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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即产生了“金融恐怖平衡”。
2004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用来描述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美国巨额的资本输出和双赤字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维持了美国长期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低利率，并吸纳了大量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商品；另一方面，庞大的商品出口使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大，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外汇储备又被迫流回美国回购美元资产，弥补了美国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支持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相互需要、相互牵连和相互制约的形势，被称为“金融恐怖平衡”。
萨默斯所称的“金融恐怖平衡”源自美苏冷战时期“核恐怖平衡”的概念。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大量能实现“确保相互毁灭”的核武器，彼此形成了双向的威慑力。为避免同归于尽，谁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核恐怖平衡”。根据萨默斯的解释，由于美国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相互依赖，所以也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威慑力和制衡力，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会轻易改变，或者说短期也难以改变这种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一般会将剩余资本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提高了这些剩余资本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资本流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向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的净流入逐渐扩大，突出表现在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双赤字”上。为了维持美国国内日益增强的消费需求和庞大的政府开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之间截然不同、并且互相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即高消费、低储蓄和低消费、高储蓄的不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世界经济保持了多年平稳的发展平衡。这种平衡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和政府财政赤字对应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自1982年起出现贸易赤字，1993年后逐渐扩大，1998年开始剧烈增长，到2006年达到峰值2881亿美元，占GDP的近6%。同时美国日益增大的养老、失业救济、军事等开支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除1998—2001年实现短暂的财政盈余之外，财政赤字逐年增大，2008年已达4548.1亿美元，占GDP的3.18%，而一般政府债务总额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占GDP的40%左右上升到60%以上，双双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生产了大量优质、低价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并出口到美国，形成了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以中国为例，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0年到2008年增长了近60倍，尤其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贸易顺差更是显著增长，2008年达到2995亿美元（见图1—1和图1—2）。
图1—1 美国经常项目贸易收支（1980—2006）
图1—2 中国经常项目贸易收支（1980—2008）
二是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发展中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和美国健全的消费信贷支撑了美国居民的高消费模式，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在近30年内上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而居民的净储蓄率则从9%左右下降到了0.5%以下。目前，美国进口的商品已经相当于国内商品消费的4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率不断下降，而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国民储蓄率近50%，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见图1—3和图1—4）。
图1—3 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与净储蓄率（1980—2008）
注：其中居民净储蓄率为1986—2006年数据。
图1—4 中国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对GDP贡献率（1980—2008）
三是美国日益强劲的需求增长对应于新兴国家及中国日益强劲的供给增长。由于长期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中国等新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外汇储备又以高流动性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流动性过剩。这在维持了美国低物价的同时，使得美联储可以不必为了顾虑通胀问题而保持长期低利率，因而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过度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刺激了美国的总需求增长。在新兴国家，技术进步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增多，鼓励了企业增加投资，使得生产全面出现剩余，总供给增加。在表面上，美国总需求和新兴国家总供给的不断增加相互支撑，保持了一定的平衡性和互补性，但这一平衡实际上是新兴国家的内需受到挤压，居民的福利不断转移到美国居民身上的结果。
从本质上讲，这种全球经济的“金融恐怖平衡”是世界信息革命所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及企业组织结构变化调整处于进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制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无法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反映，更是国际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表现。尽管这种不平衡有多方面的形成因素，例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是导致这种不平衡的重要体制原因之一，但是，这种不平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这种不平衡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双循环”机制，即国际资本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不断流入美国，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的巨大赤字，带动了美国长期利率走低和资产价格上涨，进而通过财富效应支撑了美国政府和私人的消费需求，使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而这些国家的流出资本又大都来自于其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由此使美国经济和亚洲经济成为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从理论上讲，这种失衡的国际经济结构隐含着很大的脆弱性和多变性，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的实质是处于刀刃上的平衡。因为这种“双循环”机制顺利运行的前提是美国的总需求不断增加，一旦美国内部市场发生问题（比如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这种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兴国家市场需求的急剧紧缩，由此新兴国家出口暴跌，必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巨大振荡。
2006年以后，在通胀压力下，美联储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下挫，进而影响到次贷支持证券，乃至整个金融市场。2007年7月以来，随着更多金融机构卷入次贷危机和资本市场的崩溃，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从表面上讲，美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导致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但掩盖在“金融恐怖平衡”之下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市场在急剧扩张后形成的脆弱性的、错误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主导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金融监管缺陷则是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在过去20多年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不断涌现，全球经济在快速一体化，各国利用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全世界进行着产业链的重构和资源配置。这使得生产率大为提高，各国共同进入了一个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将大批加工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新兴国家，而新兴国家则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的加工产业，成为加工工业基地和世界工厂。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印度、越南、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开放，全球大概有30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工厂，这带来了很多新生劳动力和廉价商品。