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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
数字货币是当前许多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的热点领域。本文讨论的数字货币，特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以下称CBDC），不包括比特币等非中央银行发行的加密货币或稳定币。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以下称BIS）对CBDC的定义是：由发行国法币定值的数字支付工具，是发行国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是不同于传统准备金或清算账户资金的一种数字化的中央银行货币（BIS，2020a，2020b）。我国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数字人民币。
2021年发表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指出，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的松耦合功能，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2021）。数字人民币已经开始试点，有正式的标志，英文名字是e-CNY，其相关工作进展在各国央行间比较领先。本文主要分析论述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背景和相关理论体系，并简单介绍其试点及应用情况。
在我国数千年文明史中，出现了多次货币变革，而每一次货币形态的变化都是由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的，数字人民币也不例外。此外，每一种货币形态，都有对应的钱包或者承载工具。历史上的钱包形态有用绳把钱穿起来，也有布袋和皮袋等。在数字时代，移动支付的电子钱包，在携带和支付方面更加方便，数字人民币也有自己的承载钱包，而且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需要提供了包括软钱包和硬钱包在内的多种钱包形式。
货币起源于商品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老百姓用于市场交易的货币一直是以铜钱为主，在有些朝代官制铜钱管理得比较有序，有些朝代私铸铜钱泛滥。但从中国货币史的总括看，铜钱仍是一条占据重要位置的主线。我国历史上金银主要用于统治者征税和富商储藏财富，可用于大宗交易，即“大数用金银”，但基本上没有以官方形式正式铸造用于流通的金银币。在有些朝代，比如宋代曾铸造过一些金银钱币，主要用于赏赐、祝寿、殉葬等。有些金银币流到民间，大都被当作宝贝收藏。民间也有请金银匠打造金银币的情形，币上一般都会有一些吉利语（彭信威，1958）。我国各种史料中对货币的相关记载也非常丰富，不论是《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还是后来如四大名著等小说资料，其中都有与金银货币和铜钱相关的大量记载。
明朝时期，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我国逐步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明代中期嘉靖年间，各种铜钱已经开始与白银建立比价关系。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0年左右），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是张居正变法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田赋和役法两方面改革，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即重新丈量土地，简化税制，摊丁入亩，以银折税，将以实物和劳役纳税转向以银缴税。可以说，推广“一条鞭法”实质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隐含的或事实上的银本位制度，白银成为货币单位和价值尺度的主体，同时铜钱仍在日常交易中广泛流通。张居正作为明朝的内阁首辅，在皇帝的首肯下，依托政治权力推进改革，使中国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银本位制度，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之后200多年全球的白银流向。
为什么金属货币能够在几千年的人类货币史上占主导地位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天然的就是最好的，作为货币的特殊商品，用作支付和价值储藏，其持有者心里非常踏实。至于其如何切割、交易、流通，如何与铜钱和铁钱搭配使用，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上文提到，贵金属货币本身有价值，老百姓天然拥有持有贵金属货币的意愿。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一直到近代才有比较系统的法币制度安排。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曾颁发律令想建立银圆券制度，但发布的时间是1909年，离辛亥革命已经很近，所以清政府并没有时间真正建立一套法币或纸币体系。中国历史上实际开始实行法币体系，是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推行的法币改革，自此法币系统才正式确立。
但法币体系确立后，很快就面临币值稳定的问题。纸币和银圆、黄金不同，其本身没有价值，进而带来币值波动和保值问题。如果是中央银行印发的纸币，其背后的价值基础就是政府信用，如果政府因财政困难等因素超发货币，此时纸币就会贬值并引发通货膨胀，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金圆券因大肆超发而大幅贬值，其购买力严重缩水，让持有金圆券的老百姓遭受了巨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币值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过去多年，我国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保持了稳定的购买力，老百姓手中的票子没有“变毛”，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
