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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文本史考察来看，从《莱茵报》时期一直到马克思晚年时期，马克思需要理论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任务和理论诉求。但总的来看，遵循着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贫苦阶级的生活现实出发，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提出了贫苦阶级也“有满足自己正当欲望的需要”的主张。但是贫苦阶级的需要不仅得不到满足，反而被统治阶级僭越和褫夺。于是马克思决定要为贫苦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发声，他认为要保障贫苦阶级的需要，就必须有为贫苦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发声的“自由报刊”。基于此，《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提出了贫苦阶级对“自由报刊的需要”。为了维护贫苦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提出了通过自由报刊来实现“需要的斗争”向“理论的斗争”转变的口号。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发现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不仅要通过“理论的斗争”，而且要进行“革命的斗争”。马克思因此开启了把人的需要、解放与革命相结合的具体斗争之路。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结合人的自由解放，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社会制度，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需要”，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需要的革命”和“革命的需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指出了要通过彻底的革命手段来实现无产阶级“需要的革命”。为了深入论证无产阶级的需要的合理性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需要的现实状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马克思对人的需要进行了肯定，但是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需要却被严重异化了，马克思认为要消除异化需要，就必须铲除产生异化需要的制度土壤，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途径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在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需要的革命”这一问题上，反对声音一直存在。于是马克思为了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人的需要和利益对社会革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认为人的现实利益和需要就是“革命热情之花”。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物质利益和现实需要的满足就是这一目的所在。但是在实现革命的方式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的空话”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意识的空话”不能代替“革命的暴力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实际需要。虽然蒲鲁东一再强调要通过改良主义手段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但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不现实的。所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蒲鲁东的“反对革命论”和“社会改良论”，而且对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论进行了辩护。在完成革命的论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无产阶级的需要发出了革命最强音，指出了资本主义是导致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的制度根源，只有共产主义才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愿景，就必须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无情的革命斗争。为了深入揭示和论证资本主义如何剥削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对资本逻辑和异化需要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增殖的需要与无产阶级的需要的二律背反，指出若要实现和保障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就必须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对资本逻辑和异化需要进行批判和扬弃。只有这样，才能走向《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按需分配”理想。所以，从以上阶段性历史文本的理论主题和理论任务来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说的有多个发展阶段，相反，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发现贫苦阶级的需要开始，一直到《哥达纲领批判》走向“按需分配”理想，它们之间环环相扣，压茬论证，一直都处在形成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