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改变了直接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的模式，变为向中国等新兴国家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等国进行加工和装配后再出口到美国，它们向中国等国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出成品后提供给美国市场，与中国共同分享对美出口的利益。近年来，这一发展趋势从日用品、家电产品领域向机电产品和其他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发展，中国等新兴国家制造业规模因而迅速扩展并成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也使新兴市场国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并使它们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对资源和对西方国家高端产品的大量需求。这些最终带动了全球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共同分享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增长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和非常低的物价。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即产生了“金融恐怖平衡”。在这种脆弱的国际经济格局下，美国可以放心地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流动性的过度投放、住房信贷市场和次贷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使金融风险积累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程度。应当说，次贷证券只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平衡必然会被打破，造成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目前依然由西方七国为主导，其中美国占有17%的投票权，同时拥有唯一的否决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利益和责任显然十分不平衡。如前所述，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下，中国等新兴国家产生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只能主要以美元的形式流回美国，这也使得美国的“双赤字”和经济增长可以长期存在。
随着国际金融风暴的蔓延和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这种体制的脆弱性日益显著。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了2倍多，更严重的是其资产方持有的是大量垃圾资产。由于美元承担着国际货币的职能，因此美国实行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上导致持有美元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了美国国内金融市场调整的成本。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经济结构和“金融恐怖平衡”，必然要求各国央行实施更加科学、更加全局性的货币政策，但是，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并没有为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做好货币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在面临高增长、低通胀的时候，各国央行把低物价作为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低物价背后的原因，更没有为维护脆弱的“金融恐怖平衡”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当2000年美国IT泡沫破灭时，为避免经济陷入危机，美联储没有采取在理论上应该采取的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措施，而是采取低利率和美元贬值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动性。这是在用一个泡沫来替代另一个泡沫。
在低利率推动的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1999年，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进一步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1%，广义货币占9%，金融债券占10%，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BIS）金融市场风险随之增大，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此次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经济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下的监管不到位，这两者助推了金融市场泡沫的形成。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离岸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这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管。同时，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下，金融衍生品被各国中央银行视为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传统的资本充足率约束等监管手段难以对跨国的衍生品交易进行监管，从而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地带，进一步助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步伐。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的盛宴当中，多重因素的助推使市场风险一步步增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被信用交易放大的杠杆效应就会迅速扩散，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下一步如何演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全球经济从危机爆发之前的恐怖平衡，如何经过危机的冲击之后，重新寻找到一个相对可以持续的再平衡点？具体来说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去库存化；同时，从全球角度看，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监管、金融市场运行要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各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也必须根据新的全球化趋势进行调整和改善。
具体从金融角度看，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改进、调整世界经济金融格局，进一步抑制金融危机加剧，防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恶化状况，避免“金融恐怖平衡”的全面破裂，是世界各国和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在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峰会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凸现了中国开始具备发起重大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能力，其背景意义很明显，就是如何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里的话语权，降低个别国家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性和操纵风险，维护世界经济平衡格局。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短期内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实行起来并不容易。首先，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享受着巨大的美元铸币税；其次，美国依然拥有最为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吸收全球的剩余储蓄；再次，目前世界上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美元地位的货币。换句话说，中国等新兴国家只能逐步、渐进地在现有格局下，寻求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渠道和路径，逐步增强话语权。
从长期来看，要逐步改变这个体系，需要新兴国家国力的不断增强。首先，我们当前应该做的是在现有的格局内积极争取增大发言权，并积极推进对中国有利的、降低对美元依赖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新兴国家的高储蓄没有被本国的金融市场所吸收，所以导致储蓄流出造成的。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本土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所以，中国等新兴国家在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及金融渠道多样化方面仍需大力发展，这应当成为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点。
经历了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和动荡，国际上对金融监管方面的反思也相当强烈，目前有几个趋势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分业经营重新开始成为主流理念。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演变历程。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后，各界对金融制度有过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其中一个结论就是，混业经营使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因此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就会直接损伤银行，正是如此导致美国当时大量银行倒闭。1934年，美国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切断了银行与证券业之间的资金流动渠道，进行分业经营。但随后在与欧洲多元化银行的竞争中，美国分业经营的银行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又逐步恢复为混业经营。为了促进多元化经营，美国于1999年制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逐步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也逐步被推向市场。如今，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界又重新开始反思，为什么诸多大型银行的运营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反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混业经营制度下金融风险的迅速传递，因此为了进行风险隔离、防止风险传染，分业经营可能将重新开始成为主流。
