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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很多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周期性地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真实性需要和虚假性需要），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大自然进行疯狂的索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损坏，造成了种种生态危机。这不禁让世人反思，在21世纪的地球上，人类到底需要什么，以及人类应该如何建构合理性需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鲜明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重大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既有深刻的理论依据，也有清晰的历史逻辑，本质上是对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性任务的接续探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加强和深入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提出了新要求、新问题。
从国内、国际背景来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对解读、分析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困惑，尤其是对我们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学界背景来看，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也有诸多的理论和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系统性回答。
其一，从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背景来看，学界对关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形成的历史逻辑阶段性特征是什么、理论体系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在思想史上有什么理论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理论地位是什么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这些问题的学理性回答是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基础和前提，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提供了新思路、新课题。
其二，从国际背景中人类面临的发展危机和现代性问题来看，现代性一方面为丰富和满足人类的需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的需要带来了悖论和恶果。需要资源的匮乏和浪费并存，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接踵而至。需要异化、消费异化、生活异化作为人的异化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出来。这个时候，人们不禁要追问：人的需要的目的是什么？人的需要是天然合理的吗？如何保持需要的可持续性？什么样的制度更适合满足人的需要？对这些现代性的当代回答，必须要有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在场。
其三，就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在国内的当代价值而言，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掀起了对“美好生活”“美好生活需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这些问题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学界，而且在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也成了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需要”一词高频次出现，这不禁使人思考何谓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何以应当、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何故、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何以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看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必须回到马克思及其需要理论，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相关的一系列学术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进而对“美好生活需要”相关问题给予深度回应。
随着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深入和人学研究的兴起，学界一度掀起了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研究热潮。形成的专著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冯文光，1986）、《消费需要论》（尹世杰，1993）、《需要-创造论》（章韶华，王涛，1992）、《需要哲学导论》（赵科天，1996）、《道德需要论》（彭柏林，2007）、《论人的需要》（郭宝宏，2008）、《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赵长太，2008）、《需要、欲望和自我——唯物论和辩证观的需要理论》（张檀琴，李敏，2012）等。
除了这些专著，还形成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比较常见，但是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比较有限。下面仅就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学术梳理和浅评。
需要范畴在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对需要范畴的界定是深入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人的问题的深入讨论，学界从不同角度对需要范畴进行了理解和界定。大体来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其一，需要的“匮乏状态说”。袁贵仁认为，需要是对人的生存发展条件的依赖和需求，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匮乏状态
。其二，需要的“摄取状态说”。陈志尚等人认为，需要是有机体的特性，是有机体为了维持正常生存而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摄取状态
。其三，需要的“依赖关系说”。李德顺认为，需要是人为了实现生存发展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和倾向性，是主体对外在环境的一种依赖关系
。其四，需要的“本质力量说”。刘建新认为，需要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追求自己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
。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意义上的需要范畴，学界也有学者从方法论上做了尝试性探索。邵晓光认为，马克思对需要的理解和阐释遵循的是从感性表象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逻辑。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人的需要放进了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中，使需要得以具体再现
。卓湘哲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出发认为，解读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必须把它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范畴
。卓湘哲的观点实际上是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需要范畴，不能以需要范畴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侯衍社则以发生学的方法，按照历史的、唯物的原则对需要范畴进行了解读，认为作为物质生产内驱力和社会发展原动力的需要是一个“新历史观”的范畴，而非带有唯心史观色彩的范畴
。管晓刚也对需要范畴的基础性作用给予了强调，他认为在历史唯物论体系中，需要范畴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比生产范畴更为根本。在他看来，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需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因为正是需要与生产的基本矛盾，才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线索和动力源泉，所以需要范畴的基础性作用应得到更大的重视
。
综上来看，学界对需要概念范畴的理解和界定角度各异、各有侧重。有的是从马克思的相关直接性论述出发界定的，有的是结合自己的理解对需要做的创造性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很有代表性。以上这几种对需要范畴的理解，虽未达成最终的统一性认识，但是对深化需要范畴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基于以上几种关于需要范畴的理解，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了持续性的深化研究。其中一个与需要范畴联系十分紧密的重要问题是需要与价值的问题。比如：袁贵仁从主客体视角出发认为，价值意味着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
