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参与摩尔根讲座的学者队伍日渐壮大，而当他们回忆起在罗彻斯特大学度过的日子时，内心一定仍然激动不已。阿尔弗雷德·哈里斯教授和他的夫人以及那些好客的同僚给了他们皇家级别的款待，并且还让一群群的学生（你所能见到的头脑最敏锐的学生）挑战他们，有时还胜过了他们。那些学生和教师为我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性的建议，我对此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些建议我也吸收进了这本书中。

我在摩尔根讲座中一共做了四次演讲，将其中的三次收录为本书的前三章。另外的那一次演讲，我所谈到的是恩登布人捕猎仪式的象征意义，因此会被收录于另外一本正在写作的单行本作品中。为了替换这一部分，我在本书中又增加了两章内容。这两章主要涉及的是“阈限”与“交融”，而这两个概念是在第三章中提出的。这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恩登布仪式的象征性结构以及这一结构的语义，而第二部分从第三章的中间开始，探究的是仪式的阈限阶段的某些社会属性，而非象征属性。这一部分的着力点在于社会中各要素彼此间关系的“超”结构（“extra”-structural）或“超越”结构（“meta”-structural）的特性，而这一特性，我称之为“交融”。我还进一步探究了人类学的范畴之外——其中包括文学、政治哲学以及复杂的“普世”宗教的行为——被强调的交融、结构性局外人状态（structural outsiderhood）以及结构性低级地位（structural inferiority）之间的联系。

我对已故的阿伦·洪博格（Allan Holmberg）教授心怀感激之情。当我撰写摩尔根讲座手稿的时候，洪博格教授正任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一职，他帮我减轻了不少教学上的重担。我在此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伯尔德·兰伯特（Bernd Lambert），他在此期间慷慨相助，代我上了许多的课。

摩尔根讲座的稿件修订和新增的几章成文时，我还是康奈尔大学人文协会的会员，因此我还要向协会主席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教授致谢。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协会的其他负责人，他们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使我得以不担负教学和管理职责，而能够整理在最后一次摩尔根讲座中产生的思路，并为之列出一个大纲。布莱克教授充满智慧而镇静自若的思考方式，他的敏锐头脑、善良心地和人格魅力对我那一年的会员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恩惠。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在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得以主持一个跨学科研讨会，不同层次的学生及多个不同院系的教师都参与其中。在会上，我们考证了关于“门槛、过渡以及边缘”在仪式、神话、文学、政治和乌托邦式理念与实践上的诸多问题。这场研讨会所取得的某些成绩，对本书最后两章的撰写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其他的那些成绩在日后也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我对所有研讨会的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十分重要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贡献。

在此项目的每个阶段，人类学系前台办公室的卡罗琳·普夫勒（Carolyn Pfohl）、米迦琳·库尔维（Michaeline Culver）和海伦·马特（Helen Matt），以及人文协会的奥尔嘉·弗拉纳（Olga Vrana）与贝蒂·塔米南（Betty Tamminen），都以专业、熟练而热诚的文秘工作为我每一步的著述给予了大力的帮助。我向她们表示感谢。

还有，与往常一样，我妻子对我的作品进行了编辑，也不断给我鼓励。这本书的出版是与她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维克多·特纳
196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