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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关于身份权的立法，大致经过了古代习惯法时期、古代成文法时期、近代法时期和现代法时期这四个发展时期。
1．古代习惯法时期
在古代习惯法时期，身份权是自然人最重要的权利。社会利用这种权利固定亲属之间的关系，实现一部分人对其所属的亲属实行专制的支配，以维护和巩固古代人群稳固关系的基础。亲属权、亲权、夫权是最基本的身份权。在近代仍保留原始社会后期形态的部落习惯法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例如，在北美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那里，父母可以把无力抚养的子女抛弃或杀死，一个内特夕林缪特妇女共生20个孩子，其中被她杀死10个，病死4个，坠海身亡1个。杀婴行为符合当时他们的习惯法，不为当时的群体所反对。
在这些习惯法中，最残酷的就是亲权和夫权，其野蛮程度是现代文明所无法理解的。
2．古代成文法时期
古代成文法时期的身份权非常发达，具有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其专制性的程度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在4 000多年以前的《乌尔那姆法典》中，丈夫对妻有支配权，离婚权只在男方，妻子与人通奸，则被认为是对丈夫的侮辱，应处死。
《苏美尔亲属法》的父权和夫权十分强大：儿子若不承认父母，则被当作奴隶出卖，女儿若不承认父母，则被逐出家庭；妻子若不承认丈夫，则是十恶不赦，应投入河中淹死，而丈夫不承认妻子，则只需赔银，等于休妻。
《汉穆拉比法典》规定，父亲在无力还债、生活贫困时，可以出卖子女为奴，子女犯有罪过，则可以剥夺其继承权。
《摩奴法典》规定：在亲权关系中，儿子属于夫主，受夫主支配；在亲属身份关系中，女子则应该昼夜被自己父亲、夫主或儿子置于从属地位，女子不配独立自主；在夫妻关系中，夫权高于一切，夫主对嫌恶他的妻子，可以没收她的财产，对有不良习惯、不孕、生病等的妻子，都可以进行更换，甚至妻子说话难听也是丈夫更换妻子的原因。
在古代成文法时期的罗马法，形成了当时最完备的身份权制度。
罗马法中最重要的身份权是家父权。这种权利是罗马法的独有概念，是家庭中父亲对子、女、妻等全部家庭成员的绝对的、专制的支配权。家父权包括对家子的生杀之权（罗马法后期此权利被废除）、出卖家子权、损害投役权
、限制自由权、祭祀权、同意婚姻权和支配全家财产权等。
关于夫权，在罗马法早期为夫权婚，又称正式婚，实际上等于买下妻子，而其中的时效婚则是从取得时效而来。夫权婚制下的妻为家子，受家父支配。无夫权婚原为万民法制度，后被市民法认可。无夫权婚中夫妻地位基本平等，夫妻有各守贞操义务，互负同居义务，有互相扶助义务。
罗马法上夫权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3．近代法时期
近代法时期的身份权立法，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当时通过的法典，专设夫妻相互的权利与义务、亲权、亲属权、监护等章节。
该法典规定在夫妻配偶权时，一方面规定夫妻互负忠实、帮助、救援的义务，妻享有遗嘱权等权利；另一方面规定夫应保护其妻，妻应顺从其夫，妻负与夫同居的义务并应相随至夫认为适宜居住的地点，夫负接纳其妻，并按照其资力与身份供给其妻生活上需要的义务。
关于亲权，该法典则规定子女在成年或亲权解除前均处于父母权力之下，亲权由父单独行使，子女不得离开其父的家庭，父对子女的行为有重大不满时，得通过法院将其拘留1至6个月，如子女释放后故态复萌，还可以再次请求拘留。亲权人对未解除亲权的人的财产享有用益权。
《法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既有先进合理的内容，又有专制、封建传统的残余，反映了立法新旧交替的矛盾状态。
4．现代法时期
在现代法时期，各国关于身份权的立法发生了质的改变，《德国民法典》开创了这一时期。
《德国民法典》迭经修订，规定了夫妻平等的配偶权，夫妻相互负有共同婚姻生活的义务，均有从业之权，均有平等的财产权，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及其财产适当扶养家庭的义务等。
该法典规定的亲属权，承认直系亲属互负扶养的义务，父母和子女有相互帮助和体谅的义务等。该法典将亲权改称为亲权照顾权，规定父母有照顾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亲权照顾权包括对子女人身的照顾（人身照顾权）和对子女财产的照顾权（财产照顾权）。
该法典规定了监护权，监护人有照顾被监护的人人身和财产的权利和义务。
现代法时期以来的亲属法中，各种身份权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成为民主性的民事权利。
进入现代以来，国外身份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性质上成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法律制度。
身份权性质变化的主要表现包括以下方面。
1．家长权的消亡
罗马法中的家父权，是至高无上的身份权。在罗马帝政时代，立法虽然已开始对其作某种限制，但仍十分强大。这种封建、专制的人身统治权力，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近代西方民事立法相继废除家长权。日本制定民法之初，因封建势力所迫，仍保留了家长权，但最终于1947年修改民法时将其废除。