。陈振羽从关系视角出发认为，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需要讲的是供求关系，因此与价值没有关系
。王全宇认为，倘若抛开人的需要来理解价值，那么既违背了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逻辑前提，也容易把价值问题神秘化，进而将会制造出理论混乱和逻辑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对需要与价值问题曾进行了专门组稿探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其中，周为群等认为社会需要既决定社会必要劳动量，也决定价值量
。倪学鑫则认为，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只从一个角度理解是不科学的
。许精德认为，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社会需要所规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影响价值的实现
。针对该问题，学界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总的来说，大体是从“劳动价值论”和“需要价值论”两个维度着手探讨的。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方面的讨论仍未形成统一意见。
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必须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梳理出其发展历程。按照此逻辑，学界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形成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研究。赵伟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三个阶段划分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同时他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文本价值进行了强调，认为是马克思系统研究人的需要的典型著作，也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中，马克思全面揭示了需要的异化与需要的解放问题
。无独有偶，刘新娜以文本呈现的历史逻辑，结合文本的阶段性划分，也把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她划分的三个阶段分别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期、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发展期和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成熟期。在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期，主要文本是巴黎手稿。在发展期，主要文本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成熟期，主要文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在她看来，这三个阶段在历史逻辑上是前后衔接的，在研究深度上是逐渐深入的，在理论内容上是不断丰富的
。
除了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进行分阶段研究以外，还有不少人从文本逻辑上，梳理和考证了马克思第一次正式提出需要问题的具体文本、马克思需要理论彻底成熟的标志性文本。比如孙承叔等人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十分关注人的需要问题。他们基于对马克思的需要范畴的理解和考证，认为自《克罗茨纳赫笔记》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的所有文本都论及过需要问题。虽然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需要问题做了专门性论述，但是孙承叔等人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正式提出需要范畴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无独有偶，学界有很多人也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第一次提出需要范畴的经典文本。上述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均呈现出了一定的历史思维和文本逻辑。但出现的问题是，若要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握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那么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也是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因为无论是在《莱茵报》时期还是在《德法年鉴》时期，青年马克思的政论文章都对需要范畴做过直接性论述，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回到这些具体的文本中，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性呈现。
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学界以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与社会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在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的研究上，学界做了以下探讨：
唐凯麟首先探讨了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需要是人对对象物的价值关系反映。人对对象物有需要，正是体现了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展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就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发展和丰富人的需要和发展人的本质是内在统一的，促进人的需要的丰富和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目的
。徐建立从异化逻辑出发认为，异化需要的扬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不仅衍生出了劳动异化，还导致了人的需要的异化
。赵彩莉从“需要的二重性”（本真需要和异化需要）出发认为，需要对人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异化需要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本真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赵彩莉认为人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的需要的满足质量和满足程度。所以人的需要对人的发展也具有双重性功能
。黄欢结合异化劳动逻辑认为，“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马克思剖析资本逻辑下异化需要产生的逻辑起点。他结合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剖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要异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他认为，劳动的异化是导致需要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实现本真需要的满足，就必须创造满足本真需要的前提条件。他认为满足本真需要的合理条件有四个：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发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这四个条件的基础上扬弃异化劳动和异化需要，才是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正途
。对于异化劳动与异化需要的关系，李文阁、赵勇结合异化需要的表现和影响做了深入探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着手，通过剖析劳动异化造成的人性的异化、需要的异化，揭示了这三种异化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需要的异化不仅导致人的需要的动物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病态化、平面化和堕落化。与劳动异化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异化需要的根本性因素。因此，若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
从以上几种观点来看，学界对人的需要的异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作用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但是对人的需要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机理性研究——比如对于人的需要为何能以及如何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度分析——还不够充分。毫无疑问，探讨人的需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能越过社会发展，因为人的需要不仅关涉人的发展，而且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基于人的需要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学界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做了关联性研究。温皓从人的需要对社会发展的正反作用出发，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的需要与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但又处在永恒的悖论中。在他看来，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具有“正负”效应。合理的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失衡的需要制约社会的发展
