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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为理智主义最盛之时代。文艺复兴，希腊之文明，流播欧土，人心久苦束缚，遂竞赴之，本其自然之情意，力与禁欲主义抗，以立主情之文学。时学术亦主怀疑实验，破烦琐学派（Scholasticism）之障，成主智唯理之哲学。及思潮衰落，文学亦随以不振。哲学则缘理智为重，乃不与之转移，自Bacon创经验说，Descartes立唯理论以来，且益复发达，影响渐及于文学。于是向之诞放繁缛之词，悉见废黜。凡事一准理法，不得意为出入。是事始于十七世纪中，至十八世纪而极盛。论其趋势，与文艺复兴之运动，盖相违忤，唯奉古代著作为师法，则差有相似者，故并称尚古时代也。然其所尚，第在形式而非精神，又抑制情意，以就理法，亦有偏至。故及Rousseau出，倡复归自然之说，而昔日文艺复兴之精神，复现为Romanticism而代兴也。
欧洲十八世纪之文学，以英法为极盛。二者之中，又以法之影响为最大。百年之内，由专制为共和，由罗马旧教为信仰自由，由尚古主义为传奇主义，凡此急转，皆大有影响于世界。而推其元始，并由当代思潮所动荡，文人学者，本其宗信，各假文字之力，宣扬于众，以抵于成。此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之所以异于他国，亦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十七世纪之思想，虽亦力去故旧，倾向自由，然仅以个人为主，而是时则推及于人群。十七世纪之著作，其不朽者止因美妙，初不以宣传宗旨为务，是时则多以文字传其思想，不仅为贵人媮乐之具。凡此趋向，盖已见于路易十四世时，La Bruyère作《人品》，于社会敝俗，已多慨叹之辞。至十八世纪，而致意于此者，乃益多矣。
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3）在路易十四朝，为皇孙师保，取材希腊史诗，作Télémaque一书以教之。以散文作诗，以小说谈教育，甚有特色。于政治道德，尤多新义，已有立君所以利民之说，后遂以是罢免。宗教上之怀疑思想，则先见于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所著《神示史》（Histoire des Oracles）。以论辨希腊罗马托宣之俗为名，而实于景教神异之说，加以掊击。盖所言虽限于古代异教，而迷信起原，本无二致，鉴古征今，可知正教之奇迹，与外道之神言，相去固不一间也。及Montesquieu之《波斯尺牍》（Lettres Persanes）与Voltaire之《哲人尺牍》（Lettres Philosophiques）出，而此新思潮，遂益复完全表见矣。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以《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闻于世。《波斯尺牍》成于一七二一年，假为二波斯人记游法所见，贻其新友之书，于当时政教社会各事，加以评骘。微言妙语之中，实寄忧世之深情。Montesquieu虽法家，亦长于文。是书托之波斯人作，则便于评议，又借东方风俗以为渲染。简毕往来，游人记所目睹，而故乡消息，则举波斯之事相告。宫闱之中，妇寺构煽，尤多隐秘，为谈论之资，故其结构纯为小说，而对于政教之意见，则精神仍与《法意》近也。Voltaire本名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颠到其姓以自号。以讪谤疑罪被放，后复被禁锢十一月。至一七二七年，又与豪家斗，遁居英国三年。遂作《哲人尺牍》，详述英国情状，而于信仰自由，尤所神往，重真理爱人类之气，露于行间。法国当局虑其惑人，遂禁传布，并命刑吏以一册焚于市云。Voltaire所作，初多诗曲，尝仿史诗作La Henriade，咏亨利四世事，甚行于世，至比之Vergilius，然实非其特长。《尺牍》以后，著作甚多，虽种类殊别，而思想本柢，在破迷执而重自由则皆同。六十岁后，隐居村间，多作答问小品传布之，攻难宗教甚力。盖天性既与宗教之神秘思想素相远，而感觉又特明敏，多见当时冤狱，如Calas，Sirven，La Barre等案，事至凶酷，其因乃悉由教争。故平生以摧毁污恶为务，若其所谓污恶（L'infame）者，则宗教也。唯Voltaire虽以宗教为文化进行之大敌，毁之不遗余力，而于政法乃颇主保守。其论艺文，亦奉古代义法，与并世文人别无所异。
二子《尺牍》之出，为新思想代表，而当时绝少应和。及中叶以后，世事顿复变易，路易十五时政治日坏，弊已彰著，于是二人文字之功，亦渐成就。先觉之士，咸奋然有改革之心。此诸“哲人”（Philosophes）怀抱之旨，得以二语总之，曰理性，曰人道。既不足于现社会之情状，乃欲以智识真理之力，破除一切偏执迷信愚蒙缪妄，合人群知力，以求人类之幸福。又以政教之敝，实由义旨之差谬，故当专务治本，以文字为道具，觉迷启智，先谋国民精神之革新。而其影响，则崇尚理性，毁弃旧典，主思想自由，开近世科学精神之先路。护持人道，于非刑曲法之事，力发其覆，又反对奴制，非难战争，亦皆率先大号。其精神颇有与文艺复兴时相类者。唯其为学，不求一己之深造，而冀溥及于大群。欲世界文化，分被于人人，得以上遂，至于至善之境。故对于现在，虽多不满，而于未来则抱昭明之希望，此实当时哲人共通之意见。而其事业，则见之于编纂《类苑》（Encyclopedie）一事。为之长者，即Diderot也。