·第二，跨领域、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成为趋势。许多金融创新跨越了国界和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金融风险往往就在这些领域交叉出现。因此只有跨领域、跨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才能及时甄别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第三，对原来在监管领域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以及对冲基金等进行全面监管开始在全球达成共识。例如，美国原本反对监管对冲基金，而现在相关机构则开始加强监管，采取了提高市场准入、调整会计准则等措施。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化，很多监管方面的转变还会逐步显现出来，值得高度关注。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外市场需求的急剧下滑，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应当看到，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性措施。随着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到位，以及从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未来很可能即将迎来一个十分强劲的总需求的恢复过程，可能首先是环比的迅速改善，随后是同比的迅速改善。因此，在经济迅速下滑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后，政策重点应当从危机应对为重点的应急政策，转向可持续的复苏，推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其政策的着眼点，就是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从恐怖平衡到再平衡的波动过程，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重大结构变化。
从内部和外部环境综合来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具体来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和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从原来大量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投入等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增长。这些调整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适当调整出口导向型战略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经济结构失衡，中国有必要调整长期以来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特点是，在国家支持政策中采取的方式是出口退税和信贷支持，在地方政府政策中采取的方式是建立开发区，以土地、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外商投资。出口导向型战略使我国在2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外汇储备，但同时也形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技术进步缓慢、对国外市场高度依赖等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在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和出现产能过剩后，这种战略势必需要及时调整。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战略和各地招商引资的有关政策需要全面调整，招商引资要从注重数量调整为注重质量，从注重出口创汇调整为注重技术进步，从出口导向战略调整为进口替代战略，逐步减轻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缓解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按照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原则，重点引进那些含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和没有环境污染的产业，引进国内缺乏的技术和资源，加以消化和创新，弥补国内资源和技术力量的不足，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活力。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中国中央银行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上表现出了快速的反应，2008年连续五次降息，避免了短期内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从数据上看，金融市场已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了比较正面的反应，2009年第一季度银行信贷达到了惊人的4.58万亿，尽管有一部分是票据贴现业务所致，但银行惜贷势头已经有所缓解，这对帮助经济走出低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理论上讲，在经济回落时期，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有限，还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决策效率虽然比货币政策低，但对恢复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具有更大的作用。即使近期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下滑，但中国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也不超过1.5%，在扩大财政赤字、提高负债率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此外，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仅有22%，而西方其他国家这一比重高达70%以上，所以我们同样拥有一定的国债负债空间。从理论上讲，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更多地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而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是扩大内需的长久之策。国内理论界一直关注内需的疲弱特别是消费对于GDP贡献度的下降，但是，在外需增长势头较为迅猛时，内需的扩大往往容易受到忽视。同时，较之投资的迅速启动速度来看，消费的扩大往往需要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从政策效果看，启动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往往见效较快，而以增加收入、减税等促进消费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存在时滞性长的弱点。但是，在当前的结构调整压力下，仅仅依靠投资来带动，可能并不能有效解决此次经济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投资过度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关键还是要靠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
第四，市场驱动的需求恢复程度是中国经济从危机冲击下复苏的关键，其中，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应当是扩大内需中的短期政策重点。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内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些企业所说的，调整中可能出现的“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的现象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如果调整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大量资源投入到垄断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状况。对于这些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企业来说，最为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新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而应该是减税等政策举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的举措。
第五，放松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准入管制，为从低效率出口企业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源提供可以转移的新增长点。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重点在于引导和扶持，在于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来促进企业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转型路径。除了强调要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外，鼓励企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都是可供选择和探索的道路。目前，不少有助于扩大内需的服务业等产业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准入门槛太高。应该适时放松管制来吸引资源的进入，例如服务业、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等，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六，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的再杠杆化，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无论是与国际水平比较还是与中国的历史水平比较，总体上看，中国政府、企业、居民的负债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也十分健康，这与美国等国家的过度负债和过高杠杆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金融系统扩大信贷资产规模，提高杠杆比率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是中国应对这次危机最为有利的条件。在企业的淘汰比例明显增多的结构调整时期，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融资结构显然是难以适应的，要积极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融资。可以将风险并不高的民间融资规范化，这样能够吸引很多资金的进入，降低其对银行信贷的过分依赖。同时，银行也需要提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识别、衡量和管理能力，避免在再杠杆化过程中出现新的大规模不良资产。从融资形式看，银行信贷是低风险偏好的，这种融资形式是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需求的，也不适用于推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创新应该由一些高风险偏好的基金来推动，同时需积极推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板的发展就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