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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认同“宗教之无音乐性”（religious unmusicality）这一说法（这一术语曾被马克斯·韦伯并不恰当地用在自己身上）。“宗教之无音乐性”是我这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宗教研究的基本态度，我自己最初也对收集仪式资料感到非常不情愿。在进行田野工作最初的九个月之中，我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数据，其中包括亲属关系、村庄结构、婚姻与离异、家庭与个人预算、部落与村庄政治，以及农业周期。我在我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家谱记录；我画出村落茅屋平面图，收集人口统计的材料；我四处潜行，来暗暗听取那些被不经意间说起，平时又很少被提及的亲属称谓。但是，我仍然感到不自在，仍然感到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向里窥探的局外人，即使在我能挥洒自如地使用当地俗语时也是一样。因为我总是发觉，就在我扎营地点的左近之处，仪式的鼓点又响起来了；而我所熟识的人，也常常从我身边离开，一走就是几天，去参加一些仪式。仪式的名字总是那样充满异国风情，比如恩库拉（Nkula）、乌布旺乌（Wubwang'u），还有乌宾达（Wubinda）。一直到最后，我才不得不承认，如果我想要了解恩登布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也必须克服自己对恩登布仪式的偏见，并且着手对其进行研究。
事实上，几乎从我刚刚住到恩登布人中间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被邀请去参加当地常常举行的女孩青春期仪式［恩康阿（Nkang'a）］，我也试图去描述我所见到的景象，尽力做到准确无误。虽然观察人们在仪式过程中如何摆出固定的动作、唱出神秘的歌曲并不难，但深切地理解这些动作和歌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却本质上是另一回事了。为了获得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先是求诸地区手册。这是一本编纂而成的书，由殖民地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所完成，其中包括对他们来说算是有趣的事件、风俗，但都是随笔。在手册中，我找到了一些篇幅很短的记录，其中提到了恩登布人信仰一位至高的神祇，相信祖先灵魂的存在，并且还认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精灵。在这些记录之中，有一些是对所观察到的仪式的记载，但大部分基于恩登布当地政府官员比如通讯员、办事员等的报告。在对这些事件的所有记录之中，他们几乎都没有为我所亲见过的历时甚长、复杂多样的青春期仪式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尽管他们也提供了一些初步的信息，是关于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仪式的。
我下一步的行动是约定一系列的会面，与一位能力十分出众的酋长进行交谈。这位酋长有一个称为伊克伦格（Ikelenge）的头衔，而且他还颇通英文。伊克伦格酋长马上就明白了我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为我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恩登布仪式的清单，还对每一种仪式的主要特点做了简要的介绍。我很快发现，恩登布人对陌生人对他们的仪式体系表示出兴趣一点也不憎恶，只要来者带着尊敬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信仰，恩登布人就会十分坦然地向他们展现自己的宗教行为。不久之后，伊克伦格酋长就邀请我参加一场仪式展演，这种仪式是持枪狩猎者的群体［叫作乌杨阿（Wuyang'a）］所特有的。正是在观看这场表演的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掌握与追捕有关的仪式用语的话，那么至少对狩猎这一类经济行为的理解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些对直接表现狩猎能力和男性气概的象征的认识的积累，使我得以体察到恩登布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同代男性亲属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母系社会中的重要性。恩登布社会是母系社会，社会结构的延续是通过妇女来进行的。我现在不想过多地涉及性别角色在仪式化过程中的问题，只是想强调，从对纯粹数据的分析——比如村庄的家谱、人口调查、职位的传递以及财产的继承——之中提取出来的规律行为，只有在仪式展演中的象征性动作所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的指引之下，才能被完全辨别出来。
但是，伊克伦格酋长所能够提供给我的，仍然是有限的。首先，他的身份和多重的角色使他不能长时间离开自己官邸所在的村庄；而且，他与当地基督教宣教机构的关系对他来说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又很微妙。因为在他所处的环境之中，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使他不可能参加很多次异教徒仪式。不仅如此，我自己的研究也很快转变为对村庄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调查。我把我的营地从酋长的官邸所在地搬到了普通村民聚居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一家渐渐地被当地的社区所接纳，或多或少成了其中的一部分。随着我和我的妻子开始关注仪式在恩登布人的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也察觉到恩登布文化的多个层面，起初由于我们戴着理论这块障眼布，因此总是对这些方面视而不见。正如纳德尔（Nadel）所指出的那样，事实随着理论的变化而变化，而新的事实产生出新的理论。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阅读了即将出版的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报告中的第二部——高德弗雷·威尔逊和莫尼卡·威尔逊所著的《非洲社会研究》（ 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 ）——的部分内容。这本书讲述了在非洲的许多社会里，仪式仍然是人们所关注的，而很多专门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已经做好了对此加以诠释的准备。后来，莫尼卡·威尔逊（1957）又撰文写道：“如果分析不以被研究民族的文化中对象征的解释作为基础，那么这一分析就值得质疑。”（p.6）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寻找恩登布部落中的仪式人员，以从他们那里记录下我所观察到的仪式的诠释文本。我们能够对仪式表演进行考察，能够找到途径听取对仪式展演的诠释，实际上也是靠着绝大多数田野工作者都采用的方法：我们为那些土著人分发药品、包扎伤口，至于我的妻子（她是医生的女儿，在这些事上要比我大胆些），她还为那些遭毒蛇咬伤的人注射血清。因为恩登布人的许多仪式都是为病人举行的，而且欧洲的药品被看作与他们自己的药品一样具有神秘能力（虽然他们自己药品的药效要更好一些），所以，部落中那些专事治疗的人渐渐把我们当同事看待，并对我们参与仪式展演表示欢迎。
我记得自己在利文斯通博士所著的《宣教之旅》（ Missionary Travels ）一书中读到，他曾经立下一条规矩：给病人看病之前，先询问当地的医药师病人的情况如何。而这一做法在中非的一大片颇有影响力的族群内为利文斯通博士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们也效仿他的做法，而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许可，参加一些仪式（这些仪式的步骤是有神秘意义的），并且还能够为其中所启用的众多象征做出较为可信的诠释（这些诠释都已经过反复的考察，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我所说的“可信”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诠释在整体上都彼此相一致。实际上，它们可以说是恩登布文化的标准化诠释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凭个人意愿所提出的自由组合或奇谈怪论。我们同样从非仪式人员的恩登布人——至少他们不是本书将要论述的仪式中的专门人员——那里收集对于仪式的诠释。大部分的恩登布人，无论男女，都至少属于一个崇拜团体（cult association），而找到一位对多个崇拜团体的秘密知识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老人并不是一件难事。就这样，我们渐渐积累起一整套的观察数据和诠释性评论。当我们对这些数据和评论进行分析的时候，它们的一些规律就渐渐地明晰了。通过这些规律，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个清晰的结构，并以一套模式来加以表达。我们下面还会对模式的特点进行考察。
自始至终，我们从没有向他们要求过仅仅为了我们进行人类学研究而特地举行一场仪式。事实上，从来都不缺即兴的、自发的仪式展演。最让我们感到难办的一件事，是在同一天之中，常常有两个甚至更多的仪式要参加，我们不得不决定究竟参加哪一个。随着日渐成为村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做出举行仪式的决定往往与村民社会生活中的危机有关。我在别的地方曾经用一定的篇幅撰写过仪式展演的社会动态效应，在这些讲座之中，我打算只是对此提提便罢。现在我想说明的是，在恩登布人中，社会冲突和仪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是在村庄和“村落”（我所用的这个词汇是指相互分离的村庄群）的层面上的，而多种多样的冲突情况是和仪式的频繁举行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