。邱耕田等人从“两个尺度”（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视角对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做了深入探讨。外在尺度就是社会发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尺度。内在尺度是指人们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尺度。外在尺度具有满足物质需要的合目的性，这种尺度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而内在尺度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是一种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实现的追求“自由愉悦”的超越性需要。在这两个尺度上，邱耕田等人认为外在尺度由于总是受客观必然性制约，总是使人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仅能达到有限的目的，而内在尺度更能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超越性
。从上述学者针对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人的需要问题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才有必要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立足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系统性地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发展历程、理论逻辑和学术价值。
除了对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以及人的需要与社会的发展进行研究，学界还有人把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在逻辑、需要的结构体系等作为重要内容来研究。比如在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在逻辑上，朱志勇认为，马克思以实然性和应然性相结合的方法论，结合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在其需要理论中深入探讨了需要的异化成因、异化需要的表现和危害、异化需要的扬弃等问题
。在关于需要的结构体系的研究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陈志尚等人认为，需要具有复杂的层级结构，是一个系统性存在。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解需要范畴、需要的性质、需要的层级的根本观点。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他们把人的需要分为六种基本需要
。王伟光以唯物史观的历史视野，把需要划分为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个别性需要和群体性需要、特殊性需要和普遍性需要、物质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等。他认为这些需要组成了一个复杂的“需要体系”，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陈志尚、张维祥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系统，具有复杂的结构体系。他们结合人的需要的发生学原因、人的需要的主体阐释、人的需要的性质剖析，对人的需要进行了结构性和体系化研究。
在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价值研究上，学界主要是以学理价值为视角深入探讨的。符戈等人认为不应局限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某一个方面的学理价值，而是要突出强调马克思需要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阐发上，还是在唯物史观的运用和丰富发展上，马克思需要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长久以来，学界对其重要理论价值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十分有限。他们强调，人的需要问题牵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根本目的，应该给予马克思需要理论应有的理论地位，让其在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理论效应
。裴德海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同样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给予了高度重视，他甚至认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就是整个马克思学说体系的“一块基石”，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马克思论述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问题，还关涉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正是基于人的本性需要，才建构出了一整套的需要理论框架。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对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进程、价值维度，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王全宇也认为，人的需要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分析和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而且是探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出发点
。从以上既有研究来看，在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价值研究上，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之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研究比较深入，探讨得也比较充分。但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学理性价值还体现在建构方法论上。比如：在关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和唯物史观相结合论述的方法论研究上还不够深入；结合人的需要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的研究深度还不够；以马克思的文本的历史逻辑为依托，在具体文本中把握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历史与逻辑的学理性研究还比较薄弱。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已有不少。这说明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学界以往对于人的需要的忽视开始出现了反转。从以上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相关性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相关范畴、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的研究已有不少。客观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后人继续深化研究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然而，通过相关学术梳理我们也发现，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中，还明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其一，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文献学研究还不多，对文本的深度挖掘性研究还不够。事实上，没有各个时期马克思具体文本文献的论述支撑，想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逻辑是不可能的。其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建构途径、建构方法、理论特点以及方法论启示等方面的深度研究还比较薄弱。深度研究意味着要突破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梳理式、总结式和阐释性的研究，从更深的方法论（建构方法论、方法论启示）层面进行深化研究。其三，关于马克思需要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还很有限。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需要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需要为关照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一个重要学理依据。但是很明显，学界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中国化历程、历史性成就的研究还几乎没有。其四，任何理论都应随着时代课题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不仅对解决时代的国内问题，而且对解决时代的全球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还需要在不断回应重大时代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当代性研究。
