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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其间曾经回绍兴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又到过济南一次，定县一次，保定两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则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于我的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与我很有些情分，虽然此外还有绍兴，南京，以及日本东京，我也住过颇久。绍兴是我生长的地方，有好许多山水风物至今还时时记起，如有闲暇很想记述一点下来，可是那里天气不好，寒暑水旱的时候都有困难，不甚适于住家。南京的六年学生生活也留下好些影响与感慨，背景却是那么模糊的，我对于龙蟠虎踞的钟山与浩荡奔流的长江总没有什么感情，自从一九〇六年肩铺盖出仪凤门之后，一直没有进城去瞻礼过，虽似薄情实在也无怪的。东京到底是人家的国土，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京仍是喜欢，小孩们坐惯的破椅子被决定将丢在门外，落在打小鼓的手里，然而小孩的舍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
我说喜欢北平，究竟北平的好处在那里呢？这条策问我一时有点答不上来，北平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我们可以说的，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据人家说，北平的天色特别蓝，太阳特别猛，月亮也特别亮。习惯了不觉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学，便很感着这个不同了。其次是空气干燥，没有那泛潮时的不愉快，于人的身体总当有些益处。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的时候，每到夏天，玻璃箱里的几本洋书都长上白毛，有些很费心思去搜求来的如育珂的《白蔷薇》，因此书面上便有了“白云风”似的瘢痕，至今看了还是不高兴。搬到北京来以后，这种毛病是没有了，虽然瘢痕不会消灭，那也是没法的事。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大方，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边包含着宽容与自由。我觉得世间最可怕的是狭隘，一切的干涉与迫害就都从这里出来的。中国人的宿疾是外强中干，表面要摆架子，内心却无自信，随时怀着恐怖，看见别人一言一动，便疑心是在骂他或是要危害他，说是度量窄排斥异己，其实是精神不健全的缘故。小时候遇见远亲里会拳术的人，因为有恃无恐，取人己两不犯的态度，便很显得大方，从容。北平的人难道都会打拳，但是总有那么一种空气，使居住的人觉得安心，不像在别的都市仿佛已严密地办好了保甲法，个人的举动都受着街坊的督察，仪式起居的一点独异也会有被窥伺或告发的可能。中国的上上下下的社会都不扫自己门前的雪，却专管人家屋上的霜，不惜踏碎邻家的瓦或爬坍了墙头，因此如有不是那么做的，也总是难得而可贵了。从别一方面说，也可以说这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制。不过天下事本不能一律而论，有喜欢统制人或被统制的，也有都不喜欢的，这有如宗教信仰，信徒对了菩萨叩头如捣蒜，用神方去医老太爷的病，在少信的人无妨看作泥塑木雕的偶像，根据保护信教自由的法令，固然未便上前捣毁，看了走开，回到无神的古庙去歇宿，只好各行其是耳。
北平也有我所不喜欢的东西，第一就是京戏。小时候看过些敬神的社戏，戏台搭在旷野中间，不但看的人自由来去，锣鼓声也不大喧闹，乡下人又只懂得看，即使不单赏识斤斗翻得多，也总要看这里边的故事，唱得怎么是不大有人理会的。乙巳（一九〇五）的冬天与二十三个同学到北京练兵处来应留学考试，在西河沿住过一个月，曾经看了几次戏，租看的红纸戏目，木棍一样窄的板凳，台上扮演的丫鬟手淫，都还约略有点记得。查那时很简单的北行日记，还剩有这几条记录：
“十二月初九日，下午偕公岐采卿椒如至中和园观剧，见小叫天演时，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广德楼观剧，朱素云演《黄鹤楼》，朱颇通文墨云。”
