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维克多·特纳（1920—1983）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和学者，也是一位明星级的表演艺术家，他在生命最后20年活力四射的学术巡演里进行了杰出的表演。他能言善辩，谈吐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细致入微，听者常常被他震得目瞪口呆。特纳出身于苏格兰的一个戏剧世家（他的母亲是位演员），有着模仿——有的时候甚至是引人发笑的模仿——他人举手投足以及面目表情的才能。他在谈话的时候，常常提到格拉斯哥，他童年的故乡。但他是在曼彻斯特大学做政治性著述的时候，才一方面接受了牛津、剑桥味十足的英式学术教育，另一方面发展了他自己工人阶级式的谈吐方式。在曼彻斯特大学，他进一步深造，在戏剧化的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上有了变化。

有一些观点使初次涉足这一领域的人满怀期望，想看到一些极富个人魅力的表现，而这些观点特纳十分赞同。在进行自我表现的时候，如果他觉得观众把这些看得过于严肃，就会不断扮演插科打诨或滑稽逗乐的角色。他确实可以被看作一个学术界的杂耍艺人——但是这位杂耍艺人有本事与同样老道练达的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别人不用非得把他奉为先知或巨星。对于那些从群体经历状况中提升出来的观点，他可以洋洋然自得其乐地欣赏并享受之，以至于他情愿扮演耽于宴乐的大师，也不愿被当作师尊（guru）。

特纳最为深切关注的，就是有没有趣、好不好笑、开不开心。他在仪式中看到了“众神所做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工作”的意思仅仅限于一个群体怎样发展出某些方式，来对共同的力量进行引导，并为这种行为赋予道德的意义。正是如此，他发现，在限制范围的社区中，比如赞比亚的恩登布（Ndembu），众神所做的工作同样也包括对超越个人的力量的展示。他在世的时候所享有的盛誉主要来自他的公开讲座以及发表的讲座内容。然而对于最为了解特纳的人来说，他在美国的研讨会和小型会议的工作环境中最放得开，他的见解表达得最充分。在这些场合，他可以与自己的同事和朋友相聚，他放松且生机勃勃。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他一直担当仪式主持人的角色，在一众社会批评家以及文化批评家中，他担任着司仪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特纳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在战时，他与伊迪丝（Edith）相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他们生育了五个孩子。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特纳晚年的作品多为二人合力而著，即使有时特纳夫人的名字不在作者署名一栏，特纳仍然会向她致谢，承认自己观点的发展多蒙夫人的帮助。他们共同进行了许多次田野工作，特纳参加各个大型会议和研讨会时，他夫人曾多次陪同。

二战结束之后，特纳把工作的重心移到了人类学上，并在达利尔·福尔德（Darryl Forde）、梅耶·福蒂斯（Meyer Fortes）和雷蒙·弗斯（Raymond Firth）的指导下于1949年获得了人类学学士学位。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是他的导师。特纳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师和作家，而这段教师生涯，他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曾经执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

身为象征人类学之“跨大西洋民族志运动”的领头人之一，特纳从对文学与哲学（特别是语义学和结构主义这两个领域）的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得出一些观念并以此阐述自己的研究主题。他毕生的工作就是对土著行为的复杂性进行深入的研究，记录下其丰富的内涵，就如文学批评家在分析一部伟大的作品。未开化之民会为仪式器具及仪式手段赋予某些隐喻，而特纳常常不假思索地使用隐喻的能力和复杂性把他们与莎士比亚、布莱克这样的大家相提并论。当论及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或涉及社会地位提升的仪式等这些转换仪式（rites of transformation）的时候，他对文学的兴趣总是促使他把注意力聚焦在土著思维系统的细微之处，以及其互相矛盾的冲动之中。

身为一名探索者和评论家，特纳也到同时代的那些文化文本的诠释者那里去寻求对比——其中包括肯尼斯·波尔科（Kenneth Burke）、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这些著名人物——尽管他对文化展现（cultural display）的动态细节的认识完全出自他自己。特纳和这些诠释者都认为需要倡导各种富于系统性的方式，文化在这些方式之中找到了最强烈的表达。

与其他人一样，特纳在“表演”（performance）这一生活的隐喻——比如文学、比如戏剧、比如叙述故事、比如游戏、比如电影剧本或剧情、比如交响乐——中发现了描述传统式的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的方式。戈夫曼从游戏规则或戏剧的维度这两个方面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分析；列维-斯特劳斯致力于通过交响乐结构的隐喻来解开神话传说的奥秘；格尔兹则确信文本分析的文学式风格是占首要地位的，它越过了参与者本身来查看文化行为。而使特纳心动不已的，却是群体生活本身，即由参与者的亲自经历表现出来的生活。使人类能够同欢笑、同哀伤的所有矛盾性特征也都在于此了。