2．专制的夫权为平等的配偶权所代替
在古代立法中，妻受夫权支配，是天经地义的，夫权包含体罚乃至处死妻子的权利。近代立法中，《法国民法典》仍规定夫权，将妻置于夫的支配之下；德国法、英国普通法也均有此规定。近代夫权包括妻应顺从其夫，妻未经夫的许可不得处分自己的财产、不得诉讼，夫有权决定共同生活的一切事务，夫对妻享有管束权和体罚权。
二战以后，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促使夫权消亡。各国纷纷修改立法或制定单行法，废除夫权，建立平等的配偶权。配偶权成为夫妻共享的平等之权、民主之权。
3．亲权性质的根本改变
亲权是罗马法以后的身份权概念，由消亡的罗马法家父权演化而成，是父母对子女的支配权。关于这一点，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关于亲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德国民法典》开始强调亲权包含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但仍保留惩戒权。《法国民法典》经过1970年的修订，将亲权规定为父母对子女负有的照管、监督及教育的权利义务。1979年德国制定《亲权照顾权新调整法》，将亲权改称亲权照顾权，彻底改变了原亲权的专制支配性质，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利义务合为一体的平等、民主的身份权。
4．出现新型的亲属权
《德国民法典》修订了第1601条，规定“直系亲属互负扶养的义务”，在第1602条至第1615条，详细规定了亲属权的具体内容。后世民法均认亲属权为身份权，规定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
中国古代的身份权立法十分完备，身份权的力量十分强大。这与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相适应。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身份权，是族权、父权、夫权。《礼记·冠义》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这种礼义不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而是指身份，其目的是“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春秋繁露·顺命》记载：“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妾受命于夫。”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妻不奉夫之命，则绝。
1．族权
族权，最早源于奴隶社会后期封建分封诸侯的世族制，后成为家族制中族长的特权。
这种身份权是封建社会家族系统族长对家族成员的支配权。所谓家庭，是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亲属集团，由宗祠、支祠和家庭构成。族长是家庭的首领，通常由家族中辈分最高并有权势的男性成员担任，主持全族事务，执掌裁断族人争执的权力。我国封建社会的族权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维持封建身份关系，压迫农民，用宗规、族规、家规乃至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对其族人，尤其是贫苦农民和妇女实行封建统治。
在家族制的族权统治下，族长及辈分高、地位高、有权势的男性组成的议事团，享有族权，对族人进行专制支配，一般族人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族权的支配性不仅及于族中事务，还及于族人人身。族人违反族规，族长有权进行惩罚，甚至剥夺其生命。
2．父权
父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身份权，是指父亲在家庭中对子女的人身支配权。
在我国古代社会，父权以“孝”为中心，孝是父权的基础和灵魂。孝的核心，在于对父权的绝对尊重、绝对性的人身支配。违背父权，为不孝。“五刑之属三千，百罪莫大于不孝。”
“十恶”罪之七，即为不孝。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不孝包括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犯不孝之罪，重则处死，轻则徒、流。父权的具体内容，包括对子女的人身支配权、财产支配权、婚姻支配权、惩戒权。
在人身支配权上，子女无独立人格，如父母在，不远游。在财产支配权上，父亲掌管子女的一切财产，即使子女成家立业，其财产也必须交由父亲掌管，异财者为不孝。子女无婚姻决定权，而由父亲决定，谓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的惩戒权是对子女违反父的意志行为进行人身惩罚的权利，包括肉刑，甚至“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
3．夫权
夫权，是封建社会丈夫对妻子的人身支配权。在夫权支配下，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只有服从支配的绝对义务。夫者，妻之天也。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