“十六日，下午同采卿访榆荪，见永嘉胡俨庄君，同至广德楼观剧。”
三十二年中人事变迁得很多，榆荪当防疫处长，染疫而殁，已在十多年前，椒如为渤海舰队司令，为张宗昌所杀，徐柯二君亦久不通音信了，我自己有三十年以上不曾进戏园，也可以算是一种改变吧。我厌恶中国旧剧的理由有好几个。其一，中国超阶级的升官发财多妻的腐败思想随处皆是，而在小说戏文里最为浓厚显著。其二，虚伪的仪式，装腔作势，我都不喜欢，觉得肉麻，戏台上的动作无论怎么有人赞美，我总看了不愉快。其三，唱戏的音调，特别是非戏子的在街上在房中的清唱，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八股鸦片等有什么关系，有一种麻痹性，胃里不受用。至于金革之音，如德国性学大师希耳息茀尔特在他的游记《男与女》第二十四节中所说，“乐人在铜锣上打出最高音”，或者倒还在其次，因为这在中国不算最闹也。游记同节中云：
“中国人的听觉神经一定同我们构造得不同，这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比在中国戏园还更容易看出来。”由是观之，铜锣的最高音究竟还是乐人所打的，比旅馆里的通夜蜜蜂窠似地哄哄然终要胜一筹也。
我反对旧剧的意见不始于今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自己避开戏园就是了，也本不必大声疾呼，想去警世传道，因为如上文所说，趣味感觉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固不特鸦片小脚为然也。但是现在情形有点不同了，自从无线电广播发达以来，出门一望但见四面多是歪斜碎裂的竹竿，街头巷尾充满着非人世的怪声，而其中以戏文为多，简直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硬听京戏不可，此种压迫实在比苛捐杂税还要难受。中国不知从那一年起，唱歌的技术永远失传了，唐宋时妓女能歌绝句和词，明有擘破玉打草竿挂枝儿等，清朝窑姐儿也有窑调的小曲，后来忽地消灭，至今自上至下都只会唱戏，我无闲去打茶围，惭愧不知道八大胡同唱些什么，但看酒宴余兴，士大夫无复念唐诗或试帖者，大都高歌某种戏剧一段，此外白昼无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词，也全是西皮二黄而非十杯酒儿，可知京戏已经统制了中国国民的感情了。无线电台专门转播戏园里的音乐正无足怪，而且本是很顺舆情的事，不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要叫我硬听这些我所不要听的东西，即使如德国老博士在旅馆一样用棉花塞了耳朵孔也还是没用，有时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绝望。俗语云，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中国人很有这样精神，大家装上无线电，那些收音机却似乎都从天桥地摊上买来的，恐怕不过三四毛一个，发出来的声音老是那么古怪，似非人间世所有。这不但是戏文，便是报告也都是如此，声音苍哑涩滞，声调局促呆板，语句固然难听懂，只觉得嘈杂不好过。看画报上所载，电台里有好几位漂亮的女士管放送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口，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听见的总是这样难听的古怪话呢。我有时候听了不禁消极，心想中国话果真是如此难听的一种言语么？我不敢相信，但耳边听着这样的话，实在觉得十分难听。我想到，中国现今各方面似乎都缺少人。我又想到，中国接收外来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丑恶讨厌。无线电是顶好的一个例。这并不限定是北平一地方的事，但是因北平的事实而感到，所以也就算在他的账上了。
总而言之，我对于北平大体上是很喜欢的，他的气候与人情比别处要好些，宜于居住，虽然也有缺点，如无线电广播的难听，其次是多风尘，变成了边塞。这真是一把破椅子了，放在门外边，预备给打小鼓的拿去，这个时候有人来出北平特辑，未免有点不识时务吧，但是我们在北平的人总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于烦忙中特为写此小文者盖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