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老百姓在银行里有存款，在移动支付账户里有余额，但还是会有提现的需求，即对现金的需求。现金的作用之一，是在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时的一个最后选择。假如A银行出现了流动性问题或其他风险，甚至只是出现了关于其可能出险的传言，A银行的储户就可能前去网点提取现金，集中的大规模提现可能引发挤兑，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冲击。这种情形下，金融管理部门和商业银行为了稳定大家的信心，首先要告诉大家，存款其实都是安全的，同时往往会把大量现金摆在银行柜台上，并延长取款业务的办理时间，让大家敞开提款。这就是现金的一种作用，对一些老百姓来说，把现金取出来，拿回家放在褥子底下心里才踏实，这种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提现的需求，是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障。
数字人民币首先是便捷高效的支付工具，还可以在现金以外给居民和企业提供一个新的提现选择，数字人民币同样是央行的负债，央行有兑付的义务，性质上与现金等同。而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现金交易的比例可能逐步下降，此时老百姓还是要保留提现的选择，数字人民币就提供了这样的选择。
国内外关于CBDC的讨论很多，涉及其定位、组织架构、技术路线以及推出CBDC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等多个领域，数字人民币的制度设计，是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内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做出的具体安排。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研发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其主要职能是提供高效安全的数字支付工具。研发数字人民币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提高央行支付系统和货币发行的效率，二是为我们的支付系统提供一个备份，三是促进普惠金融和一些特殊群体、特定场合的交易。
我国的金融服务普惠性比较高，老百姓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在全球也处于前列。但与此同时，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仍有银行账户服务覆盖不到的人群，数字人民币可以进一步覆盖这些人群。特殊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短期来华人士等开立银行账户不便的群体；特定场合主要指需要通过智能合约管理的交易，比如灾后重建、医保支出等，需要通过智能合约追踪资金流向。类似的还有在对外贸易交易和保险保障中，需要定位货物的流动，并与资金流进行匹配。上述情形用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管理更加有效。
大家熟悉的现钞，遵循“占有即所有”的原则，任何人把现钞支付给对方，在这张现钞完成实物转移的同时，其所有权也同步转移，这个支付过程就完成了，不再需要其他的确认环节，这就是“占有即所有”。
数字人民币以币串（token）体现价值，币串代表了数字人民币的物权，与现钞类似，其价值也是基于物权，同样遵循“占有即所有”的原则。使用电子钱包支付数字人民币，完成币串的传递也就完成了数字人民币所有权的转移，同样不再需要其他的确认环节。正因为数字人民币具有这一特征，它才可以实现离线支付和无电支付功能，即在手机没有网络甚至没电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手机内电子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
银行存款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过程就比较复杂。在使用存款账户资金进行支付时，资金的划转要通过银行账户体系，其中商业银行本代本
账户转移可以在银行内部系统完成，而从A银行转到B银行这种跨行转账还需要通过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才能完成。
关于数字货币的未来方向，现在国际上的讨论也较多，有一个近期讨论较多的理论认为，将来数字货币应该是一种代币化存款（tokenized deposit）。但代币和存款这两个概念的法律含义有所不同，代币基于物权，代币的所有权转移可以直接通过实物的转移完成，但是作为银行存款，其转移就要通过银行系统，大多数时候还要通过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是一个有第三方参与的过程。另一个法律含义上的不同是匿名性的不同，比如一笔用现钞进行的支付，其支付过程的匿名程度就比较高，很多时候只有收款方和付款方两人知晓相关信息，但如果是用存款资金通过银行系统支付，整个交易过程会有一家或多家银行机构参与，而且是完整留痕的。所以用代币支付和用账户支付这两个用户端看上去很相似的过程，其背后的法律含义有所区别。
数字人民币选择的方向是价值基于物权，与贵金属货币和现钞类似，遵循“占有即所有”的规则。但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也可以同银行账户建立联系，即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这里的“松耦合”是与传统移动支付工具同银行账户“紧耦合”相对应的概念，传统移动支付账户与个人的银行账户紧密关联。数字人民币可以在没有银行账户的情况下使用，也可以与个人的银行账户关联绑定。从这个角度讲，数字人民币横跨了代币和账户的属性，横跨了直接占有物权和银行存款这两方面的属性，这也是数字人民币的一个重要特点。
货币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多种职能。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货币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是支付手段。数字货币，特别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支付工具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支付是研究和理解数字货币的一个关键切入点。货币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价值储藏，这个功能在数字人民币的讨论和研发过程中并不是重点，数字人民币也不宜成为储藏价值的主要渠道。
