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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预算又是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预算制度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它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监督的载体，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机制，就一定有符合本国特色的预算制度与之相适应。
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既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致，又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采纳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拓展。
具体到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根本上阐明了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立足新发展阶段，《规划纲要》围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全面部署，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体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而现代财税体制项下包括若干子项目，比如现代预算制度、现代财政体制、现代税收制度。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提法可以追溯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无论是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还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都是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而确立的。因此，我们在财税体制建设上的目标，从预算制度而言，就是建立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匹配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预算制度。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中，政府预算绝对是一个重要载体。通过政府预算治理国家，是可以观察到的有关现代国家治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轨迹。与此同时，政府预算也是控制政府支出规模的一个有效手段——通过政府预算，可以形成对政府支出规模和国家治理活动成本的有效控制。
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保障。这决定了它必须在国家治理框架内进行工作，即它必定受到同一期间国家治理的行动指南、目的要求、治理重心和治理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必定跟随国家治理的创新而被持续地赋予新内涵、新要点、新方法。国家治理机制变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现代预算制度的变革，因而国家治理机制的发展对现代预算制度的发展起决定性主导作用。
第一，政府提供满足社会公众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都有一个资金的支持和保障问题，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最终都表现为预算收支。预算是一国记录和反映有关政府收入来源及支出去向的报告，反映着有限的公共资源如何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在各种需求间分配的问题。只有通过完善的预算制度，才能为国家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才能顺畅地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第二，由于政府预算是“取他人之财，为他人办事”，成本和效益都是外在的，就容易产生偏离纳税人意愿及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因此，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与社会公众息息相关的政府预算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政党（政治家）、审计机构、公务人员、普通居民、政府退休金及养老金领取者、政府服务供应商、政府债券购买者、新闻媒体等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预算过程。因此，政府的各项收支活动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需要构建现代预算制度对政府的收支行为进行约束，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现代预算制度在政府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在对国家治理有着巨大影响的制度范畴内，现代预算制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其地位表现在：所有的财政活动都必须按预算程序依法进行，包括预算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决算审计、绩效评价等整个预算过程都必须接受立法机关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因此，我国要对实践中的预算问题开展分析和原因探寻，并针对预算治理中现存的体制性漏洞、机制性障碍和制度性缺陷，全面深化预算改革，从而大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是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重大改革举措”
。通过预算制度改革，可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如学者希克（Schick）所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现代预算制度，现代国家不可能有效地承担这么多的职能。
[1]
[1] Schick, Allen, The Capacity to Budget ,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