Denis Diderot（1713－1784）初佣于书肆，以卖文自给。其所宗信，由自然神教（Deism）转为无神论，复进于泛神论。尝作《盲人说》，假为英国学者之言，以申其意，坐禁锢三月。一七四五年，巴里书贾谋译英国Chambers类苑，属Diderot主之。Diderot允之，而不以转译为然，因招诸人，共理其事。教会忌而力阻之，共事者或稍稍引去。Diderot不为动，朝夕撰集，终得成，前后已三十年矣。其书本类书，又多草创，故未能尽美，唯传播思想，则为力适伟，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成功，实在于此。Diderot曾作戏曲论文。又仿英国Richardson等作小说。Le Neveu de Rameau最善。当时未刊行，至十九世纪初Goethe自原稿译之为德文，始见知于世。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行事思想皆绝奇，影响于后世者亦独大。Rousseau生而母死，父业造时表，使世其业，Rousseau不愿，遂逃亡。少行不检，飘流无定止。一七四一年至巴里，以音乐闻，又作剧曲得名，与Diderot等为友。偶读报知Dijon学会县赏征文，论美术科学之进步与道德改善之关系，作文应之，得上赏。后又作文，论人类不平等之起原，并论其是否合于自然律，虽不得赏，而Rousseau之大事业，实已始于此。一七六一年后，La Nouvelle Héloïse，《民约论》（Contrat Social），Émile相继刊行，一时世论哗然，政府公焚Émile于市，欲捕治之，逃而免。Rousseau性好争，又多疑，与Diderot绝交，又与Voltaire以文字互相诋諆。历奔各地，皆不见容，益疑Voltaire害己。终应Hume之招，避居英国，始作《忏悔录》（Confessions）。顾复疑Hume与谋将见陷，乃匿名返法国，至七八年七月暴卒。凡Rousseau思想，可以复归自然一语，为之代表。意以为人性本善，若任天而行，自能至于具足之境，唯缘人治拘牵，爰生种种恶业，欲求改善，非毁弃文化，复归于自然不可。其说与当世哲人之提倡文明，欲补苴为治者，迥不同矣。虽由今言之，或亦不无偏至，而其时发聋振瞶，为效至大。公道平等之义，由是复申于世。文艺思潮，亦起变革。其影响所及，盖不止十八世纪之法国文学已也。
Rousseau中年所作论文，于当时虚伪浮华之俗，抨击甚力，主复归自然之说。Voltaire评之曰，汝使人将以四支并行矣。Rousseau意谓人生而自由，各自平等，社会后起，因被束制，强分贫富贵贱，强弱主奴之级。所言生民元始情状，与社会起源由于契约，不与史实相合，Rousseau亦自知之。唯假以说明现状由来，并指示未来之归趣，则至为便捷。资财私有，实侵自然之权利，反抗权威，为个人之特权。人人相等，平民之尊，不亚于贵人学士，凡此诸义，皆得由是成立。及作《民约论》，乃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示人以自由与政治得相调和，谓人生而自由，及其入世，乃随处在缧绁中，故道在复返自然。然社会秩序，亦为神圣，则唯当变革社会制度，使益近自然，斯已可矣。故应本民约原旨，以投票之法，取众人公意，立为政府，庶几自由可得，平等可至。盖人人以公意为意，自得自由，在民意政府之前，又人人平等故也。此Rousseau之民生思想，影响于后世人心极大。Robespierre亦私淑Rousseau之一人，至革命时而实行其说焉。
La Nouvelle Héloïse者，以小说而言家庭之改良。书仿Richardson，用尺牍体，言Saint-Preux爱Julie，而女从父命归Wolmar，Saint-Preux断望出走。后复还，遇Julie，历诸诱惑，皆不失其守，未几Julie以保育过劳卒。其书上卷，盖以写人间本性，发于自然。次卷则示其与社会之冲突，而终以节制，归于和解。唯其本旨，乃在写理想之家庭，简单真挚，与世俗之虚伪者不同。Émile者，Rousseau言教育之小说，述Émile幼时之教育，一以自然为师法。生而不束襁褓，俾得自由。五岁就外傅，使亲近生物，嬉戏日光颢气中，凡虚伪造作诸事物，悉屏绝不使闻见。十二岁读书，观察实物，习为劳作，读Robinson Crusoe，学自助之道。十五知识初启，教以悲悯慈仁之德，读Plutarchos与古贤相接，读Thucydides以知世事，读La Fontaine以知人情。十八岁乃可教以信仰，进以美育，以成完人。Rousseau教育学说，本出理想，非经实验而得，然至理名言，至今弗改。自Froebel以后，儿童教育，大见变革，实Émile为之创也。
《忏悔录》凡十二卷，为Rousseau自传。自少至长，纤屑悉书，即耻辱恶行，亦所不讳。而颠到时日，掩饰事迹，亦复恒有。Rousseau性格，亦因此益显其真。其为是书，意盖欲自表白，谓天性皆善，第为社会所污，虽能自拔以至于正，而终为世之所弃。同时Saint-Simon亦自作传记，于一己感情，鲜有叙及，盖当时之思潮使然。Rousseau此书，则为写精神生活，处处以本己为中心，导主观文学之先路。且其爱自然重自由之意气，亦浸润而入于文学，为传奇派之一特色。故言近世文学，于传奇主义之兴，不得不推Rousseau为首出也。