在数字货币用于支付的讨论中，有一个热点问题，即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定位，应该是零售型数字货币，还是批发型数字货币。《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中国要走零售型数字货币的道路，只有聚焦到零售才能在提高效率、提供支付系统备份和推进普惠金融这三个方面提供最大幅度的改进。目前，欧洲央行等许多其他中央银行正在研究的数字货币，大多是走批发道路。
在支付领域，批发和零售的定义与生活中略有不同，这里的批发是指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而只要交易中有一方是个人、企业、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那么这一支付交易就属于零售支付。如果要走批发型数字货币的道路，那么数字货币的使用仅限于中央银行和各金融机构之间。这里所谓的各金融机构还是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等，如果一些证券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没有在中央银行开户，则不能被包括在内。
从定义可以看出，零售实际上包含了批发，走零售数字货币的道路比走批发道路的难度更大，对整个系统和基础设施的覆盖面和深度要求也高得多。只要能做零售，就一定能做批发，因为批发只需要满足央行和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交易，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第一步，这种交易比较简单，额度也较大。而零售需要再延伸一步，把数字货币服务进一步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客户，即数字货币可以让个人、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持有使用，那么这个数字货币就变成零售的数字货币。零售数字货币的方向要复杂得多。
在零售方向上，我们希望数字人民币能够成为一种通用型支付工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关于数字人民币与现有的移动支付工具的关系。其实数字人民币与微信、支付宝等现有移动支付工具并不矛盾，也不是替代关系。此前大家的移动支付都是基于银行账户的，上面流转的资金是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在研发推广数字人民币以后，移动支付工具中流转的资金也可以是数字人民币，银行账户存款和数字人民币可以有效结合起来用于移动支付。
在白皮书中，我们强调了数字人民币的三个原则。一是人民性，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二是市场化，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挤出原来市场的服务。三是法治化，包括个人隐私保护，依法对产权、物权保护等。数字人民币的三原则与国际上讨论的主要原则相一致。在国际讨论中，中央银行群体就数字货币需要坚持的原则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形成了三个原则，一是无损原则，或者叫无害原则（Do No Harm），即研发数字货币不应损害当前中央银行的履职或者授权。二是共同存在原则（Coexistence），即数字货币与现金共同存在，与其他的金融服务也共同存在，不会停止现金服务。三是创新和高效原则（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即运用创新技术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给居民和企业更多的选择。
在法治化原则下，数字人民币注重把握好隐私保护与合规性之间的平衡。合规性就是要符合法律要求，要符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有关规定。同时要保护好个人隐私。实现这一平衡，主要是通过可控匿名的方式。数字人民币钱包分成四类，其中第四类钱包的金额上限比较小，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完全匿名。而如果要进行大额交易，就要开立更高权限的钱包，接受现金管理的一系列合规要求，比如国际通行的反洗钱要求、反恐怖融资等。通过对金额上限的高低分类，来相应设定开立钱包所需要的信息，即交易金额上限越高，金融机构等服务提供方所要了解的信息就越多，同时金额最小的第四类钱包只需要一个手机号就可以开户，不必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等信息，这样可以做到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护隐私。
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的相关工作和信息处理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并在内控上设置防火墙，个人信息要严格保密，避免外泄。而在对数字人民币相关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时，一般都会在过滤掉敏感的个人信息，比如姓名和其他信息以后，再进行处理。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并不能追溯到原来的个人敏感信息。
运营架构设计是在全球数字货币相关讨论中涉及最多的问题，主要焦点是单层还是双层。在单层运营架构体系中，央行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在双层运营架构体系中，央行不直接面向公众，而是通过运营商向公众提供数字货币。
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运营架构，第一层是人民银行向运营机构发行数字人民币，这里的运营机构包括工、农、中、建等国有大型银行，也包括微信、支付宝和三大移动运营商等；第二层是这些运营机构再向居民和企业提供数字人民币服务，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与运营机构合作向自己的客户提供数字人民币。在这样一个双层体系下，中央银行不直接向公众提供数字货币服务，居民和企业可以继续通过此前开户的银行、使用的移动支付运营商来享受数字人民币服务，从而在不改变原来金融服务模式的情况下，使数字人民币穿透到个人使用和零售环节，同时最大限度调动市场参与机构的积极性。
