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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给本科生开了一门“欧洲文明史论”的课。在第一堂课开始时给学生开的参考书目中就有这本陈衡哲著的《西洋史》。我对学生们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陈衡哲（1890—1976）是谁呢，她是‘五四’前后的一位新文化女战士，文学、历史、哲学兼通。”
现在我郑重地向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们，推荐这本别开生面的《西洋史》；我相信，看了这本书，一定会满怀兴味地、在欣赏她的文笔的同时，获得许多历史知识。
陈衡哲写这本书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在感染着她和她同时代的才俊们。那个时代，出现了许多笃学深思、思想活跃的青年学者，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世界的大潮一起涌进他们的头脑里。他们抱着崇高的情怀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在了解和介绍国外的各种知识和思想时，没有什么功利之心。我初见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的这本书的小开本时已是 1998 年；那一年我已经 68岁了。在读这本书时，我大喜过望，慨叹以前我竟一点儿也不知道有这样一本好书！
陈衡哲早年留学美国，读世界史，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比较出名的著作有《小雨点》《文艺复兴小史》《衡哲散文集》等。《西洋史》初版印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1927 年已印了 6 版，流传之广，可以想见。
她在书中谈到写这本书的目的时这样说：“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它的。”整本书就是要叫人“明白的”。
《西洋史》不纯然是“战争史”，但作者是抱着上述的良知来动笔的。
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优点，就在于它的“写法”。文学和历史，现在分为两科，陈衡哲则是文学家写历史，所以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胡适说：“陈女士是喜欢文艺的，所以她作历史叙述的文字也很有文学的意味。叙述夹议论的文字，在白话文里还不多见。陈女士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很可以给我们开一个新方向。”下面顺手引一些原话，以征胡适的评语。
如讲古希腊城邦时殖民地的形成：
（希腊因城邦的发展，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时国中的农民，因被贵族的欺凌，日益贫苦。有饭吃的变为穷人，穷人就卖田卖身，成为贵族的奴隶。但这个情形岂容长久？希腊的地势，本来是港湾罗布，交通便利，现在却成为那些农民的唯一生路了。于是走！走！走！他们有向东走的，有向南走的，也有向西走的。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遇见他们同乡人的商站；他们便住了下来，把那些希腊商场变为希腊殖民地。国内贵族的压力愈大，农民离国的也愈多，而希腊的殖民地，因此也就布满了小亚细亚的东南岸、黑海的各岸、以及地中海的北岸；而爱琴海及克里特
岛就更不消说了。意大利的文化也是在此时下的种子；而那个在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Ionia）
，又是与后来希腊的文化极有关系的。
古希腊殖民地的地图，随着人员的到处流动就这样展开了。作者分层次地摆出了一个立体的希腊文化：因宜分不宜合的地理而产生无数小城邦；因无数互相竞争的自立小城邦而一方面产生了一群爱自由的小民主国，另一方面得到政治上的破产，却产生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优美文化”。
又如罗马文明盛极而衰，但又影响深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更不简单化地评说。她写道：
（罗马衰落了）但是诗人说得好，“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上古的末年，西罗马的文化，却并不曾以此忘其天职，结果是中古末年古文化的大复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又何尝是无情之物呢？……（它）走入了西欧各土，后来便在那里发芽展叶起来，为近代产生了一个灿烂的文化。
陈衡哲由此抒怀：“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意大利所受的委屈，不过数百年，而它在文化史上的功绩，却真是千古不朽的了。”作者广阔的文化史观跃然纸上，她的视野不囿于一时一事，而是动态的、跨时空的。她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时，说他常常心往神驰地将身移置到古文人的社会中去（所谓“复兴”），长怀着那“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慨。
这类亦史亦文的例子，书中甚多；在我这类年纪的人，读来颇觉有滋味。习惯于当前时文的青年可能觉得有些异样，但相信反会有新鲜感。书中佳句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任读者自去采拾。
在欧洲近代史中，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至今仍是一个时髦话题。有些论者往往不究国情，不问革命的起源和复杂的过程，直统统地直奔革命的爆发点和某些后果，在加以有倾向性的“比较”时，每每感情用事或以偏概全，以致好就一切都好，糟便从头糟到底。近几年来，此间以英国革命批评法国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多，大体上是认为法国革命是以暴力（攻打巴士底狱）起，以暴力（白色恐怖）终。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并说过英国革命是“文火炖”，法国革命是“猛火炒”那样的比喻；其实是多少缺少了史识。法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那时想走英国的道路也走不了。