廿五年五月九日，于北平。
看英国瑞德的《希腊晚世文学史》，第二章讲到欧几里得（Euclid）云：
“在普多勒迈一世时有一人住在亚力山大城，他的名字是人人皆知，他的著作至少其一是举世皆读，只有圣书比他流传得广。现在数学的教法有点变更了，但著者还记得一个时代那时欧几里得与几何差不多就是同意语，学校里的几何功课也就只是写出欧几里得的两三个设题而已。欧几里得，或者写出他希腊式的原名欧克莱德思（Eukleides），约当基督二百九十年前生活于亚力山大城，在那里设立一个学堂，下一代的贝耳伽之亚波罗纽思即他弟子之一人。关于他的生平与性格我们几于一无所知，虽然有他的两件轶事流传下来，颇能表示出真的科学精神。其一是说普多勒迈问他，可否把他的那学问弄得更容易些，他回答道，大王，往几何学去是并没有御道的。又云，有一弟子习过设题后问他道，我学了这些有什么利益呢？他就叫一个奴隶来说道，去拿两角钱来给这厮，因为他是一定要用他所学的东西去赚钱的。后来他的名声愈大，人家提起来时不叫他的名字，只说原本氏（Stoikheiotes）就行，亚剌伯人又从他们的言语里造出一个语源解说来，说欧几里得是从乌克里（阿剌伯语云钥）与地思（度量）二字出来的。”后边讲到亚奇默得（Archimedes），又有一节云：
“亚奇默得于基督二八七年前生于须拉库色，至二一二年前他的故乡被罗马所攻取，他叫一个罗马兵站开点，不要踹坏地上所画的图，遂被杀。起重时用的滑车，抽水时用的螺旋，还有在须拉库色被围的时候所发明的种种机械，都足证明他的实用的才能，而且这也是他说的话：给我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将去转动这大地。但他的真的兴趣是在纯粹数学上，自己觉得那圆柱对于圆球是三与二之比的发明乃是他最大的成功。他的全集似乎到四世纪还都存在，但是我们现在只有论平面平衡等八九篇罢了。”苏俄类佐夫等编的《新物理学》中云：
“距今二千二百年前，力学有了一个伟大的进步。古代最大的力学者兼数学者亚奇默得在那时候发明了约四十种的力学的器具。这些器具中，有如起重机，在建筑家屋或城堡时都是必要，又如抽水机，于汲井水泉水也是必要的，但其大多数却还是供给军事上必要的各种的器具。
须拉库色与其强敌罗马抗战的时候，兵数比罗马要少得多，但因为有各色的石炮，所以能够抵抗得很久。在当时已经很考究与海军争斗的各手段了。如敌船冒了落下来的石弹向着城墙下前进，忽然墙上会出现杠杆，把上头用铁索系着的铁钩对了敌船抛去，在帆和帆索上钩住。于是因了墙后的杠杆的力将敌船拉上至相当高度，一刹那间晃荡一下便把它摔出去。船或者沉没到海里去，或是碰在岩石上粉碎了。”这些玩艺儿自然也是他老先生所造的了，但是据说他自己颇不满意，以为学问讲实用便是不纯净，所以走去仍自画他的图式，结果把老命送在里头（享年七十五），这真不愧为古今的书呆子了。
后世各部门的科学几乎无不发源于希腊，而希腊科学精神的发达却实在要靠这些书呆子们。柏拉图曾说过，好学（To philomathes）是希腊人的特性，正如好货是斐尼基人与埃及人的特性一样。他们对于学，即知识，很有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态度。英国部丘教授在《希腊的好学》这篇讲义里说道：
“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它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见。”又云：
“希腊人敢于发为什么的疑问。那事实还是不够，他们要找寻出事实（To hoti）后面的原因（To dioti）。对于为什么的他们的答案常是错误，但没有忧虑踌躇，没有牧师的威权去阻止他们冒险深入原因的隐秘区域里去。在抽象的数学类中，他们是第一个问为什么的，大抵常能想到正确的答案。有一件事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的建筑家都已知道的，即假如有一个三角，其各边如以数字表之为三与四与五，则其三与四的两边当互为垂直。几个世纪都过去了，未见有人发这问题：为什么如此？在基督约千一百年前中国一个皇帝周公所写的一篇对话里，（案这是什么文章一时记不得，也不及查考，敬候明教。）他自己也出来说话，那对谈人曾举示他这有名的三角的特性。皇帝说，真的，奇哉！但他并不想到去追问其理由。这惊奇是哲学所从生，有时却止住了哲学。直到希腊人在历史上出现，才问这理由，给这答案。总之，希腊的几何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新东西。