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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不是懂得中国文字历史意义的人，也不会懂得篆刻的意义。
古今印史中说：“夫印者，所以示信传后也；善则传，不善则否。知此，则知所以修身矣。”所以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秦桧的诗词，或者也许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却妇孺皆能歌唱。而秦桧的文字，传下来的，只有“莫须有”的一句口语，并且就连这句口语，也是因岳武穆而传的。
援此例而来讲篆刻，我们第一也须问这从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绍印人张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这里。
梅县张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欢从金石录古名人印谱中摹学篆刻；及长，虽亦从事于商贾，然而其介如石，非义之财，是不屑取的。
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赈的盛举。
我虽则不懂书法，不懂篆刻，但对于李阳冰所说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方矩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这四法，倒也略能领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说近玄妙，自是程度的问题；我对张先生所刻的印章，还不敢具体地说，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过他刻印，或见过他所刻的印的人，都应该承认的。
张先生自己也说：“每当工作时，犹如身临大敌，觉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尽会聚在铁笔的尖锋，凝神运气，愈刻愈觉得有劲儿。”这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讲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这一次，或者会负张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购印助赈者不如荷属各地那样的踊跃，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这一点一艺报国的热心，却可不问助赈的成绩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战争中，领导我们作战的首领，与卫国捐躯的大小无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几角几分，来捐输国家的一无名苦力，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所占的是同样的地位。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传与不传，就可以从此地来下断语。
在这里过事夸扬的话，我可以不说，我只想把张先生的艺，和他的那一颗赤诚的心，介绍给星洲爱好篆刻的同人。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