与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其他的结构主义者一样，特纳也在寻求完全展现特殊传统的动态活力与结合能力。而仪式与庆典所使用的语言为此提供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能够通往真实的经历，而不仅仅是头脑中的储存或检索装置。如果说那些结构主义者的兴趣主要在于群体用何种方式，通过共同建立自己的文化文本来获得秩序及意义，那么特纳所寻求的，就是把读者也纳入这种经历，尤其是当这种经历能带来集体表达的一整套感官体验的时候。

与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以及其他研究传播的民族志学者一样，特纳也涉足于对一些方式进行彻底的改变，而这些方式也许能够对社区本身做出最恰当的描述。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文化是由群体生活中全体认同的体系——亲属关系体系、物资交换、支配统治以及宗教信仰——构建而成的人，这一更为新颖的观点是从调查一个民族的表达资源入手，来观察一致的思想以及经历是如何产生的，与他那个时代的民俗学家和社会语言家交流。

从1950年到1954年，特纳一直住在恩登布人中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这些土著居民的日常生活，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包括恩登布人以当地语言表达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以及宗教行为。根据这一经历，特纳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以《仪式过程》最为著名。

特纳把内容丰富的民族志报告，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感受及效果，极具特色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使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纳的读者群体就已远远扩展到了人类学家这一范围之外。《仪式过程》一书，最早是在1966年作为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系列讲座的讲稿写就的，出版于1969年。出版当时，社会正陷于秩序不稳、战事持久的大动荡，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都在质疑：面对这种情形，教育还有什么实际意义？特纳富于预见地提出他的观点，把简单社会中“野蛮人的头脑”中的逆反性因素，甚至有时是颠覆性因素与当时激烈又有趣的政治现象联系在一起，为讲授文化的教师提供了根据，使之能够解释自己的研究与当代学生所关注的问题之间是有关联的。

政治运动愈演愈烈，街道上随处可见。整整一代人沉迷于另类的生活方式，陶醉于公开选择将自己从社会中边缘化的做法。特纳对这一“非此亦非彼”（betwixt-and-between）的状态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成为讲授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文化的方法，而在当时的美国，这一讨论是十分恰当与及时的。当时那一代人以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体验来达到教育的目的，而深切地经历其他文化这一做法，正符合当时这一潮流。

特纳还发展了阿诺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在范热内普的分析框架中，仪式的进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分离（separation），这其中所涉及的是从门槛状态[或曰阈限状态（limen），这个拉丁文单词的含义是“门槛”]过渡到一个仪式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脱离了日常的时间与空间概念。然后，模拟导致了分离危机的某些层面，在这一过程中，对日常生活结构的设定既受到阐明，又受到挑战（他把这些主题的重新出现称为“结构”与“反结构”）。最后，重新进入（reentry）日常生活的世界。在这三个主题之中，对于特纳所持的评论与描述的目的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模拟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通过含有社会性颠覆和仪式性逆反的行为，日常生活规范受到了最为重要的对抗。

事实上，特纳在对边缘社会状态的分析中使用的一些术语被广泛使用，结果招致了那些恶意批评者的非难，说他是在混淆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之间的重大区别。针对有些人所指出的，“阈限”（liminality）与“交融”（communitas）之类的概念过于笼统和抽象，特纳回应道，这些观点曾经帮助过许多民族志作者描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不仅如此，他们提出的那些术语和概念也使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历史学家对自己持有的材料中具有象征性的文化层面进行更为密切的关注。他还发展了一些关于其他场景的个案研究，而这些场景恰恰能够证明这些观点是有效的。特纳的追随者们也争先恐后地为他辩护，拿出了许多研究的佐证。通过纳入特纳式的文化视角，这些针对不同文化场景的研究获得了更大的解释力。

