挣扎，我只能形容为在全速奔跑时只通过一根吸管呼吸。如此微量的运动就导致呼吸困难，仅此一点就令人感到不安。持续咳嗽和不稳定的体温消耗了储备的体力，我很快便体重大减，肌肉流失严重。让我震惊的是，我现在能够用两只手轻松地环抱住自己的大腿。我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被重新送回重症监护室的恐惧挥之不去，我知道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因为我已经签了同意书，如果主治医师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将接受紧急插管术、呼吸机辅助和血流动力学监测。尽管身体十分疲惫，我仍决定按照护士的指导，用诱发性肺量计进行肺部锻炼。这个仪器就放在我的床头，我本想对着这个仪器深深地呼气，但经常因为咳嗽而不得不停下来。

在病区，我时常被其他病房传来的咳嗽声打扰。从他们的咳嗽声和病房外紧张忙碌的声音中，我可以判断病友们身体状况是否在恶化。每当鼓起勇气询问他们的状况时，我往往被告知他们已被转入重症监护室，需要接受插管术治疗，并且使用呼吸机来辅助呼吸。

我感到非常孤独。我不仅与家人隔离，还与病区的其他病人分隔。前来为我量体温的医护人员戴着口罩、身穿防护服，我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脸，更别说辨认出每天是不是同一位护士来照顾我。我感觉我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不可能在其他场合认出来病房的任何一个人。尽管这样，在那段特殊时期，我仍然非常珍惜与他们的每一次接触。医生和护士的探视是我与外界唯一的面对面接触，哪怕时间短暂且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探视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少，最后都变成了视频通话。每当床边输液架上的iPad响起，我便知道又到了快速视频检查时间。看起来，即使在医院内部，医疗护理也在逐渐转为远程服务。一开始，我对此感到不适。但越想越明白，视频检查可以避免医护人员不必要的接触和潜在的感染风险。而实际上，医疗团队能为我提供的治疗并不多，更多的是缓解症状。我们都在等待，看到底是病毒胜出，还是人类胜出。

在病区最初的7天，我的数据都不容乐观。到了第8天，当iPad响起时，我看到医生正对着摄像头微笑。她告诉我血液检查结果很好，那些最让我们担忧的指标已经开始下降。她已经查看了病房外显示器上我的心率、血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等数据。她认为我已经可以回家了。她还提到，医院正在接收越来越多的患者，病床已经开始紧张。

或许是察觉到我对于自身病情的突然转变感到困惑，医生安慰我说，我的生命体征和临床病程都可以远程评估。由于近年来远程医疗的进步，我可以在家里得到有效且快速的治疗。她向我介绍了我将在家里使用的各种工具和传感器，以便在卧室就能测量体温、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头晕使我感到不适。虽然我生病已超过3周，但距离疫情刚刚暴发没多久。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我短暂住院期间，远程医疗设施和人们对它的依赖都在快速增长。当时就能看出，尽管这种变化因当下需求而生，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医疗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