据海罗陀多思说，几何学发生于埃及，但那是当作应用科学的几何学，目的在于实用，正如在建筑及量地术上所需要的。理论的几何学是希腊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它的进步很快，在基督前五世纪中，欧几里得的《原本》里所收的大部分似乎都已具备明确的论理的形式。希腊人所发见的那种几何学很可表示那理想家气质，这在希腊美术文艺上都极明显易见的。有长无广的线，绝对的直或是曲的线，这就指示出来，我们是在纯粹思想的界内了。经验的现实状况是被搁置了，心只寻求着理想的形式。听说比达戈拉思因为得到一个数学上的发见而大喜，曾设祭谢神。在古代文明里，还有什么地方是用了这样超越利害的热诚去追求数学的呢？”
我这里抄了许多别人的文章，实在因为我喜欢，礼赞希腊人的好学。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至传教师给我们翻译洋书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后人反而又胡涂起来，如螟蛉负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晋涵却一定说是祝诵而化。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生活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亚里士多德比孟子还大十岁，已著有《生物史研究》，据英国胜家博士在《希腊的生物学与医学》上所说，他记述好些动物生态与解剖等，证以现代学问都无差谬，又讲到头足类动物的生殖，这在欧洲学界也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明白的。我们不必薄今人而爱古人，但古希腊人之可钦佩却是的确的事，中国人如能多注意他们，能略学他们好学求知，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风，未始不是好事，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补救，在个人正不妨当作寂寞的路试去走走耳。
（廿五年八月）
小时候读《诗经》，最喜欢豳风里的《七月》与《东山》两篇。郝兰皋著《诗说》卷上云：
“《七月》诗中有画，《东山》亦然。”实在说得极好。但是《诗经》没有好的新注释本，读下去常有难懂处，有些是训诂，有些难懂的却是文章。如《七月》第五章云：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这里七月在野三句实在不容易了解，句意本来明白，就只不知道这在野的是什么。古来的解说也很不一样，郑氏笺云：
“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三物之如此，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孔氏《正义》云：
“以入我床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户从远而至于近，故知皆谓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床下非虫所当入，故以虫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户宇言在，床下言入者，以床在其上，故变称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从壁内出在野。”严氏《诗缉》与郝氏《诗问》也都如此说，这可以称作甲说。朱氏《集传》可称乙说，说得最是奇怪：
“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动股，始跃而以股鸣也，振羽，能飞而以翅鸣也。宇，檐下也。暑则在野，寒则依人。”但是这显然不合事理，后人多反对者，最利害的要算是毛西河。《毛诗写官记》卷二云：
“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甲曰，莎鸡蟋蟀本一物而殊其名，敢取是？写官曰，莎鸡，络纬也，即俗称纺妇者也。蟋蟀，促织也，即俗称绩妇者也。非一物矣。莎鸡声沙然，又以及时而鸣也，鸡鸣必以时，故曰鸡也。蟋蟀声悉然，然又能帅之以斗，故名蟀。陆氏云，蟀即。”