夫为妻纲，夫权之义在于“顺”。所谓“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正是要求妻“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
。
夫权包括丈夫对妻的人身支配权、财产支配权、管束权、休妻权。在夫权统治下，妻无人身自由，无财产权利，稍有事夫不周的事由，即遭“七出”被休。
法律对夫权的保护有：认妻殴告夫为不睦，是十恶之八；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媵及妾犯者，各加一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
中国古代甚至有典妻者，因本夫无力抚养，情愿出典他人为妻，两方由媒议定典价、典期，由出典人署名立约作为典婚书，出典之妻迁往受典人之家，或仍留出典夫家。在典期内生有子女，归典权人，期满仍归原夫完聚，交还典价；有不愿还转原夫者，可向受典人找价，与原夫脱离关系。
1．亲属之间的人格不平等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的法律人格极不平等，在亲属法中同样如此。统治者自身，享有各种人格特权；普通人只享有一般的人格，且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奴婢、家奴、寺奴等奴隶阶层，则根本没有人格。
2．身份权体系完备且强大
中国古代身份权立法极其完备，并用国家的强制力，对维持这种身份关系予以保障。身份权的基本性质是专制的、封建的人身支配权，权利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受支配的义务人毫无权利可言，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种专制的人身支配权，是维护封建社会纲常伦理，乃至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律手段。
3．法律保护方法主要是刑罚方法
对于侵犯身份权的行为，中国古代立法均认其为犯罪行为，没有侵权行为的概念，也不加以区别，因而，制裁手段基本上是刑罚。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身份权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就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如父母子女、亲属之间、部落族长与成员之间的关系等。但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因而没有身份权的概念。
身份权出现之后，其性质是赤裸裸的支配权，即由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它的社会基础是身份关系，并且由这些身份关系相互交织，构成古代社会的基本法律秩序，少数奴隶主、封建主、家长、家父具有支配的权力，奴隶、农奴、家属、家子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负有服从支配的义务。这一点，不仅从罗马法关于一些人受自己权力的支配，另一些人受他人权力的支配的规定中体现出来
，还可以从我国封建礼教关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要求中体现出来。身份权这种赤裸裸的支配性，说明其是专制的权利。古代身份权的基本属性是专制性的人身支配权。
在近代，身份权的专制性有了明显改变，如家长权、家父权的消亡、家族族长权的减弱。在这些亲属身份关系上，专制性的性质有了重大的改变，家长与家属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有了改善。夫权的专制性质有所变化，但没有显著的改变。虽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倡导男女平等，但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民事立法中，维护夫对妻的支配权。法国法在规定妻应顺从其夫，未经夫的许可，妻不得处分自己的财产；在德国法中，夫有权决定共同生活的一切事务，妻的财产由夫管理、用益，未得夫的同意，妻不得处分其陪嫁的财产。在英国普通法中，夫对妻享有管束权，包括对妻的体罚权。由罗马法家父权转化来的亲权，变成父母对子女的支配权，除包括对子女的教育、管束、财产用益权外，还包括拘禁子女、体罚子女的拘留权和惩戒权。尽管近代民法的身份权专制性已弱化，某些纯粹专制的权利已消灭，但其基本性质仍没有变化，仍属于专制性的支配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文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身份权的性质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就是废除身份权中的专制性因素，使各种身份关系转化成为平等、民主的人身关系。虽然其还属于支配权，但以民主、平等作为支配权的基础和前提。现代民法的身份权终于从旧民法专制性的支配权中脱胎出来，成为进步的、平等的支配权。
可见，身份权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实现了“涅槃”，成为新生的民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