十七世纪以来，法国文体，归于雅正，小说亦渐改观。Abbé Prévost（1697－1763）初为牧师，后弃去，漫游荷兰英国各地。比归，以著述自给。译Richardson诸小说，又自作小说甚多，唯Manon Lescaut一种称最。其书盖承La Fayette之余绪，而更进于美妙。Manon既爱Grieux，复眷现世之安荣，Grieux知其不贞壹，而不能不爱，数经离合，终乃追随至美洲荒野，及见Manon之死，实一世之杰作也。当时Le Sage作Gil Blas，仿西班牙之Picaresca，而实写世相，称百折之喜剧，Marivaux作Vie de Marianne，分析女子性情，多极微妙，皆为长篇佳制。十七世纪中叶而后，哲学思想，渐及小说，与感情主义溷合，于是面目又一变。Rousseau之La Nouvelle Héloïse，则具代表。写人世之爱，发于本然，而归于中正，赞扬物色之美伟，称述理想之家庭，盖以艺文抒情思，并以传教义者也。继其后者，为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其Paul et Virginie一书，上承Rousseau，下启Chateaubriand，为新旧时代之联锁。Saint-Pierre幼读Robinson Crusoe及耶教传道纪行，即有志远征，立Utopia于荒岛，弃人治而任天行，期造一美善之社会，后以政府遣，往Madagascar为工师，归而作游记，极赞自然之美。Rousseau方隐居巴里，甚相善，而Saint-Pierre亦病，几发狂易，后渐愈，乃致力于学，作《自然研究》三卷，意见与Rousseau略同。谓自然慈惠而谐和，唯社会暴恶，实为之障。天地间事物，悉为人群乐利而设，瓜之大，以供家人之分享，而瓠尤大者，以备与邻共之也。又以为欲求真理，当藉情感，不能以理性得之。当时人心已渐厌理智主义之寂莫，复生反动，Saint-Pierre之意见，遂为世人盛赏。一七八八年，《自然研究》第四卷出，Paul et Virginie即在其中。言二人相悦，见格于姑，终至死别。写纯挚之情，以热带物色为映带，成优美之悲剧。作者旨趣，盖以自然与情爱之美大，与文明社会及理智人物相反比，而明示其利害。思想本之Rousseau，题材则取诸希腊Longos之Daphnin kai Khloen。唯荟萃成书，则为Saint-Pierre一己之作。书出，举世叹赏，那颇仑亦其一也。
意大利十八世纪情状，较前世纪特见进步。盖时方脱西班牙羁勒，政教稍稍宽和，民气亦渐苏，文艺学术，遂得兴盛。又受法国影响，Gravina之徒，于十七世纪末年，创立Arcadia学院，提倡诗法，偏重韵律，虽病枯索，而视Marini派之奇矫，已有进。中叶而后，独立之诗人亦渐出。Giuseppe Parini作讽刺诗Giorno，分朝午夕夜四篇，述贵介子弟一日中行事，以刺游惰，刻画世情，颇称工妙。Giovanni Meli以Sicily方言为诗，多述自然之美，又善写故乡人情风俗。德国Heyse称之曰，歌谣拟曲，皆出Sicily，古今同然。盖以古希腊之Theokritos与Sophron，皆生其地也。
意大利戏曲，自Machiavelli以后，已渐发达，至十八世纪而极盛。古曲之剧，出于宗教，与欧洲各国同。Rappresentazione者，专演圣迹，与西班牙之Auto相类，其后转而言史事，遂与仪式分离。唯缘罗马文化影响，作者多模仿古剧，不能自成一家。及十八世纪，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始作完善之悲剧。Carlo Goldoni（1707－1793）仿Molière为喜剧，亦绝妙。然意大利国民戏曲，尚别有在，颇与此二剧并自外来者殊异，即俗剧（Commedia dell'Arte）与歌剧（Opera）是也。俗剧通称假面剧（Mask），行于民间，盖与希腊喜剧，同起于Dionysos之祭，酒滓涂面，转而为面具。自罗马古代以至中世，相传不绝。至十六世纪乃益盛，Francesco Cerlone演之为滑稽剧。唯进于文艺，则自Carlo Gozzi（1720－1808）之Fiabe始，以神怪传说为材，而隐讽当时，与希腊中期喜剧有相似者。及Gozzi辍作，此体亦绝，唯存民间旧有之曲矣。歌剧者，正称Melodramma，盖合景色音乐歌咏三事而成。草创于Apostolo Zeno，至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而大成。Metastasio本姓Trapassi，幼时讴歌道上，为Gravina所闻，收为义子，更其姓，希腊语义曰移居也。其诗才殊敏妙，又美声音，故得大名。假面剧与歌剧，虽性质殊别，不能并论，然其为意大利特有之艺术，则固同尔。
十八世纪中，英法小说益极一时。意大利乃别无创作，即模仿亦罕。唯Alessandro Verri取材古代，作小说数种。及Ugo Foscolo（1778－1827）出，已在革命之后。Foscolo生于希腊，其先为Venice人，甚爱其故国，及共和政府亡，悲愤不能自已，又以爱恋失意，因为小说Jacopo Ortis，言Ortis悼叹身世，终于自殊，盖用以自况。其次第在Goethe之Werther与Chateaubriand之René之间，虽美妙不能相及，亦一时名作也。