国外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人员数量和学者阵容上，还是在思想流派的影响力上，都远远强于国内。马克思需要理论自诞生以来，在国外思想界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效应。在他们中间，有人从不同立场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了诘难和批评，有人依靠自己理解对马克思需要理论做了“修补”和“重释”，也有人借鉴马克思需要理论创造了自己的需要思想，还有人受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启发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进行了深入反思。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视角和观点：
分析哲学思想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从人性论出发以“欲望说”来诘难和质疑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人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由人的欲望促成的。他把人的欲望分成四种：对财产的欲望、对荣誉的欲望、对胜利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他认为，这四种源于人的本能的欲望，才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最初原动力。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经济因素（对财产的欲望）这一单方面因素促成的，与巴克尔的气候决定论和弗洛伊德的性决定论一样，即便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可能是错误的。如他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却得出了这样的假定：每一个有政治意识的人都是由一种单一的欲望——力图增加他所占有的物品的欲望所支配……这种假定离实际的情形太远了！”
在罗素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因素是教条式的理解，哲学的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心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而且不能证明“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
弗里德里希·弗洛姆（Friedrich Fromm）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视角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种：联系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定向的需要。在他看来，追求整体性需要才能确证人的健全性，片面性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异化的体现
。弗洛姆反对一些人把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解读为“物质主义”的需要理论，他认为物质主义的需要是贪婪的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促因，这种无止境的物质需要势必会带来生态的恶化，所以弗洛姆认为要消除这种异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展开批判，以求从根源上消除消费异化的土壤。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
。弗洛姆把批判物质主义的异化需要和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认为人的异化的消费需要是一种“物化”需要，并不会带来幸福，原因就在于这种异化需要偏离了人的真实需要，使人成了消费的奴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人的自由解放就是对虚假需要的解脱和超越。
西方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从心理学视角对人的需要做了系统性研究。受美国当代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和启发，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他看来，作为生物的人与神不一样，生物是有需要的，神没有需要。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之分。为此，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等级。他认为人的需要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只有在较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较高级的需要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着深刻的人本主义色彩，在学界影响很大，很多后继者得益于他的启发，阐述了自己的需要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由于其构建需要层次理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很大差异，我们需要区别分析。
东欧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是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在她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激进哲学》和《对需要的专政》（与人合著）中，赫勒一反苏联从宏大政策叙事出发，以日常生活中人的需要为批判的出发点，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进行了重新理解和阐释。赫勒认为，“需要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对需要的哲学分析的中心”
。赫勒以激进需要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从微观视角对人的本能、本性、需要、道德做了深入研究。为了实现激进需要的革命，她提出了要通过激进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异化的需要”以及对苏联模式进行总体性批判，以实现理性的激进的需要的乌托邦和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赫勒认为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表现出了最美丽的对成熟人性的渴望，一种属于我们存在的渴望”
。在她看来，“自由人联合体”是可以满足“激进需要”的新的需要结构的社会，在这种新社会中，劳动成了需要的主角。赫勒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贯穿着对资本主义异化需要的批判精神，为西方左翼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但是她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了激进化解读，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角度阐释和论证的，把革命的动力寄托于人的需要上，使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蒙上了浓重的“左”倾人本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作为研究需要理论的思想家常被忽略，事实上需要和匮乏构成了萨特晚年思想的核心范畴。萨特把需要理解为人的内在规定性，萨特说，“需要就是生存于人的内在性之中的匮乏”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把需要理解为人的生存境况的基本因素和人与环境联系的中介，是人对其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依赖性，因为人有需要才构成了实践的根据和动力，才使人的存在和自然物具备了意义。萨特认为，如果没有需要，人就没有了行动的梦想和前进的动力，所以需要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源泉以及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动因。萨特对人的需要的划分不同于其他思想家，他把需要分为五种：对物质的需要，对文化的需要，对自由的需要，对他人的爱的需要，对成为“完善的人”的需要。在萨特看来，这五种需要又可以归为两种类型，即人类增殖而造成的对物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萨特把需要当作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起点，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需要来解释”
。在他看来，需要不仅是集体、集团、社会结构的产生根源，还是阶级和道德的产生基础。总的来说，萨特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做了极大丰富和发展，尤其是他把需要引入伦理学，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做了创造性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的需要理论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也有诸多不同之处，比如在普遍性需要上，在对个人需要的重视程度上，以及在对需要的历史和历史的需要的不同把握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萨特的需要理论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
需要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其消费社会理论里，鲍德里亚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消费主义横行，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合流，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消费需要的文化意识形态，使人们的消费需要从对物的需要变为对符号的需要，在符号的支配下，人的主体意识和需要被大众媒体所驯化，致使人的具体的真实需要被符号所掩盖。如他所说，“砸烂这个算不上猥亵，但算得上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着我们每一位的世界”