“敢取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何谓也？岂一物而异其处欤，抑群物者欤？夫既一物而三名焉矣，则夫在野者之为何名也，在宇在户者又何也？且夫一物而既动股又振羽，则必以时变焉耳，在野之后其以时变耶，抑犹然振羽者耶，抑犹非耶？天下有词之蒙义之如是者哉？曰，非也。此言农人居处之有节耳，夏则露居，及秋而渐处于内也。西成早晚，刈获有时，或檐或户，于焉聚语耳，故下即云十月之后当蟋蟀入床之际，而其为居又已异也。昔在户，今墐户也。昔在宇，今将在室也。若以为莎鸡然也，则络纬无入户宇者。以为蟋蟀然，则《月令》季夏之月即已蟋蟀居壁矣，安得七月尚在野。”西河驳朱传极妙，但自己讲解莎鸡蟋蟀亦殊欠妥，鸡字蟀字之说尤为牵强，关于此点不及郝氏远甚。《诗说》卷上云：
“斯螽莎鸡蟋蟀，《集传》云，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名，窃恐未安。斯螽即螽斯，周南既云蝗属，召南《草虫》亦云蝗属，又云，阜螽，蠜也，此用《尔雅》文。陆玑云，今人谓蝗子为螽子。陆佃云，今谓之蜉，亦跳亦飞，飞不能远。然则螽斯草虫阜螽本一物，性好负，故《尔雅》谓草虫负蠜也。莎鸡者，陆玑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飞而振羽，索索作声。愚谓索索犹莎莎也，今俗谓之沙沙虫，沙与莎声转耳。然则名莎鸡者或此虫喜藏莎草中，抑或飞时莎莎作声，皆未可知。蟋蟀者促织也，暑则在野，寒则依人，惟蟋蟀如此，今验之良然，彼二虫者不能也。且斯螽莎鸡亦无变化蟋蟀之理。郑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者，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愚谓既云三物则不得谓之一物矣，窃疑郑笺极分明宜从之，《集传》或未及改订耳。”郝氏依郑笺之说，而辨别三虫极为详明，最为可取。西河在《白鹭洲主客说诗》又有一节，积极地说明他的主张，说在野云云是指豳民的居处有节：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特其说诗则往有可疑者，如斯螽莎鸡蟋蟀随时变化，一物而异其名，则向曾验之，并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此四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难解，人自不读书耳。予向听写官说此诗，谓蟋蟀季夏即居壁，络纬至死不入户，此但言农夫出入之节，夏则露居，及秋而渐处于内，或檐或户，农隙聚语，至蟋蟀入床之后而在户者今墐户，在宇者将在室，其候如此。向写官说诗未尝引据，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汉书》也。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出也则如《诗》曰，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其入也，则如《诗》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又曰，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然则《汉书》所志与写官相证如此。人苟善读书，何在非汉学耶。”这里引《汉书》说得很巧妙，但是我怀疑《汉书》里所说就未必是事实，大约只是读书人的一种想象罢了。范蘅洲著《诗沈》卷十有云：
“斯螽莎鸡蟋蟀非一物而随时变化者。斯螽，蝑，即蚱蜢。莎鸡，络纬，即织妇。蟋蟀，促织也。三者皆草虫，而促织化生不一，不尽依草，在野在宇在户在床下，惟蟋蟀为然。洪氏迈曰，此二句本言豳民出入之时，郑氏并入蟋蟀中，正已不然，盖豳民戒寒之语也。”由此可知西河之说盖本于洪氏，不过更详细说明一下而已。《毛诗写官记》前引二节有秦乐天附语云：
“斯螽莎鸡蟋蟀本非一物，且从不变化，此考之前书与验之所见，其乖谬不待言也。即以诗体言之，《七月》凡八章，每章以天时人事相间成文，凡作两层，岂有此章独自五月至十月单指时物，且单指一物而毫不及人事之理。况入室承宇户，次第秩然，其以七月在野承六月莎鸡振羽，犹上章八月其获承五月鸣蜩耳。不善读书，相沿贸贸，得此旷然若发朦矣。”此从文体上来证明西河之说，也颇有趣味，不过他的证据恐亦不十分确实，盖在国风里未必真有那么严密的章法存在也。以上是关于《七月》的丙说，是以毛西河为主的。
姚首源的算是丁说，见于所著《诗经通论》卷八。他解释五月至十月这六句很是特别：
