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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对于我和其他很多人来说，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巨星之一。他所有的著作都显示了出他所独有的激情洋溢又条理清晰的风格。但是，在接手1966年摩尔根讲座之后，我忽然发现，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这一缺陷可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尽管摩尔根十分严谨地记录下了很多宗教仪式，但很明显，与他投注在亲属研究和政治研究上的富有洞察力的关注相比，他没有把很大的注意力投入宗教研究。而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是我的演讲主题。有两段引自摩尔根的话可以证明他的态度。第一段出自他1877年的经典著述《古代社会》（ Ancient Society ）：“宗教观念的发展过程中遍布种种内在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性阐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想象和情感的特性。因此，这些不确定的知识性因素使得所有的原始宗教都十分奇异怪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达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p.5）第二段话出自莫尔勒·H.迪尔多尔夫（Merle H.Deardorff）1951年对汉森姆·雷克（Handsome Lake）信仰的学术性研究。摩尔根的《易洛魁联盟》（ League of the Iroquois ）一书对汉森姆·雷克的混合信仰做了一些记述。他的这一记述是基于年轻的以利·S.帕克（Ely S.Parker）的一套笔记整理完成的（以利·S.帕克是一位塞尼加族印第安人，后来成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的军事参谋）。这套笔记包括汉森姆·雷克之孙在托纳旺达（Tonawanda）所吟诵的“福音”的原始版本和翻译版本。迪尔多尔夫指出：“摩尔根完全接受了以利对‘先知’的孙子吉米·约翰逊所说的话的记录，但他放弃了以利对其所做的注解，以及与之相伴的仪式。”（p.98；亦可参见William Fenton，1941，pp.151～157）。
摩尔根与帕克之间的通信表明，如果摩尔根在当时能够更加仔细地听以利所说的话，那么他的《易洛魁联盟》一书就不会被读过此书的塞尼加族印第安人普遍批评：“他所写的东西并没有错，但也不正确。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那么，这些塞尼加族印第安人非同一般的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评论似乎针对的是摩尔根的著作中易洛魁人文化中的宗教方面，并不针对政治方面。对我来说，塞尼加人的评论是与摩尔根对“想象的与情感的”不信任相关的。摩尔根本人不愿意承认宗教中有很重要的理性因素。他还认为，对于“高度进化”了的19世纪学者的头脑来说，如果一个事物看上去“奇异怪诞”，那么它必然在实际上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还揭露了他心中与之有关的想法，即摩尔根不愿（或是不能）对易洛魁人的宗教生活进行共情式的探索，不愿去掌握或阐明查尔斯·霍凯特（Charles Hockett）口中的在异族文化中所获得的“局内人视角”（inside view）。通过这种视角，许多看上去怪异的因素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可以理解。事实上，摩尔根如果能好好掂量一下巴霍芬（Bachofen）的一段话，就会得到很多益处，巴霍芬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德国的学者试图以当今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衡量古代的事物，以求得对它们的理解。这些学者在重新‘创造’古代的过程中，会发现只有他们自己。透彻地了解与我们的头脑迥然不同的头脑有着什么样的构造，是一件极难完成的工作。”（Resek，1960，p.136）最近，针对巴霍芬的这一说法，埃文思-普里查德教授（1965b）做出了如下评论：“这确实是一件极难完成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跟原始巫术和原始宗教这样复杂的对象打交道。当我们把这些头脑相对简单的民族所持守的观念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的时候，往往会把我们自己的思想移植到他们的思想之中去。”（p.109）我在这里还要加上一条附加说明：宗教就和艺术一样，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民族是“头脑相对简单”的，只不过有的民族使用的技术手段比我们的更为简单一些而已。人类的“想象”和“情感”生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至于展示部族仪式的象征意义能够丰富和复杂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的一项任务了。不仅如此，我们所使用的“与我们的头脑结构迥然不同”这一说法本身，也不是完全准确的。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不同的认知结构，而是从相同的认知结构派生出的众多各异的文化经历。
一方面随着临床深度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专业性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发展，对于很多被摩尔根称为“想象和情感的特性”的产物，人们也开始怀着尊敬与关注的心情来看待，并且以对待科学的热情来进行研究。弗洛伊德在精神病患者的幻想、睡梦中的模糊意象、机锋与双关语，以及患者令人迷惑的话语中，找到了正常心理结构的线索。而列维-斯特劳斯在对无文字社会中的神话故事和仪式的研究中，发现了（并进一步断言）在他们的深层智力结构中，有的属性是与一些现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相似的。自从摩尔根的时代以来，其他许多坚定的理性主义学者都认为这一现象值得他们花费时间去研究，值得他们把数十年的职业生命奉献于宗教研究。如果我要对此加以证明的话，只需列出他们之中几个人的名字：泰勒（Tylor）、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Smith）、弗雷泽（Frazer）、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涂尔干、莫斯（Mauss）、列维-布留尔（Levy-Bruhl），还有休伯特（Hubert）、赫兹（Herz）、范热内普、洪特（Wundt）以及马克斯·韦伯。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包括博厄斯（Boas）和罗维（Lowie），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格里奥勒（Griaule）和迪特尔伦（Dieterlen），以及其他众多学者（无论是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是晚于他们的）都在“无文字社会中的仪式”这片田地之中辛勤耕耘，对成百上千的展演进行了详尽而精确的观察，这些宗教研究专家还以深切的关爱之心为神话故事和祷告词的口语式行文做了记录。
这些思想家之中的大多数都试图用隐含的神学态度来解释（或试图证伪）宗教现象是几种最为纷繁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心理或社会因素的产物，从而否认宗教有超乎人类之外的起源。但是，在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否定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的无比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精神和心理结构的维持上，还是在对这些结构的剧烈的变革上。我在此无意于列出一大串写满神学名词的名单。与之相反，我会尽力把自己限于经验研究的范围之内，只对宗教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我尤其会尽力对非洲仪式的某些属性做一个清楚的陈述。此外，尽管我十分敬重摩尔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的伟大贡献和地位，但还是要心存畏惧地接受他在无意之间对其后辈的挑战，并试图证明，当代的人类学家已经拥有了前辈传下来的卓越概念工具，能够把“无文字社会”中很多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现象清楚地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