。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对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符号宣传来强化人们的虚假需要进行了尖锐批判。他以符号学为批判切入点，从物的批判转向了符号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带来的精神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我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打开了一扇窗。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鲍德里亚能够洞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消费的虚假繁荣，并提出了他的独到理论见解，其目光无疑是敏锐的。然而，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一贯注重上层建筑的文化批判的影响，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抨击，认为对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做出明确区分是必要的。这使他在批判异化消费时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矛盾，不自觉地陷入了生产-消费的断裂鸿沟，走向了“符号决定论”的理论歧途。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受到马克思的异化需要理论的启示，把人的需要划分为“虚假需要”和“真实需要”。他认为正是由于“虚假需要”的出现和存在，人的“真实需要”才被遮蔽和弱化。他指出，虽然现代资本主义使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越来越丰富，但是这些需要并不是人们的本真性需要，而是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从外面强加于人的‘虚假需要’”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真实需要是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需要，而虚假需要则是人们滥用物质和知识资源制造出来的需要。马尔库塞对虚假需要深恶痛绝。他指出了虚假需要的极大危害性，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上，虚假需要使人受制于社会，使人成为受压抑和摧残的单向度的人。在政治领域，虚假需要使政治派别单一化、同质化，民众被限制在“形形色色的官僚制度上”。在思想领域的单向度倾向，让人们建立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在社会领域，单向度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病态化。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奴役者由于自己的虚假需要在被历史性地满足，于是他们开始变得觉悟不到自己的受奴役状态了。在对虚假需要的克服上，马尔库塞主张要以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但是这种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现代的乌托邦”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既不是仅仅为了现有范围内的需要的满足，也不是仅仅为了提升需要的等次，而是为了要与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
。总体来看，马尔库塞的需要思想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异化需要现象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理论切入点，但是他缺少了像马克思那样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深入研究，导致了他的需要思想在实践上的窘境——他的真实需要的满足与虚假需要的克服都难以实现。
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以其“有用即真理，无用则谬误”的核心主张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抨击。实用主义极大推崇从功利主义出发的效果至上的原则。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看来，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满足他的需要和利益有什么效果，一切要以满足需要和实现利益的效果、功用为标准。杜威反对单一的决定论，主张多元论。杜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如他所说，不管人们怎么称谓它，“经济决定论现在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理论”
。除此之外，杜威还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合力论”误解为“一元论”，提出了基于其实用主义主张的所谓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实用主义历史学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更是认为，所谓历史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方便而建构出来的历时性事件的偶然性堆积，并没有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无独有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信仰的意志》中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机械论的历史观，拒绝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实用主义以效用解释一切，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过程与结果、存在的价值与最终目的利益的悖论。
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A.莱博维奇（Michael A.Lebowitz）是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人物。莱博维奇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在莱博维奇看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存在三个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三个理论盲点。在他看来，生产力决定论的缺陷在于它难以解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为什么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盲点在于它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忽视了人类和劳动者的作用。莱博维奇认为《资本论》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语”，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的根源
。于是，莱博维奇立足于需要决定论完成了《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本著作中，莱博维奇一反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的缺陷，转而认为资本主义的缺陷和“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有关”
。莱博维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像马克思所论述的是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了矛盾，而是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莱博维奇的需要决定论以需要为切入点，对揭示资本主义的消亡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解释，然而他从需要出发解读资本主义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出发去揭示资本主义的灭亡规律，这使他的理论染上了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很显然，他最终没能完成对《资本论》的超越。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莱恩·多亚尔（Len Doyal）和伊恩·高夫（Ian Gough）对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建构出了详细的结构模型。在《人的需要理论》一书中，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认为无论是在哪一种制度下，需要的满足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需要的满足物。需要的满足物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是保证人的需要的满足水平的物质因素。除此以外，他们认为需要的满足物被用来满足需要的有效性，劳动和环境对需要的满足具有影响，资本财货、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损耗/积累率等也是决定需要满足的重要因素
。莱恩·多亚尔和伊恩·高夫在《人的需要理论》中提出了需要的“三元结构”理论模型。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体现的就是一种“唯生产力论”。他们认为，马克思对“唯生产力论”的工具理性的过度强调，势必导致价值理性丧失，进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
。
