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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类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句话对错参半。沿海和内地、城里和乡下、山区和平原，不同的成长环境的确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影响，但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更关键的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万不可因自己是小地方的人，就妄自菲薄。
一位朋友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小县城往往诞生大人物，大城市则多产小市民。”我以为虽语出偏激，但颇有几分见地。
的确，大城市能培养出素质高、眼界宽、格局大的年轻人。我的夫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她的素质、眼界、见识乃至心性，都令我钦佩。当然，出生于大城市又是独生子女的她，至今都无法理解我对家乡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帮扶之谊，在这点上，我们也有过不少争论。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在大城市日常的琐碎生活中，形成了蝇营狗苟、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心态，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格局。越是流光溢彩的大城市，越只是少数人的舞台，多数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奔波，眼前所见不过是庞大都市的一隅，囿于两点一线的单向度生存，很难形成立体的世界观。
相比之下，县城的资源和空间的确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生于县城的人就天然低人一头。县城是最典型的中国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离乡土中国最近，离现代中国也不远。小县城里往往蕴藏着中国社会最浓郁的人间烟火，演绎着最丰富的市井故事，承载着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只要你有心，在县城里同样可以看到立体的中国，看到浓缩的社会。
在人生的头20年，我有幸生活在县城，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市井生活、人间百态，我都曾完整感受过。有些人可能对它们熟视无睹，但我却深受触动，由此养成了很多受益终生的习惯，也形成了最朴素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我所在的小县城，隐于层峦叠嶂深处。对于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站在云雾弥漫的山头，思接千载，神游八极，眺望关山万重，遥想山外世界。
在交通受限的年代，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所阻隔，永远走不出来，但有一类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同样出生在山里，是选择坐井观天、妄自尊大，还是任想象信马由缰穿透时空，可能是个体命运最初的分野。
这种自我觉醒的世界观，一方面和天赋有关，另一方面也源自多方因素的刺激。
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里，一起住的还有几户人家。其中一位发小的父亲在煤矿当采购员，每个月回来一趟。每次和他父亲聊天，都会成为我难得的精神盛宴。
我印象极深的是，有一次和他父亲聊天时，我的这位发小炫耀他父亲从海边带回来的贝壳和海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一边看贝壳，一边听他父亲讲海上日出，讲潮起潮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意境让我无比向往。
长大以后，我专门去了那位叔叔在聊天时说的那片海岸，无比失望，那儿只有一小片根本谈不上恢宏的海滩。但在幼时，贝壳和海滩，以及心之所往的外面世界，成了敦促我走出大山的原始动力。
从我有印象时开始，我和外面世界最大的阻碍就是交通。人们常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殊不知黔道比蜀道还要难上加难。李白《送友人入蜀》里写的“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也正是我小时候对黔道的真实观感。
当年我从老家黔西去贵阳，一路翻山越岭，100公里不到的路，坐汽车要坐上一整天。
交通的不便，常常伴随着见识的狭隘，所谓“夜郎自大”就是这个意思。在偏远闭塞的小县城，我庆幸有一位知识分子父亲，他毕业于国立贵州大学法政系（原名贵州法政学堂，1927年并入省立贵州大学，1942年省立贵州大学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是那个年代极少的正牌大学生。我还记得在刚过了识文断字的阶段时，我就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只要在家，总会给我讲解那些我读了半懂不懂的书中故事。幼承庭训的时光，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化根底。
除此之外，父亲还经常带一些报纸回家，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参考消息》《文汇报》和《贵州日报》，在那个荒疏的年代，这三份报纸成了我了解山外世界的渠道。多年的潜移默化，让我从小养成了从大局着眼去看中国和世界问题的习惯。所以，当“尼克松访华”新闻一出，周边人还在发蒙的时候，还在工地当泥瓦匠的我却深知：新的时代要来了。
虽然预感到时代可能发生剧变，但摆在我面前的现实依旧逼仄。1975年，经过种种波折，我终于中学毕业了。但我悲哀地发现，面前没有任何出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的未来竟然是一块铁板，这是当下的很多年轻人想都想不到的。他们的困惑在于选择太多，而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困惑在于没有前路。
当时大学已经停止大规模招生多年，偶有招生，也只招工农兵学员，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读书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至于就业，就更不可能了，那时整体国民经济状况很差，工厂几乎不招工。要是哪个青年能当上工人，那简直是值得所有街坊邻居羡慕的事情。