双层运营架构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数字人民币坚持市场化方向，对所有可能的技术路线持开放态度。市场机构工作人员的创造性、积极性很高，比如说对钱包的形式，服务的方式，结算、抵押、担保等的安排，都可以提出很好的建议，在业务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方面，市场机构也更加丰富，对客户的服务质量比较高。人民银行尊重市场的创造力，主要进行数字人民币的顶层设计，以及制定法律规范和监管标准。顶层架构、法律规范、监管标准都设计好之后，服务仍要交给市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际上也分散了风险。
在双层运营体系下，我们仍坚持中央银行的中心化管理模式，而不是采取区块链或者分布式架构。采取中心化管理，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心化管理可以大大提高支付效率，而区块链如果应用到高频、大量的交易中，比如一秒处理几万、几十万笔交易，是很困难的。二是数字人民币是央行的负债，央行对自身的负债要严肃对待，严格管理。类似地，现金也是央行的负债，现金管理就是中央银行把现金批发给商业银行，同时每一张现金上都有一个系列号码，人民银行对所有这些现金没有台账管理。现在也有一些中央银行研发的数字货币采用分布式架构。其实，一些央行的数字货币聚焦于批发而不是零售业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限于区块链的架构。区块链架构有其优点，但难以有效应对零售业务笔数的高量级和业务高峰的冲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数字人民币采取央行中心化管理，并不意味着人民银行要掌握所有的交易信息和个人信息。事实上，大多数信息存储在各金融服务提供商那里。人民银行只掌握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一共发出了多少数字货币，类似于人民银行必须知道发出了多少流通现金。再比如大额批发交易的情况等，但对零售交易的具体细节，大量的客户信息存储在第二层即运营服务商的系统中，运营商也有义务落实隐私保护、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规定，只是把必要的信息提供给人民银行。
发行数字货币是否会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运行造成巨大冲击，是当前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狭义银行问题和金融脱媒问题。
狭义银行（Narrow Bank）是在国际和国内数字货币研究中的一个热门概念，是指实现100%准备金都交给中央银行的银行体系。狭义银行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讨论世界上有没有狭义银行。其实我国的支付机构备付金管理就是狭义银行的一个成功案例。我国现在有一百多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这些机构的账户上沉淀了很多资金，是企业和居民客户在其支付钱包中的余额，这些钱是属于客户的，但是存储于客户在支付机构的账户上。人民银行推动支付机构把客户的钱全部转存到中央银行，这就是狭义银行理论的一个成功实践。从2016年开始，人民银行着手规范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分次提高其集中存管在中央银行的比例，到2019年时已实现100%存在中央银行，目前这些备付金的余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要求支付机构把客户的钱100%存在中央银行，有利于规范市场竞争，更有利于保证老百姓的资金安全，即使某个第三方支付机构倒闭破产，老百姓钱包里的余额也可以得到保护。
一个常见的担心是，在狭义银行框架下，所有的钱都存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无法进行货币创造，货币乘数也就下降到1。但是在上述案例中，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大家知道货币乘数是货币总量相较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其中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中国现在的基础货币约为35万亿元，M2约达290万亿元，现在的货币乘数还有8倍左右（见图1），这是因为我们对银行系统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平均是7%左右，即商业银行存款的7%必须存到中央银行，当然各家商业银行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多存一些，即超额存款准备金。而集中存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相对于银行系统只是一小部分，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要求100%的准备金率，并没有对中国的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事实上，实施备付金集中存管以来，我国的货币乘数不降反升，主要是由于同期逐步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图12010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乘数