对于需要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环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从伦理和经济的角度对需要进行了反思。美国的学者艾伦·杜宁（Alan Durning）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对人的需要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阐述了人的需要与自然的需要相和谐的重要性。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是对需要的重新认识。在杜宁看来，需要的满足和消费的实现与个人幸福的联系并不大，人的需要更多并不意味着人生活得更幸福。他从营养学视角举例说明，正是现代人对需要和消费的过度富营养化追求，才使得一系列的富贵病（心脏病、脑血栓、胸癌、肠癌）等问题不断滋生。他号召人们要正视人的需要在社会中是有限的，要尊重自然，关爱地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他说，地球供养数十亿人，人类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把消费等同于满足
。
对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恩·弗雷泽（Ian Fraser）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二者在人的需要的问题上的不同理解。弗雷泽认为马克思“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具有神秘性的外壳，而且黑格尔没有混淆所谓范畴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的关系，“所以不需要颠倒”
。在弗雷泽看来，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不同，他们的需要理论在各自理论中的地位也有差异。弗雷泽等人之所以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产生如此看法，是因为他们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置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真的需要理论的误读于不顾，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弊端和方法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怀特·斯图亚特（White Stuart）从政治哲学视角对马克思的需要、劳动、正义与平等做了深入探讨。在《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中，怀特·斯图亚特认为，以需要原则解释正义原则是马克思借由需要与劳动的关系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正义的一个理论铺陈。他认为，“根据这一原则，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获得需求的满足”
。在怀特·斯图亚特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对这一原则的表述，因而他认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核心。而且在他看来，正是基于对这一原则的默认，马克思才实现了对资本家压迫工人、剥夺工人劳动产品的不正义现象进行了揭示和批判。无独有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也以需要为切入点，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作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核心。在《社会正义原则》中，他认为，“需要能够被当作是使得人们在他们的社会中过上一种最低限度是体面的生活的那些条件”
。在这一对需要的理解上，戴维·米勒的解释颇具独到性。他主要想通过吸收马克思和人本主义的需要思想和话语，对他自己的社会正义思想进行阐发，但是他在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深度挖掘上，做得还远远不够。英国安德鲁·奇蒂认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的一个主题。他认为，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区分为“虚假的需要”“真正的需要”“‘非人’的需要”，这说明马克思早期在论述他的思想时确实高度重视人的需要问题，马克思正是以需要为切入点论述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需要是不合理的。
德国耶拿大学的加速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对加速社会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做了系统性反思。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罗萨对生活在加速社会里的人们“如何拥有一个美好生活”以及“如果我们的生活不美好，那么问题在哪里”
产生了疑问。在罗萨看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所以出现了悖论性的一面，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自主性资源，另一方面也在“挤压着人们的生活时间”
，造成了新的异化的诞生。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的不断加速导致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逻辑，这正是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罪魁祸首”。如他所说，现代社会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的确已经不再让人们觉得生活是一件美好的事
。罗萨明确反对传统上所认为的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就等于拥有了美好生活。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资源拜物教”。在他看来，拥有美好生活的关键在于人要学会在世界中生存，并获得世界的支持，而获得世界支持的方式就在于与世界建立和谐的“共鸣”（Resonanz）关系。所以罗萨认为，社会学也应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
。
在生态环境危机愈发严重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反思人的需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是有助于解决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的。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学者对马克思持有不同态度，很多人对马克思进行批判和指责：有的是在没有读懂马克思的情况下误解马克思的，有的是戴着有色眼镜在主观上否定马克思的，有的是主张辩证看待马克思的。针对绿色环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指责和攻击，以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给予了理论回应和辩护，尤其是他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维度为马克思辩护的尝试和努力，在捍卫马克思上取得了较好的理论效应。休斯认为马克思并不主张为了需要而置环境压力于不顾，“马克思希望看到的社会是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应符合人类生存的真实需要”
。休斯等人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创造性解释和有针对性的辩护，对捍卫马克思做出了积极贡献。
通过对以上研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关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四个重要方面。其一，来自马克思的论敌。他们有的借由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批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有的试图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建构方法、理论结构和理论瑕疵进行放大，进而否定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研究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二，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学者。在这一流派中，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和异化需要展开批判。其三，来自坚定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些学者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根据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原意对其进行理论辩护。其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他们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创新发展。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在国外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从他们争论的主题、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存在的问题来看，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第一，文献研究法。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在论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历程、核心内容、建构逻辑和方法论特点时，紧紧依照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书献进行本原性探索，深入挖掘马克思各个时期的文本论著，为研究找到可靠的文献基础。然后在严格遵从“论从史出、论由本撑”的基本方法下，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具体问题进行细致论析。
