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应对对死亡的恐惧的两条途径

摇篮在深渊上方轻轻摆动 ^[1]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两次永恒之间的瞬间光亮。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言说，记忆：实录》

1971年的平安夜 ^[2] ，17岁的尤利亚妮·克普克（Juliane Koepcke）和她的母亲玛丽亚（Maria）——一位德国的鸟类学家一起从秘鲁的首都利马乘飞机跨越亚马孙丛林地带，除她们之外，机上还有90名乘客。母女俩准备前往普兰尔帕，同尤利亚妮的父亲汉斯-威廉·克普克（Hans-Wilhelm Koepcke）——一位卓越的动物学家一同庆祝圣诞。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飞机的燃料箱，整架飞机瞬间断裂，消失在一片浓烟和灰烬中，此时，飞机距离下方广袤、荒芜的热带雨林有3.22千米。

从机舱弹出去之后，尤利亚妮发现自己正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中飞翔，周围的一切都被静谧笼罩。由于安全带依然紧扣，此时座椅仍在身下，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连同座椅不停地在空中翻滚，那片雨林就像华盖一样，也在不停地旋转。她朝着地面快速俯冲，无疑，等待她的似乎就只有死亡了。茂密的枝叶阻断了原本的跌落过程。尤利亚妮最终昏迷了。

再次醒来之后，她先把依然紧扣的安全带解开，接着便四处摸索起来。脚上只有一只鞋子了，眼镜也不见了。她摸了摸自己的锁骨，发现已经断裂。此外，腿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口子，胳膊上也有伤。本来就近视的双眼，有一边已经肿成了一条缝，另一边则完全睁不开了。由于脑部受到了剧烈震荡，她感到无比眩晕。不过，由于深陷极度的震惊，这个时候她反倒觉察不到疼痛了。她不停地喊啊，喊啊，希望找到母亲，可是，根本没有任何回应。她发现自己还能行走，于是，便站起身，慢慢向外挪。

在接下来的11天里，尤利亚妮都在踉跄前行，慢慢穿越这片亚马孙雨林——凯门鳄、狼蛛、毒蛙、电鳗以及淡水黄貂鱼的家园。倾盆大雨，在泥浆中匍匐前进，酷热难耐，时常被成群的虫子叮咬……这些，她都忍过来了，最终，她来到了一条小溪边。父亲曾经教导她说，大多数人都会临水而居，想到这个，她沿着小溪慢慢前行，最终找到了一条大河。她蹚进水虎鱼和黄貂鱼泛滥的水里，半游半漂地顺流而下。

强烈的震惊救了她的命，她并不觉得饥饿，只觉得整个人似乎都被裹进了棉花。不过一窝又一窝的蚊虫叮咬让她很受折磨，她想在树下休息，可睡着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伤口上长满了蛆虫，被蚊虫叮咬的地方也严重感染了。在水中漂浮时，亚马孙特有的强烈日光将她晒伤了，此时，她全身开始爆皮、流血。然而，她还在麻木地向前。

最终，她找到了一艘汽船，并且镇定自若地用一个小油箱里的汽油浇死了伤口上的很多蛆虫。几天之后，汽船的主人在他们的小屋附近发现了她，并把她带到了最近的城镇，距离小屋七个小时的路程。

在那场坠机事故中，她是唯一的幸存者。

我们都听过人们排除万难最终战胜死亡的故事，比如当纳聚会、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从德累斯顿、广岛、长崎的空袭中逃过一劫的人们。诸如此类的故事都说明了一点：所有生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的生理本能。几十亿年来，大量复杂的生命形式一步步进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久地生存、繁衍，将基因一代代传下去。鱼用鳃呼吸，蔷薇用刺保护自己，松鼠知道把橡树果埋起来，留以数月之后食用，白蚁靠啃食木头为生。为了实现生存这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不同物种几乎用尽了各种方式。

你发现壁橱里有一只蝙蝠扑打着翅膀四处乱飞，于是准备拿网球拍结束这个黑暗中的生命，那么一场激战就在所难免了，因为蝙蝠为了存活会竭尽所能。即便是蚯蚓也会不遗余力地与死亡抗争，这一点用蚯蚓作为鱼饵的人可以证实。你把它一分为二，它还活着；试图将它穿在鱼钩上，它会拼命挣扎；即使鱼钩刺入身体，它也会在你的手上排便。

然而，人类与蝙蝠、蚯蚓不同，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怎么做，最终都会输掉与死亡的斗争。这样的观点确实让人极度不安。我们畏惧死亡，这种畏惧可能有诸多原因：担心死后身体会腐烂、变臭，最终化为泥土；不舍与深爱的人分离；不愿因出师未捷、壮志未酬而抱憾；甚至偷偷怀疑生命的尽头根本没有张开双臂等待我们的慈爱上帝。然而，掩盖在所有这些忧虑之下的却是最根本的生理需求——存活。尤利亚妮·克普克和其他幸存者的经历说明，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存活下来。然而，我们又都知道，这一需求终将无法满足。