西班牙文学，此时亦颇受法国影响。十八世纪初，Montaigne之文，Corneille等之戏曲，多见移译。Ignacio de Lúzan（1702－1754）学于意大利，作《诗法》一卷，以Arcadia派之说为本，而主义则与Boileau一致。Góngora之诗风，遂因此衰落。唯Lúzan之论文艺，与教训合而一之，谓诗与道学目的相同，古代史诗本为启发君心之用，其说多不可通，唯除旧布新，为力颇伟耳。Jose de Hervas，Benito Feijóo等皆从新派，致力于文，诗人亦渐兴起，然别无名世之作，故不详述。
英国十八世纪上半期文学，大体为门户文学。Tory与Whig二派争长，各以文字相嘲骂，艺文之事，在位者假为政争之具，在下者则依以谋食。一世才智之士，莫能脱其范围，至于末流，则阿谀侮辱，莫不过量，因入恶道，Pope作Dunciad之诗，一一加以诛伐，正未为过也。文学目的，既在党争，故讥刺之诗极盛。抒写世相，揣摩人情，亦至深切。虽所言限于都市，研究人生亦肤浅无真谛，而体状社会，类极微妙，为未曾有。文章规范，自Dryden以后，益归整壹，简洁晓畅，重在达意，若情思想象，悉所废弃，其内容亦重人事而远天然。以此因缘，十八世纪，乃文盛于诗。小说勃兴，影响及于世界。诗则Pope而后，此派渐衰，终趋于变也。
Alexander Pope（1688－1744）继Dryden之后，为文坛盟主，而不以文为业。译Homeros史诗，得酬九万金，遂隐居Twickenham。人从而称之曰Twickenham之壶蜂，言善刺也。尝作Dunciad以刺当时文士。Essay on Man则教训之诗，虽鲜宏旨，而词义精炼，多为后世称引。其最大著作，为《劫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一篇。以史诗体裁，咏琐屑之事，甚见作者特色，且足为都会文学之代表。女王Anne时，英国文化，流于侈丽，士女酣嬉无度，此诗颠到重轻，善能即小见大，时代精神，盖于此可仿佛见之。
英国Essay之作，始于Bacon，其时法国Montaigne所作，则流丽轻妙，别具风致。王政复古后，Cotton二次移译，遂大流行，模仿者甚众，一千七百九年Steele及Addison刊行Tatler，始用之报章。十一年Spectator出，改为日刊，于社会万事，俱加评骘，造辞隽妙，令人解颐。每金曜日多论文艺，土曜论宗教以为常。Addison尝言，吾自学校书库中，取哲学出，而致诸公会茗肆之间。其传布思想于民间者，为力至伟。二人著述，多不题名。谓有公会，集诸名流，以观察所得相告。中有Sir Roger de Coverley，为乡邑士夫，记其言行，久之成卷，描写性格，能得神似，于小说发达，颇有影响。二人亦著诗曲，唯不闻于后世，其所以不朽者，则唯在报章论文（Periodical Essays）而已。
十八世纪以前小说，大抵皆Romance而非Novel。如Utopia及New Atlantis，所言并为理想之乡。Arcadia之牧人，亦非人世所有。Euphues以游记载其箴言，Pilgrim's Progress则喻言也。Coverley一卷，几近于Novel。唯本报章文字，偶然而成，故无脉络以贯之。至Robinson Crusoe而近代小说始成立。Daniel Defoe（1659－1731）毕生从事政教之争，尝以文字之祸，荷校于市，又居狱者二年。独编Review，平论时政。至一七一九年，Robinson初卷出，Defoe年已六十矣。十五年前，有舟人Alexander Selkirk，为同僚所弃，独居Juan Fernandez岛四年，后得返国。报纸争传其事。Defoe曾亲往询之，及后遂成此书。想象之力，记叙之才，皆独绝，举世称赏。是后复作小说七种，多记冒险事，写实小说之风，于是始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记一七二二年大疫情状，后世史家，至误为事实而引据之。Memoirs of a Cavalier则为最初之历史小说，实开Scott之先路者也。
Jonathan Swift（1667－1746）作Gulliver's Travels，与Robinson齐誉。其初亦致力政争，尝任主教，及落职穷居，乃发愤作《游记》四卷，以刺世人。侏儒巨人，浮岛马国，皆非人境，事亦荒唐无稽，而记载如实，乃与Robinson同。大意仿希腊Loukianos作之《信史》（Alethous Historias），而设想奇肆，寄意深刻盖过之。Loukianos所刺，犹有程限，Swift则意在诅祝其所“深恶痛绝之禽兽”，即人类是也。马国之人（Houyhnhnm），马形而人性，具有至德。Gulliver自视，则身入Yahoo之群，圆颅方趾，而秽恶凶厉，不可向迩。平生愤世嫉俗之意，于此一倾写之。论者谓书页间有火焰丝丝散射，善能形容其气象者也。Swift天性刚烈，有大志而不得申，因孤愤厌世，终以狂易卒。