有两个带着时代烙印的小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兵，而那时要是有人想当兵，除了要有关系，还要有特长。为了能够当上文艺兵，我认真地苦练了三年手风琴，苦练了若干年篮球。后来我打篮球的水平相当高，我的手风琴也可以独奏了，当时面试我的部队首长都说这小伙不错，可以考虑当体育兵。当我踌躇满志以为能当上兵的时候，在地区篮球比赛前夕，我由于打球中的一次事故，把手腕摔断了，这条路就彻底断送了。后来体委让我去当了女篮教练（以临时工的身份），这份工作我干了整整三年。面对一群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我尝试全新的训练方式，把一支默默无闻的篮球队训练成了打遍全省无敌手的女篮队伍，我以为这回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体委主任曾经说过，只要有工作指标下来就能解决我的身份问题。有一天体委主任从劳动局回来，我充满希望地问他情况，他长叹一口气，摇了摇头，说领导告诉他三年之内国家都不会再招工了。我听了以后，竟然一下子控制不住情绪，大放悲声。
什么叫绝望？这就叫绝望。当时，就算有再大的雄心壮志，也无路可走。那种望不到头的平庸岁月和深刻的无力感，曾令20岁出头的我感到人生无望。
人在绝望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继续往前走。 在艰苦的岁月中，我一直没有熄灭读书的火种。这可能和我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校长，他非常尊重知识，也一直督促我们千万不能放弃学习。
从我六岁开始，父亲就给我讲王阳明，从王阳明的《传习录》，到《象祠记》，再到他的生平，包括悟道过程。虽然我似懂非懂，但是到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心中已然有了文化的种子。
有一次我问父亲什么是“龙场悟道”，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王阳明是我们的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修文县龙场驿，只有二十多里
路的距离。古代贵州属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地。明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至龙场驿。龙场驿是奢香夫人修建的驿道的第一个驿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清闲，潜心悟道，终于创立了阳明心学。
什么是阳明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个短语：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那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时，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名人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如今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又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深奥，又简单，有四句话就够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主观意识没有形成的时候，人是客观存在的，无善无恶。当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世界接轨，产生欲望时，才有善有恶。逐渐内修自省，区分善恶，这就是致良知的过程。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不停地斗争，为善去恶，这就是格物。
阳明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藏在书柜里千年的宋明理学，直接走到实践中，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王阳明的临终遗言对我一辈子影响极深，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人在这个世间就像沧海一粟。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环境，但不管出生在盛世还是乱世，吾心光明，夫复何求？把自己做好就够了。
王阳明可以说生活在大明的至暗时刻，权宦把持朝政，贪腐横行，积重难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直言，知行合一，提笔安天下，上马定江山，虽屡遭磨难，但最终创立了阳明心学。
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用躺平和抱怨来消解苦难，认为时代没有给他们机会，体制禁锢了他们的才华，原生家庭给他们带来了一生的阴影……当一个人把失败与蹉跎归咎于时代、体制和家庭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环境时，当然能心安理得，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50后”这一代人，既经历过极度短缺、极度闭锁的时代，也经历过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过，最绝望的时候，也在不断摸索着可能的出路。我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你可能和我一样，也要经历时代的跌宕起伏，但是当时代潮水涌来的时候，你能不能纵身入海，能不能抓住可能是你一生仅有的机会，就要看你的积累和沉淀了。
“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宣布恢复高考。1978年政策进一步放宽，未下乡的年轻人也有资格参加高考，我的人生也由此迎来转机。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命运仿佛烟花一般在空中绽放。我知道，铁板已经被打破，我们这一代人将走向未知的未来，命运也将因此变得五彩斑斓。
对当下的年轻人而言，时代已经变得高度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择业的权利。发达的交通足以消弭物理空间上的闭塞，互联网的普及更是抹平了信息不对称的鸿沟，关键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心胸和气魄，面对客观上的“生而不平等”，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