我们怎么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呢？就存活这一最根本的生理需求而言，人类和其他的生命形式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它们相比，彼此之间又在多个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从生理方面来看，人类并不那么突出：形体不算大，感觉系统不算敏锐，速度也不如猎豹、狼和马；人类没有尖锐的爪子，只有脆弱无力的指甲；没有锋利的牙齿，连牛排烤老了都嚼不动。

但是，我们的祖先，一小支非洲原始人类的群体，却实现了高度群居，多亏了他们大脑皮质的一代代进化，才有了今天高智商的我们。进化发展催生了合作和劳动分工，并最终引领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工具、农业、烹饪、住房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有用之物。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继续繁衍生息，人类文明的种子也已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

人类大脑的进化带来了两种尤为重要的心智能力，即高度的自我意识以及从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角度思考的能力。就目前而言，只有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与鹅、猴子及袋熊不同，我们在选择某项行动方案之前，会结合过去和未来，仔细思考当前的处境。

对于自我存在的意识让我们的行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有助于我们生存。较为简单的生命形式会对周围的环境做出一成不变的即时反应。比如说，飞蛾总会千篇一律地飞向光亮，尽管这种行为对于引领其躲避捕食者有一定的作用，但若光源是蜡烛或篝火，那就会万劫不复。与飞蛾不同，我们人类可以将注意力从正在发生的感官经验中转移。除了奔向火焰，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行动，做出选择时不仅会依赖本能，还会依赖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我们会思考其他可以选择的反应及其潜在的结果，会设想新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自我意识确实发挥了不错的作用。我们生存、繁衍、将基因传给下一代的能力也因此提高了。有自我意识的感觉也很好，用奥托·兰克（Otto Rank）的优美词句来说，那就是，我们会认识到这一事实，即每一个个体都是“宇宙之力的暂时代表”。 ^[3] 我们都是直接来自最初的生命体，也因此与之、与曾经存在以及将要存在的地球生物相关联。能够活着并且能够意识到自己活着，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

然而，正因为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也知道有一天我们终将不在。死亡随时都会降临，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无疑，这一点很讨厌。即使一个人足够幸运，躲开了有毒蚊虫的叮咬、野兽的袭击，躲开了刀枪子弹，甚至有幸逃脱了坠机、交通事故、癌症、地震，可他依然无法永生。

意识到死亡是人类智力的一大缺点。只要稍微想一想，对死亡的意识就会让我们陷入可怕的困境，我们甚至觉得这就是一个终极玩笑。一方面，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对生存有强烈的欲求；另一方面，人类又足够聪明，知道这一根本需求最终是无效的。我们为自我意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恐惧是对死亡临近的自然反应，一般也是适应性反应。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有感受恐惧的经历。黑斑羚看到狮子扑来时，它的大脑会向边缘系统传递信号，进而触发搏斗、逃离或僵在原地的身体反应。人类也是如此。只要感受到致命的威胁，比如遭遇高速行驶的失控车辆、持刀歹徒，感到胸部发紧、身体内有可疑肿块、飞机剧烈震荡或人群中有自杀式炸弹，恐惧感就会将我们吞噬，我们会受本能驱使，拼命搏斗、逃离或僵在原地。紧接而来的便是恐慌。

但对于人类来说，真正的悲剧是，在逼近的危险消失后只有我们依然有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借用伟大的比利时歌曲作家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的话来说，人类的死亡就像是“一个守株待兔的老色鬼”，一直潜伏在心理暗影之中。这种意识很可能会将我们置于对存在的永久恐惧之中。

诗人W. H.奥登（W. H. Auden）极其形象地描述了人类这一独有的难题：

黎明时分，野兔是快乐的 ^[4] ，

因为它无从知晓猎人正在苏醒的思维；

树叶无法预知秋天的来临，

它亦是幸运的；

令人窒息的痛苦不断蔓延，

涨满无数城池，继而包围了沙漠；

然而，人类该怎么做？

谁又能凭靠记忆调整口哨的曲调？

当死亡夺路而至，如海鸥般哀号时，

谁又能知道它的音阶？

除了让自己保持未知，人类终将何如？

这种潜伏着的恐惧，这种从未离去、让人无能为力的恐惧就是人类社会的“与生俱来的恐惧”。要应对对于死亡的恐惧，我们就得自我防卫。 vgJRcQtraZ35dsrIcc4Yxk8tYylNpvIyu5HWxvTeqNehY8C7Fz0yPcqdKpe5wB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