Defoe与Swift小说，多言涉险，故事迹虽非神怪，亦殊奇于寻常。至以家常琐事为小说者，乃始于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又言感情而非叙事实，故变自述之体为尺牍。一七四一年，作Pamela，又名Virtue Rewarded，篇首署言为培养宗教道德而作。继以Clarissa写女子心情，皆至微妙。Henry Fielding（1707－1754）戏仿其意，为Joseph Andrews，假言即Pamela之兄，以相嘲弄。顾初意虽为Parody，渐乃自忘，成独立之作。一七四九年Tom Jones出，结构精美，称英国小说之模式。Fielding书皆记叙，不用尺牍，又不以教训为主，与Richardson异，专纪社会滑稽情状。Byron称其善言人情，名之为Prose Homeros。次有Tobias Smollett（1721－1771），初仿Picaresca作Rodrick Random。其杰作Humphry Clinker，则成于晚年。Smollett业为医师，附海舶漫游各地，多所阅历。其为小说，则旨在披示世情，使人哀其愚而疾其恶。是三子者，同为当世小说名家，而影响于世者，微有差别。Richardson以描写性格见长，Fielding则善图世相，后世小说，由此分为两支。Smollett乃两无所属盖，乘新兴之流，合写实小说与冒险故事，别成一体者也。
Laurence Sterne（1713－1768）作Tristram Shandy，与Johnson之Rasselas同年行世。是书及Sentimental Journey，皆为Sterne独绝之作。唯体制略近Addison，几与小说殊途。Samuel Johnson（1709－1784）继Pope为文人领袖，编刊Rambler。其作Rasselas，七日而成，但以寄意，初无结构。虽无与于小说之发达，然足见当时小说流行之盛况矣。Johnson为文，厚重雅正，足为一世模范，且性情高洁，谢绝王公之惠施，一改前此依附之习，立文士之气节，此其功又在于文字之外者也。
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者，Johnson之友。其行事至乖僻，而文才隽妙。所作小说Vicar of Wakefeld结构颇散漫，设想布局，或有阙缪，而文情优美，时鲜其俦，古今传诵，盖有以也。又仿《波斯尺牍》作Citizen of the World，设为二支那人Lien Chi Altangi与Fum Hoam之言，评议英国风俗，凡百十余篇。Traveller及Deserted Village二诗，亦杰作，形式虽旧，而新精神伏焉。盖都会文学，渐变而言乡村生活，人事之诗，亦转而咏天物之美矣。
自来诗人歌咏，不外自然与人生二事。前代文学，大抵以人为中枢，自然只用于点缀，未尝专为题旨。一七二六年James Thomson（1700－1748）作Seasons四卷，分咏四时之美，最为首出。二十年后有William Collins与Thomas Gray等，咏叹自然，而寓以人生，Goldsmith之诗亦属之。且平等思想，渐益发达，对于人类，具有同情。齐民生活，遂渐代都市之繁华，为文章主旨。又于古代异域之文化，亦多兴趣。一七六五年，Thomas Percy编刊《古诗残珍》（Reliques of Ancient Poetry），民谣始见著录。六十二年Macpherson译《Ossian之歌》，虽真伪难辨，而传播Celtic趣味，使人发怀古之情，为力至大。凡是诸流，终合于一，演成新派，以Cowper，Crabbe与Burns为之先驱。若Blake则以画家诗人而为密宗（Mysticism），遗世独立，自成一家，亦十八世纪之畸士，古今所未有也。
William Cowper（1731－1800）早年著作，犹守Pope矩矱，后乃变更，废对句（Couplet）为无韵诗，又改译Homeros史诗。所作Task一诗，始于一七八五年，凡六卷。言乡居景物，凡节序变化，山林物色，田园生活，以至兽类之嬉戏，无不入咏，类于Vergilius之《田功诗》（Georgics）。而于微贱之人生，尤有同情，与Crabbe相同。George Crabbe（1754－1832）于一七八三年作Village，写民间罪恶疾苦，力反前此Pastoral之理想主义，归于实写。自言吾画茅檐中事，一如真实，非若歌人所吟。Byron称之为自然最酷最真之画家，世以为知言。Robert Burns（1759－1796）本苏格阑农家子，用方言作诗。一七八六年第一卷出，其歌咏贫贱生活，与Crabbe同，而爱怜物类，则似Cowper。有《咏田鼠》（“To a Field Mouse”）一章，蔼然仁者之言，与Cowper之爱及昆虫，谓亦自有其生存之权利者盖相若。唯Burns于此二者之外，乃更有进。其诗多言情爱，直抒胸臆，不加修饰，为近世所未有。又以爱其故国，于古代光荣，民间传说，皆得感兴。是皆传奇派之特色，而于Burns先见其朕者也。
William Blake（1757－1827）工诗善画，时得灵感，睹种种幻景，其《预言书》（Prophetic Books），则合是三者而一之。一七八九年作Songs of Innocence，以真纯之诗，抒写童心，称绝作焉。爱儿童，怜生物，述常事，皆为新思想代表。复憎政教之压制，理智习俗之拘囿，亟求解脱，故致力于伊里查白时文学。其“To the Muses”一诗，乃叹情思之衰微，冀复返于古昔自由之时代。故其诗上承文艺复兴，而下启传奇主义。十九世纪初，Wordsworth等出，力抑古典派文学，去人为而即天然。Blake诗云，
Great things are done when men and mountains meet;
This is not done by jostling in the street.