另一个担心就是金融脱媒问题。金融脱媒是指老百姓把在商业银行的存款都转换成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就无法发挥金融中介职能。既然数字人民币是央行的负债，比商业银行存款更安全一些，那有没有可能在推行数字人民币时，老百姓会把银行存款都换成数字货币，变成对央行的存款？这是多国中央银行都在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设计数字人民币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防止出现金融脱媒的情况。首先是实行双层运营架构，该架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最小的，因为它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金融市场格局。在双层运营架构下，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模式不变，各金融机构各显其能，充分竞争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如果是单层运营架构，央行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出现金融脱媒风险的概率可能较大，还可能出现央行包打天下的“大一统”局面，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进一步降低金融脱媒的风险，在双层运营架构下，人民银行还实施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对数字人民币钱包的交易额度进行限制，再比如数字人民币可以和银行账户松耦合，和银行账户存款相通，随用随补充，支付时余额不足可自动提取存款，这样就避免了居民一次性兑换太多数字人民币的情况。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数字人民币是不支付利息的，与现金一样，即持有数字人民币不能像持有银行存款一样获得利息。这些措施都有助于防范金融脱媒。
此外，讲到防范金融脱媒就不能不提到存款保险。按照《存款保险条例》，如果银行破产，存款人存款的最高赔付限额是50万元人民币，但在实际操作中，对老百姓存款的保护水平往往比这一水平高得多。如果说人民币现钞的安全程度是99.9%（剩下0.1%主要是出于防伪考虑），那么通过存款保险等制度安排，可以使老百姓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可靠性也达到比较接近现金的水平，也是非常可靠的。这是避免出现金融脱媒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
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在国内多地进行了试点，整体过程平稳顺利。与此同时，在跨境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2019年开始第一批试点，2020年进行第二批试点，2021年发布白皮书，2022年发布数字人民币App（应用程序），亮相北京冬奥会，并安排更多城市加入试点。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全国多地试点，整体试点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见图2）。
图2 数字人民币研发和试点进展
截至2023年6月末，数字人民币钱包里的余额约有165亿元，累计支持交易额近2万亿元，交易笔数近10亿笔，个人钱包约有1.2亿个。虽然数字人民币的余额与货币总量相比很小，但它支持的交易量比较可观，其流转效率较高。
数字人民币提供多种类型的钱包供大家选择。在产品方面，数字钱包根据客户身份识别的强度进行分层管理，载体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软钱包有手机App和软件开发工具包等，硬钱包有IC（集成电路）卡、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等。钱包权限的归属可以分成母钱包、子钱包，母钱包下可以有若干个子钱包等。
数字人民币还支持无线或者无电支付，并可搭载智能合约，满足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不管是服务消费者C端，服务企业B端，还是服务政府G端，数字货币在连接上都有很强大的功能，同时这三端之间也是有联系的，比如工资代发既联系C端又联系B端，政府补贴既联系C端又联系G端等。
数字人民币还有力地支持了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我们有很多激励机制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比如一些试点地区居民骑共享单车低碳出行可兑换数字人民币红包等，还有地区在数字人民币用于低碳计量、绿色企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跨境使用是数字货币研究和实践的另一个焦点领域。数字人民币在跨境使用方面，也遵循国际上通行的三原则：无损、合规、互通，即尊重其他央行的货币主权与货币政策独立性，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和外汇管理等规定，推动不同法定数字货币系统间及其与传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
在跨境合作领域，一个重要成果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合作框架下，人民银行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以及阿联酋央行作为创始成员，共同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探索建立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多边合作机制和新型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安排，提升跨境支付的便利度、快捷性，并降低成本。
货币桥项目采取了“乐高模块”方式，方案设计遵循“模块化、均衡性、互通性和可扩展”的设计原则。每个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不同、政策规定不同，跨境交易的需求和优先顺序也不同，比如有的偏重于旅游支付，有的偏重于企业贸易，有的偏重于侨汇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尊重每个央行的选择，就要实行模块化，对每一种功能设计不同的模块。各参与国家的央行可以根据本国法律法规、实际业务和技术需求，灵活调整参与货币桥项目的范围和形式，进而提升跨境合作方案的适应性与接受度。
货币桥的治理机构是指导委员会，下设若干分委会，人民银行牵头技术分委会，泰国央行牵头政策分委会，香港金融管理局牵头法律分委会，阿联酋央行牵头业务分委会。其他央行也会参加各分委会。
除货币桥项目外，人民银行也在积极推动数字货币的双边合作，比如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展合作等。已有的实践表明，数字货币可在提高跨境支付效率、降低跨境支付成本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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