“首言斯螽莎鸡，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螽莎鸡不入人床下，惟蟋蟀则然，故点蟋蟀于后。古人文章之妙不顾世眼如此，然道破亦甚平浅，第从无人能解及此，则使古人平浅之文变为深奇矣。郑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笨伯哉。后人皆从之，且有今世自诩为知文者，谓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以为文字之奇，则又痴叔矣。罗愿曰，莎鸡鸣时正当络丝之候，故豳诗云，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此又以七月三句单承莎鸡言，益不足与论矣。《集传》曰，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按陆玑云，斯螽，蝗类，长而青，或谓之蚱蜢。莎鸡色青褐，六月作声如纺丝，故又名络纬。（今人呼纺绩娘。）若夫蟋蟀，则人人识之。几曾见三物为一物之变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诗》言六月莎鸡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经传有明文，何云变化乎。依其言则必如诗五月之斯螽六月变为莎鸡，七月变为蟋蟀，整整一月一变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学否。”罗端良所说见于《尔雅翼》卷二十五，似可列为异说之一，唯同卷蟋蟀条中又用郑笺原文，谓七月至十月皆谓蟋蟀，又申明之曰：
“说者解蟋蟀居壁引诗七月在野，以为不合，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岁晚则同耳。”孔疏欲弥缝二说乃云：“是从壁内出在野”，未免可笑，罗说自为胜，但云在野外的蟋蟀至岁暮也搬进人家里来亦未必然。罗氏对于七月三句盖无一定意见，似以为并属莎鸡蟋蟀，然则大体还是与姚首源相近，评为益不足与论，过矣。末了还有戊说可以举出来，乃是乾隆的御说，见于《御纂诗义折中》卷九。上边仍说在野在宇在户入床下者皆蟋蟀也，后面却又说道：
“圣人观物以宜民，一夫授五亩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毕出，如在野而动股振羽也，冬令民毕入，如在宇在户而入床下也。豳民习此久矣。”其意盖欲调和郑笺与毛说而颇为支离，道光年间刻《诗经通论》时编校者遂增入此条，说明之曰，“七月在野三句应兼指农人栖息而言，方有意味。”其实据我看来却毫无意味，倒还不如让他分立，或郑或毛都可以说得过去，更不必硬要拉拢来做傻表叔也。
总结以上所说，古来对于七月在野三句的解释大抵共有五派，列举于下：
一，甲派，郑玄说，皆谓蟋蟀。
二，乙派，朱熹说，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但似未说明七月至九月该虫是何名也。
三，丙派，毛奇龄说，言农人居处之有节。
四，丁派，姚际恒说，兼三物言之。
五，戊派，乾隆说，皆谓蟋蟀，又兼指农人栖息而言。似谓《七月》诗皆赋体，唯此章前六句乃是赋而比也，后五句却又是赋了。
这五派又可以归并作两类，即一是指物的，甲乙丁三派属之，一是指人的，丙派属之，戊派则是蝙蝠似的，虽然能飞终是兽类，恐怕只能仍附第一类下罢。指人指物都讲得通，郑康成毛西河所说均干净简单，不像别人的牵强，朱晦庵固然谬误，即姚首源亦未免支离，而乾隆拖泥带水的话更可以不提了。由我看来还觉得郑氏说最近是。孔氏《正义》像煞有介事的讲究文法，虽然也很好玩，于阐明诗义别无多大用处。自夏至秋，听得虫声自远而近，到末了连屋里也有叫声，这样情景实是常有，诗中所写仿佛如此。“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八字句我读了很是喜欢，但看到主观的一“我”字又特别有感触，觉得这与平常客观地描写时物有点不同，不过说来又容易流于穿凿，所以可不多谈，以免一不小心蹈了乾隆的覆辙也。
我在这里深切地感到的是国故整理之无成绩，到了现在还没有一本重要的古书整理出来，可以给初学看看。古书里的《诗经》与《论语》，《庄子》，《楚辞》，似乎都该有一部简要的新注，一部完备的集注，这比牛角湾的研究院工作似乎不高尚，但是更为有益于人。假如有了这样的书，那么这七月在野的疑问早就可以在那里去找得解答，不至于像现在的要去东翻西查而终于得不了要领了。
（廿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