时代精神盖具于此二语矣。
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发达至速，且称极盛，可与英法比美。前世纪中，前后Silesia派，模拟意法，益流于滥。千七百三十年顷Gottsched起而振之。著《批判诗法》（Kritischen Dichtkunst），乃纯依Boileau之说，其提倡戏剧，亦以法国著作为宗。唯英国文学思想，亦渐流布，当时文人如Johann Jakob Bodmer等，均蒙影响，相率而起，力斥理智主义，以情思为文学根本，势日益盛。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作Der Messias，虽在今视之，已为陈言，然脱离旧典，依个人情思发为文学，实由此始。普鲁士时以Frederick之功烈，勃然兴起，日耳曼民族亦自觉，发独立自尊之念，于条顿文化，特致爱重，故思潮之来原，多在英国，与法渐远。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则自幼受Platon哲学之化，中年著作，多以希腊为归依，或取诸东方，以寄其尚美之教。所作小说Agathon及Musarion一诗皆是。Musarion曰，唯美可为爱之对象。伟大艺术，唯在能分之使与物离耳，即Wieland之主旨也。七十年后，有Boie，Voss等结林社（Der Hainbund），共论文艺，以Wieland崇尚外国思想，颇反对之。此派之诗，以Klopstock为宗，多爱乡怀古之思。Johann Heinrich Voss作田园诗，力主单纯，写乡村生活。Gottfried August Bürger则为民谣大家，其Lenore一篇影响之深广，盖不亚于Goethe之Werther也。Ossian与Percy Ballads，传译入德国。众始知天籁之美，非人工所能及。其言质实，其情挚诚，多涉超自然之事物，富于神秘思想，皆足感发人心。与Klopstock派之个性主义相合，造成新流。是可谓之Sturm und Drang之一支，而见之于诗歌者也。
Sturm und Drang之运动，始于Herder，而先之以Winckelmann与Lessing。二人所事虽不同，而以希腊为艺术模范则无所异。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著《古代美术史》，盛称希腊雕像之美。Laocoon父子，为巨蛇所缠，而雕像殊镇靖，乃不类Vergilius所言。Winckelmann谓其表示Noble Simplicity与Quiet Grandeur之精神，为希腊雕刻所同具。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作Laocoon一文辨之，以为绘画雕刻，但表物体，诗表行事，不能相通。唯Lessing于艺事初未深造，故所论不能甚密。生平事业，乃在戏剧，其说见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中，推重希腊古剧，以Sophocles为典型。英国文艺复兴时戏曲，去古未远，亦可师法，不当以模拟法国十七世纪著作为事。按其主张，盖为纯粹之古典主义也。所作剧Miss Sara Sampson，仿英国Lillo作，写日常人生之事，自称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次为Emilia Galotti，为完美之家庭悲剧。其杰作则为Nathan der Weise，取材于Decameron，以三指环立喻，说信仰自由，意谓诸宗之教，各具至理，别无短长，唯比量善果，乃有次第可见，而其时又须在千万年后。其宏博之见，与当世哲人鄙弃宗教，因以放任为信仰自由者，迥不同矣。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盖批评家而非文人，故别无创作。幼读Rousseau书，又受博言学者Hamann教，以为研究人类历史，当自元始状态始。故其论诗，亦以古代或原人之作为主。其说曰，诗者人类之母语，古者治圃之起，先于田功，绘画先于文字，故歌谣亦先于叙述。各国最古之作者，皆歌人也。且其诗歌，各具特色，不可模拟，盖缘言为心声，时代境地，既不相同，思想感情，自各殊异。古歌虽美，非今人所能作，但当挹其精英，自抒情思，作今代之诗，斯为善耳。Ossian诗出，Herder著论称赏，谓可比Homeros。且曰，凡民族愈质野，则其歌亦愈自由，多生气，出于自然。Homeros与Ossian皆即兴成就，故为佳妙。歌人作而诗转衰，及人工起而天趣遂灭矣。Herder本此意，为诗选六卷，曰“民声”（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分极北希罗拉丁族北欧日耳曼诸篇，以示诗歌标准。所尊重者为自然之声，感情锐敏，强烈而真挚者也。千七百七十年，Herder就医Strasbourg，乃遇Goethe。其后新潮郁起，Goethe为之主，而其动机，即在此与Herder相识之时也。