英国革命在书中没有用“革命”二字，而是从“大宪章”起写它的源起，国王与贵族怎样经过若干次较量的反复，怎样发生了好几年的内战，才最后从荷兰迎来了新国君。其间历史翻过了三四百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当然没有流血，但前此国王与议会的内战已流了不少血，国王查理一世比法国的路易十六先一步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自古以来便有王权专政的传统，法国的贵族不像英国的贵族，他们的权势阶层是附着于王权的臣子，他们没有独立到足以限制国王权限的能力，以致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终于汇成迅猛的冲击力，打开了革命的口子。这种冲击力造成了革命者的分派和内讧，不仅互相残杀，而且被殃及者无数。“温和派”的罗兰夫人沉痛道：“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革命”在猛火之中燃起，后遗症却长期延续下来，最倒霉的还是被“革命派”口口声声所代表的人民，他们受到的折腾和折磨，文字难以表达。在尔后几十年的反复中，资产阶级才逐渐成熟起来。
历史是叫人明白的。陈衡哲在英法两种革命上着墨甚多，而且是在历史进程中把两个革命的异同客观地交代清楚。她说，法国革命的结果是：“（一）旧制度的毁灭；（二）平民的失望；（三）中等阶层的大交鸿运。第一项是收束已往的史迹，第二第三项，却是此后百年间欧洲社会上的一个大问题的开端。法国革命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如是如是。”作者略带调侃地说，法国革命虽不免流了许多血，闯了许多祸，委屈了许多人士，做了许多可笑的改革，但对于它所举的“三个标鹄（自由、平等和博爱）”，“大致终算是达到了”。
陈衡哲这些评论是否公允，专家们可以评说。我理解她的意思，如果没有法国革命这样的“大地震”，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口号可能不会很快就在旧大陆传播开来；这些法国革命时期的口号，在法国以及其他欧陆民族，无论谁当政，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都不能避而不谈。小拿破仑在竞选时的“招贴”，用通栏大字写着这三个口号；这表示，这些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了。就像我们今天，民主自由已没有人能公开否定了。
写历史是很难的。难处之一在于历史材料是“死”的，时代愈久远，材料愈是“死”的；你可以搜集之、挖掘之，但你绝不能凭空“制造”之。然而，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死”材料，使其“活”起来，那就要靠史家的想象力、认识力以及文采风华了。古人说，治史需要有史德、史识和史才。陈衡哲可说具备这三者了。
历史是复杂的，由于“国际的混乱”，《西洋史》更是复杂的，所以不能只拘泥于某一种史观，我十分赞同陈衡哲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
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实）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的工具之一，但不是它的唯一工具。（《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 年，页 252）
我认为这段话至少对我有指导意义；以“多元”代“一元”，无疑是破除各种“八股”，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法门”。我前些时候曾想过，写“学术”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有既定的格式和语言呢？为什么一定要依从某一种“理论框架”那样起承转合呢？为什么不能把“散文”写进学术，使学术论文展现作者的“个性”呢？我一直努力这样做，只是才疏学浅，难有显著成效。因此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即暗想：这正是我想做的。
这本书，依作者“例言”，其范围以“文化的欧洲”及“纯粹欧化的美洲为限”。也就是从希腊罗马到 1914 年。后来由于想把美洲另出一册，所以现在的《西洋史》没有包括美洲。遗憾的是，拟另出一册的美洲，作者似乎终于没有腾出手来。
最后几章里有两处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
第一是对欧洲小国的关注。北欧三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士等都在历史进程中有它们的位置和影响。自从央视《大国崛起》“热播”以来，“大国”和“崛起”成为舆论热点，人们的眼光都放在“大”国上了。我不禁想到：为什么很少有人看“小国的魅力”呢？要讲“市民社会”等时髦名词，小国可能比大国更有资格。《西洋史》中有这么几句话：
这三国（指前述的瑞典、挪威和丹麦）在近世欧洲政治上的地位，是很不足轻重的，但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却可以算是第一等的。他们的文学，不但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及人生观，并且已经超山越海地侵入我们的青年界了。挪威的易卜生（Ibsen），已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不用说了；此外如瑞典的童话大家安徒生（Andersen）
、戏剧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
、挪威戏剧家比昂松（Björnson）
、丹麦的批评家布兰代斯（Brandes）
，都是不单属于一国一洲的人士，他们是应为全世界所公有的。
满脑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说：“文学算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
第二是《西洋史》的最后一章《欧洲与世界》，已经不自觉地透露出“全球化”的前景。陈衡哲写道：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历史的重心点，已由欧洲本土渐渐移向世界，所以我们对于这时期中欧洲历史的注意点，也就侧重在它与世界关系了……19 世纪的欧洲历史，便成为世界化，而世界的历史，也就不得不以欧洲为中心点了……19世纪欧洲的文化，如民治主义等，也就无限止地输入到世界各国了，这也是助成欧史世界化的又一原因。（前面提到“世界化”的第一原因是“工业革命”）
作者是太重视精神、文化了，大量的史材终是要托出时代的精神。这种关怀时时在夹叙夹议中自然流动出来。如她读到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别时，把“中古”比作“戴着面罩，关在小屋子里”的僧侣，近世却是一个享受“现在”和“此地”之美的“强健少年”。像这类写法，读到此处，能够就此放手么？
顺便提一下，书中有一处错误，是作者弄错了，即宗教改革期间的伊拉斯谟的生年，两处误植为 1304 年。他的生卒年应分别为1469
和 153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