第二，发生学方法。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历史与马克思以思维的方式把握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逻辑是内在统一的。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发生学逻辑来整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著作及其所蕴藏的关于需要的理论发展逻辑是本研究在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历程、核心内容、建构逻辑等内容进行研究时所用的基本方法。该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阐释马克思需要理论思想谱系的逻辑演进路线，以及不同时期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有助于实现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逻辑和发展历史进行学理性、创新性研究探索。
第三，对比分析法。本书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不仅在纵向上坚持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而且在横向对比上，突出了马克思需要理论与西方思想家需要理论的对比，以及不同学者不同观点的对比。尤其是在研究马克思同马克思论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等的思想理论差异上，该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理论是否联系实际、能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优良学风问题，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素养问题。本研究试图运用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基本观点、原则和方法论启示，运用到当代世界发展现实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境遇中去，以求让其发挥理论的建设性力量。
第五，跨学科研究方法。本书除了运用文献研究法、发生学方法、对比分析法和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等外，还综合运用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了多维度思考，跨越了以往对马克思需要理论分门别类式的研究方式，实现了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整合性研究。
第一，内容创新。在研究内容创新上，通过对马克思各个时期文本的梳理，着重研究了马克思需要理论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论原则，取得了更具学理性的研究成果；通过与西方思想家需要理论的对比研究，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科学性和优越性进行深入论释，并得出正本清源的系统性见解，厘清各种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误解；在面对现实问题上，以问题为导向，既注重马克思需要理论切进新时代中国发展现实研究，也注重与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变局的关联性研究。
第二，方法创新。在研究方法创新上，本书以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实现对以往的单一性研究方法的突破，既注重历时性研究，也注重共时性研究；既突出分门别类性，也兼顾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该课题进行综合的交叉性研究。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科学的需要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因而是深入解码当今时代问题的理论利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距离我们不仅并不遥远，反而更贴合我们这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其一，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系统性认识。马克思需要理论在马克思的学说体系里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建构、唯物史观的运用和验证以及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就目前学界研究来看，在有关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不少误解和争论。正是着眼于此，本书意在通过对马克思早期、青年时期、成熟时期以及晚期文本著作的全面梳理，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历程、核心内容、建构逻辑和方法论，形成较为整全、系统的研究成果，以求对学界争论的一些基础性问题给予较为成熟且具有学术深度的回应。
其二，有助于破除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种种片面认识和理论曲解。马克思需要理论不仅受到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直接理论责难，还经历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和诘难。有人从根本上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责难和颠覆，有人以重构和修正的视角试图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重建，这对马克思需要理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此，本书意欲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思想史价值的挖掘，深入研究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理论责难和质疑的限度和实质，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的有益尝试和理论缺陷，进而以成熟马克思的立场对其需要理论体系进行话语辩护，为当代人学研究提供些许学理资源。
其三，有助于对人类发展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在为满足人类需要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现代性的恶果。生态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流行疾病问题、生物多样性危机问题等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虔诚的态度来反思人类自身的需要问题，比如在什么样的需要才是人类应当需要的、什么样的需要才是美好的、如何满足人类的合理需要等问题上必须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实践上的作为。正是基于此，本书意欲结合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困境、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和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学理上对西方现代性的需要困境与合理需要塑造、中国特色现代性与需要的历史变迁、面向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要哲学等议题进行深切反思，并在实践上对上述问题给予建设性见解，进而展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真理价值和当代生命力。
其四，有助于运用马克思需要理论反思当今中国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了对新时代实现社会发展的新期待，而且对新时代各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总的来说，近几年围绕美好生活需要的学术研究和探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还明显存在研究不够深、文本依据找寻不够丰富、研究范式不够新颖、研究成果不够系统等一些亟待我们做出更多努力的薄弱环节。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回答，却是新时代运用马克思需要理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矛盾问题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无论对解码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还是对后疫情时代人类需要价值观的整合和重塑，都具有强大的现实价值。
其一，从中国视野来看，以马克思需要理论来分析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应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需要理论发展的新时代境遇，通过系统化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基础理论，以期从学术理论和具体实践上对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如何满足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给出一些理论参考和方法论启示。
其二，从全球视野来看，人类的需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人类对需要的理解不够深入，才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流行病毒肆虐问题不断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冲击。尤其是新冠疫情，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人类“合理需要”的反思。比如在如何为人类的需要立法、什么样的需要在全球视野内是正义的、如何满足人类的共同需要问题上，我们必须以一种人类视野进行反省和思考。正是基于人类社会的需要危机和需要困境，本书试图结合马克思需要理论对异化需要和虚假需要的批判，以及对建立合理需要的现代性反思，在实践层面对当今人类需要的具体问题给予中国特色的建设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