Sturm und Drang者，本Maximilian Klinger所造，以名其曲，人因取以号当时之思潮。其精神在反抗习俗，以自由天才精力自然四者相号召。重天才，故废弃法则。崇自然，故反对一切人为之文化。于社会制度，多所攻难，或别据感情判断，以定从违。以情感本能，为人性最高之元素，凡刚烈之士，与社会争或世网者，为人生悲剧之英雄，皆所乐道。至于文体，则忌驯而尚健，尽所欲言，不受拘束。或以一言概之，谓即以本然（Urnatur）抗不自然（Unnatur）是也。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少学律，初仿Klopstock为诗，及与Herder相见，又受Rousseau之化，思想遂一变。复识Friederike Brion，多作抒情之歌，意简而情真。终复诀去，心怀楚悲，于后此思想，影响至大。七十三年作历史剧Götz von Berlichingen，述十六世纪勇士Gottfried mit der eisernen Hand事，为当时代表著作。次年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出，声名遂遍欧洲。与Pamela及Nouvelle Héloïse同称言情小说之祖，唯写青年之哀愁，足以见时代精神者，则Goethe所独具也。已而复爱Lili Schönemann，然又重其自由，遂去故乡，客Weimar侯之廷，一时著作中绝。居十年，忽去而之意大利，漫游二载，思想渐变为纯粹之古典主义，所作曲皆以希腊为式，无复往时不驯之气，Sturm运动亦渐衰。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早岁受思潮影响，作《盗》（Die Rauber），《诈与爱》（Kabale und Liebe）诸剧，多反抗之音。后见希腊文艺而大悦，又从康德治美学，以美感为人生向上之机。遇Goethe于Weimar，遂相友善，称古典文学双璧焉。Schiller所作皆戏剧，以Wilhelm Tell及Die Jungfrau von Orleans为尤最。Goethe著小说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前后二卷，初言剧场内情，终乃推及十八世纪社会。Wilhelm游行贵族平民间，从经历中得处世之术，所谓如扫罗然，寻驴而得国也。又仿古代田园诗（Idyll）作Hermann und Dorothea，止写类型，不重个性，为古典派名著。Faust二卷，则成于十九世纪初，盖Goethe毕生大著，诗才哲理，皆可于此见之。
Goethe作Werther，盖受Héloïse影响。二者并用尺牍体，其言爱恋赞自然亦相似，又俱与著者身世相关，唯Rousseau虽缘Mme.de Houdetot之爱，转以写Julie，而全书主旨，乃在述理想家庭，播布己见。Goethe则初无寄托，仅直抒所怀愁绪，殆类自序，故深切颇过之。Goethe既别Friederike，复悦Charlotte Buff，而女已字人，因设Werther自况，爱Lotte不见答，作书遗友朋，以寄其哀怨。唯Goethe终复亡去，得自救免，而Werther乃断望自杀。是时有少年Jerusalem死事与此正同，Goethe盖于Werther自述心曲，而假Jerusalem为结束也。凡青年期之悲哀，人所同历，Werther实为之代表，故其书虽故，而与人性常新。十八世纪末，思潮转变，集为新流，Goethe此书亦首出。其时人心动摇，郁抑倦怠，不满于现世，彷徨而不得安。Tacitus所谓人生之倦（Tedium Vitae），十二世纪之沮丧（Athymie），十八世纪之时代病（Mal du Siècle）皆是也。Werther之悲哀，亦即此时代精神之一面，而Faust之不满，则又其一也。
Faust第一卷成于千八百八年，又二十四年，次卷始出。Doktor Faust者，德国中世传说之英雄，以求无上智慧故，鬻其魂于妖鬼Mephistopheles。其说流布民间，或演之为傀儡剧。Goethe少时日记云，Faust剧，时系吾心，吾亦尝求种种智，而知其虚空。又阅历人事，益复不满。盖蓄意作此已久。初稿一卷，今通称Urfaust以别之。其书言Faust百不满意，因弃正道，别求神通于天魔，又爱Gretchen，而终诱之以入于灭亡，盖纯为Werther时代之英雄。全书以Gretchen悲剧为主体，当时新派诗人Heinrich LeopoldWagner作《杀子之妇》（Die Kindermorderin），亦取此意，为家庭悲剧。唯其稿初未印行，越三十年，乃刊第一卷。虽以旧作为本，而加以增改，精神绝异。前此之Faust，为激烈少年，后之Faust则深思力行之哲人。其与鬼约，非仅以求媮乐得神智，且实与之角。苟能使自厌足，止其上遂之志者，以魂魄归之，犹约百之往事而反之者也。卷中亦言Gretchen事，唯先之以丹室之场，饮丹药以驻颜，为初稿所无。