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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社会，人们强调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家庭也就被制度化为一个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圣哲非常明白家庭固有的性质，懂得稳定家庭对于稳定社会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会用一系列的制度与规范教化黎民百姓，使家庭成为理所当然的共同体。同时，在婚姻和财产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家庭更多的内涵、更多的社会责任与功能，包括经济、教育、政治、道德、法律、文化、艺术、技术、新知、医疗、健康、环保、安防乃至军事，等等，以支撑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随着家庭经济的动摇和瓦解，家庭中的社会责任和功能，转移到了工商企业或各类机构之中，形成了现代产业社会，德鲁克称之为“功能型社会”。家庭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存在形态，随着责任与功能的逐渐流失，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式微，家庭社会也就让位于产业社会。
企业的性质由此而确定，企业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营利机构，企业必须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功能与价值，必须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承担责任，所谓对员工、对社区和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承担责任。
企业在经济领域从事的活动，不会因商业交易的结束而结束，其影响会持续地扩展开来，扩展到未来，扩展到社会领域。企业必须对这些影响，以及可能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社会责任。
即便在雇用劳动的条件下，企业雇用的也不是劳动力，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他们需要恋爱、婚姻、家庭；他们的青春年华或职业生涯会在企业及各类机构中度过，然后衰老死亡。企业必须为他们承担责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在家庭社会条件下，这一切都由家庭共同体来承担，并发展出了一套制度与伦理规则，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等。
进入产业社会以后，家庭作为一种共同体，自身的稳定性越来越弱，这与家庭功能弱化密切相关。这部分社会责任自然要落在企业及各类机构身上。
作为产业社会的基本单元，企业如果不稳定，或者不愿意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诸如收入保障、就业保障、劳动保护、转职与离职的补偿、安全退养、教育与培训、道德教化、社会身份与地位，等等，那么整个社会也不会稳定。
事实也是这样，整个工业化的历史充满着动荡与战争。而且，现代战争的手段及组织起来的方式和管理方式也极为工业化。现如今，全人类正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并承受着环境恶化的工业化后果。
这一切都源自我们对企业性质的误读和不理解，人为地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割裂开来，强调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并且，通过强调经济领域的独立与自由，来减免企业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获取与使用上的社会责任。在某些状况下，在某种可预见的结果上，这已经不是令人担忧，而是令人恐惧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