与其他著作相比，《仪式过程》可以被称为是确立了特纳跻身于人类学理论众多学术巨头之中的一部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些事件急切地盼望得到一个解释：既然无论哪一个对象人群都已经确定了身为一个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还会发生冲突？特纳的同事米哈伊·兹克申特米哈伊（Mihalyi Czikczentmihalyi）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在游戏中的创造性状态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特纳在晚些时候把变化的存在状态描述为“流动体验”（flow experiences）。在通过流动体验而获得交融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仪式的人都会亲历一些即刻提升或逆转社会地位的行为，从而能够分享人类经验中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部分。这样，反结构的范畴也可被引入所有对抗性的行为之中，尤其是那些通过戴面具、改装扮、可预见的无序行为而为自己改头换面的做法。在特纳的诠释之中，以颠覆性力量为诱因的行为本身，就是文化的基石。因为在这些行为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过程中，产生了开放和改变的可能，而这种开放和改变的状态就是日后所称的“虚拟世界”（subjunctive worlds）。

特纳在发展自己的观点时，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在达致交融的过程中，“经历分享”这一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特纳的这一思想做出了回应，那么作为社会心理学式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转而关注“被改变了的意识状态”就成为70年代起仪式研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方面。

特纳的研究并没有在学术话语的边缘徘徊。与之相反，特纳将自己置于社会思想的伟大传统之内，认为自己是致力于推动文化研究工作的一代英美同行之中的一分子。对于特纳的同行而言，他的论题主要是针对前一时代里程碑式的研究：社会理论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以及英国结构功能主义民族志学者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和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著作。但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他对范热内普著作的解读。范热内普起初被文化科学的主流所遗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英国和美洲的一代学者发现，这个人写的小册子竟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众多人类学理论家的结构主义著作在精神上有着相通之处。

阿诺德·范热内普生前享誉甚少。他对文化现象的看法稍稍有别于埃米尔·涂尔干，而后者是当时法国社会科学界的泰斗。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才把过渡仪式（rites of transition）的全局系统样式归到范热内普的名下。在那十年当中，一些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尤其显眼的是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和维克多·特纳——在著作中把范热内普列在他们的学术谱系之中。在范热内普提出的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和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上具有相似性这一见解的基础上，特纳的任务一直是表现该系统是如何作为标志生命进程的方式，在共同生活工作的人们之间生效的。

在包括《仪式过程》在内的一系列研究中，特纳对仪式在一个具体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这个群体就是恩登布部落。范热内普及与他同时代的涂尔干和韦伯都曾经试图以一种超有机的方式来组织所有的文化行为，提出世界性的普遍化模式。而特纳是通过具体的田野资料来进行论证的。他以生动的描述揭开了一个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信仰与行为系统的面纱，把读者带到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族群（他就是在这一族群中开展了田野工作）中去，并以同时代西方理念的语言对自己的经历做了诠释。这本著作体现了特纳知识方面的兴趣所在。不仅如此，它一出版就被看作一本十分特别与奇怪的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在知识界它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因为它如此成功地把大陆理论与民族志报告的实践综合在了一起。

特纳吸收了范热内普的三步过程图式，这一分离/阈限/重合（separation/liminality/reintegration）图式必须被进一步改进，以使在相对更为宽松和更加世俗化的社会里，人们可以随意地看到仪式。他区分了“阈限”（liminal）和“近阈限”（liminoid）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是指在依靠仪式性分离才得以延续的群体中仪式的操作方式；后者是指开放的社会中特有的更为随意的行为类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全球学术界飞速扩张的时代。各种基金会通过十分显眼的研讨会和公共讨论进行活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刚刚成立的或是得到资助的大学也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跻身于学术族谱之中。比如，罗彻斯特大学就通过建立并资助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讲座（特纳的论文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得到发表），理直气壮地要求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特纳并没有打算以公开露面的方式追求特别的名声。与之相反，他选择了些不甚出名的地方，以自己的名声为它提升知名度。在这些地方，互动交流的时间会长一些，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从彼此那里学到东西。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这些高强度的活动。他在那些地方所结识的朋友恐怕对这些时刻记忆犹新，他在那里取得的成果要超过日后发表的会议成果。

特纳有着表演的爱好，在这些场合他会扮演一些角色。无论是扮演小丑、梦呓者还是圣哲，无论是扮演李尔王还是傻瓜，他都会吼叫、痴笑，把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还是一个怀疑论者，爱好神秘主义，在仪式导引者（他们可以在仪式性变革的重大经历里引领新手，却不会过分地专注于他们或自己）的神秘世界里，他最为游刃有余。他是一位出色的讲解者、活力十足的研讨会带领人和参与者，而且在生活的伟大短剧中充当着一位精力充沛、有时还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魅力的演员。但对于与特纳私交很深的人而言，他们永远记得的是他那能激发别人深切关注的才干、富有深度的谈话，以及充满真诚的爱的人际关系。

罗杰·D.亚伯拉罕（Roger D.Abraha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