又与Mephistopheles誓约之言，亦Goethe中年作，其意至第二卷始显。Faust以魔力事国君，化纸为泉货，召Helen之影于泉下，以娱君心，大得宠任。其后分封海隅，乃尽力民事，精进不懈。比及百岁，遂付魂魄于天魔。虽终未满志，亦不悔其虚生。临绝时云，人唯日日为生命自由而斗者，乃克享其生命与自由。天使歌云，凡奋斗不息者，吾侪能救之。故魄归天魔，而魂终不可得，此Faust一篇之乐天人生观也。Goethe早年著作，以个性主义为根柢，渐乃转变，染十八世纪利他主义之思想，至晚年益深。以为人生目的，应求个性之发展，唯当以利群为依归，奋斗向上，各尽其力而止。如Faust智识幸福，以至真美，皆不能厌足其心，唯置身世间，自为众人中之一人，勉力进行，乃能于不满足中，得人生究竟。此诗解释纷纭，迄今未能悉详，言其大意，或如当是而已。
俄国在十八世纪前，舍民谣（Bylina）外，几无所谓文学。其初为蒙古所侵，继复苦于苛政，故民气消索，无欢愉之音。又其宗教最足为文化阻梗，盖俄国奉希腊宗，自称正教，与欧洲诸邦不相系属。政教当局，热中卫道，欲以莫斯科为圣教中枢，自命为第二东罗马。拒西欧旁门之教化，唯恐不严，收束民心，俾定于一。以旧本圣书为人天根本指要。有研求学问者，即是我慢。诗歌则多含异教思想，为罪恶种子，故虽民间讴歌，亦在禁列。其严厉之教，殆较欧洲中世尤甚焉。及文艺复兴，各国悉被其泽，并自振起，俄国则略无影响。间有一二先觉，亦悉被教会诛夷。直至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国政，西欧文化始渐渐流入。又以古文不适于用，改作字母，除教仪外悉用之，由是文学稍兴，至十九世纪乃极盛也。
十八世纪上半有Lomonosov，由政府派遣学于德国，乃仿Gottsched派为诗。Sumarokov则多作戏曲，称俄国之Racine。加德林二世初受法国思想感化，提倡学艺甚力，自作喜剧数种，并编月刊以论艺文。一时诗人辈出。Derzhavin以浅近语写优美之情景，为后世所重。Fonvizin （1745－1792）以日常生活作喜剧，俄国戏曲，至是乃完成，且多写实之风，亦实开Puschkin之先路者也。Karamzin （1766－1826）为俄国第一史家，尝仿《哲人尺牍》作书一卷，述欧洲自由思想。又作小说，虽颇染当时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而感化之力至大。其一曰Liza，言农女爱一贵家子，终为所弃，赴池而死。一时人心大震，至有自莫斯科驰赴其地，求所言池，凭吊Liza者。俄国农奴制度，久致识者不满，Radischtchev仿Sterne，作《莫斯科纪行》，力暴其恶，至以是得祸。Karamzin所著书，亦多寓微旨。至十九世纪中Turgenjev之《猎人随笔》出，而国人之同情，益因以感发，奴制乃终废也。
以上所说为欧洲古典主义文学大纲。虽历年五百，分国五六，然有共通之现象，一以贯之，即以古典为依归是也。至其精神，则似同而实异。当中古时，教会厉行出世之教，欲人民弃现世而从之，求得天国之福。然人性二元，不能偏重，穷则终归于变。封建制度，与宗教狂信（Fanaticism），合为十字军，而武士文学亦从此起。Troubadour继作，歌神圣之爱，不违正教，而发抒情思，已颇不安于枯寂。游学之士（Clerici Vagi），身在教会，而所作《浪游之歌》（Carmina Vagorum），乃纵情诗酒，多侧艳之辞，几纯为异教思想。及东罗马亡，古学西行，于是适会其机，向者久伏思逞之人心，乃藉古代文化为表现之具，遂见文艺复兴之盛。盖希腊之现世思想，与当时人心，甚相契合，故争赴之，若水就下。艺文著作，虽非模拟惟肖，而尚美主情之精神略同。迨至末流，情思衰歇，十七世纪时，遂有理智主义者起，以救其敝。虽亦取法古代文学，而所重在形式，此十七八世纪之趋势，与文艺复兴期之所以异，本源出于一，而流别乃实相抗矣。盖希腊文化，以中和（Sophrosyne）称，尚美而不违道德，主情而不失理智，重思索而不害实行。古典主义本此而复有异者，各见其一端故也。
文艺复兴期，以古典文学为师，而重在情思，故可谓之第一理想主义时代。十七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时代。及反动起，十九世纪初，乃有理想主义之复兴（Revival of Romanticism），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重在客观，以科学之法治艺文，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谓之古典主义之复兴也。唯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十九世纪之文学。及于近世，乃协合而为一，即新理想主义（Neo-Romanticism）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