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再也下不了棋了” ^[1]

1927 年 3 月 6 日早上 9 时 ^[2] ，在狂风暴雨声中，加夫列尔·以利吉奥·加西亚（Gabriel Eligio García）和路易莎·桑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兰（Luisa Santiaga Márquez Iguarán）的儿子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García Márquez）降生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小镇名为阿拉卡塔卡（Aracataca），由两个美洲印第安语单词“ara”（河流）和“cataca”（酋长）组合而成。

夫妻二人在 1926 年 6 月 11 日结婚 ^[3] ，尽管路易莎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他们的儿子出生时脐带绕颈，重达 4.2 千克，据说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晚年患上幽闭恐惧症的原因。 有人用朗姆酒给孩子擦身，用洗礼水为他祈福，以防再次发生不幸。年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亲切地称为加比托，他在婴儿时就被送到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希亚（NicolásMárquez Mejía）上校和外祖母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Tranquilina Iguarán Cotes）处抚养，而他的父母因为经济拮据，只好去沿海城镇里奥阿查市生活。加夫列尔·以利吉奥和路易莎·桑地亚加后来又生了10个孩子 ，他们将加比托留在了外祖父家，那里的生活最为舒适。加比托三岁半时，妹妹玛格丽特（昵称玛戈特）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4] 1930 年 7 月 27 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当地教堂接受了神父安加里塔（Angarita）的洗礼。 神父因一年前在众议院宣读一封信而闻名，信中谴责了 1928 年 12 月香蕉大屠杀期间，军队在阿拉卡塔卡的暴行。 ^[5]

外祖父母居住的房子里充满了鬼怪故事，这对幼小的马尔克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接受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Plinio Apuleyo Mendoza）的采访时说：

我最持久、最生动的记忆并不是阿拉卡塔卡的人，而是我们在小镇的那所房子。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醒来时感觉亦真亦幻，都会觉得身处那所房子里。这个感觉直到现在还反复出现。并不是说我回到过那里，而是说无论我在什么年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一直就在那里，仿佛我从未离开过。 ^[6]

外祖父母的房子是马尔克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起初，他为自己的小说取名为《房子》（ La casa ）。该小说的初稿为《百年孤独》（ Cien años de soledad ）提供了灵感，让他在 40岁出头就名声大噪。

屋里的蜡烛会燃烧一整夜，小加博睡在吊床上，而吊床就放在家里真人大小的圣像旁。这些圣像让加博感到害怕，总觉得他们盯着自己。 更糟糕的是，外祖母说，她的妹妹佩特娜·柯特（Petra Cotes）很多年前死在这所房子的一间卧室里。外祖母、弗朗西斯卡（Francisca，外祖父的表妹）以及温弗丽达（Wenefrida，外祖父的姐姐）经常坐在种满秋海棠的走廊上谈论女巫、鬼魂和哭泣的女人，小加博就在一旁摆弄玩具车，最后总会听到她们以有鬼魂在家里作祟结尾。弗朗西斯卡常对小加博说，如果他再淘气的话，就把他关进死者之家。

就在这所房子里，一个叫安东尼奥·莫拉（Antonio Mora）的委内瑞拉人曾上吊自杀。数年后，人们还能在房子里听到鬼魂的咳嗽声。马尔克斯回忆说，他小时候曾在房子里寻找一只兔子（可能是他早期绘画中的一只兔子）， 他在厕所看到了坐在马桶上的鬼魂，他第一眼就知道那是鬼魂，因为它有着“漂亮的黑人牙齿”。 ^{马尔克斯至今都还在做噩梦，他说这些梦可} 以追溯到他在外祖父家度过的童年；直到今天，他仍然要开着灯入睡。

外祖父家的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栗子树，它在《百年孤独》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就被捆绑在这棵树上。还有一棵番石榴树，外祖母会采摘果实，做成糖果后，再卖给邻居。番石榴的味道能让马尔克斯想起童年和加勒比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作为马尔克斯最好的朋友，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给他的采访集取名为《番石榴飘香》。

1987 年，哥伦比亚评论家胡安·古斯塔沃·科博·博尔达（Juan Gustavo Cobo Borda）参观这所房子时，地板上仅剩下一堆罐头，中间放着一只废弃的旧鞋子、一个箱子，还有一把孤零零的椅子。当时的管理人玛丽亚·梅贾·布罗切罗（María Mejía Brochero）说，他们计划“很快”把房子改造成博物馆，但是，正如科博·博尔达所了解的那样，“很快”在加勒比海地区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词语，可能意味着“一年”甚至“一个世纪”。 ^[7] 我在 2009 年 2 月参观过这所房子，它已按照最初的计划完全重建了。

作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官方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Gerald Martin）生动地描述了外祖母特兰基利娜的形象：

特兰基利娜总是戴孝或半戴孝，游走在歇斯底里的边缘，她一天到晚在房子里“飘来飘去”，唱着歌，总是试图表现出一种平静、从容不迫的样子，但也时刻警惕着要保护自己照料的人，使他们免受无处不在的危险威胁：受折磨的灵魂（“快让孩子们上床”）、黑蝴蝶（“把孩子们藏起来，有人快要死了”）、葬礼（“把孩子们叫起来，不然他们也会死去”）。

阿拉卡塔卡的房子带有一个露台花园，外祖母特兰基利娜常常在那种玫瑰花，为孩子们做有益健康的玫瑰水喝。 玛格丽特记得外祖母非常迷信：

房子里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有一个小喷泉，经常有青蛙聚集在那儿……晚上，当我们听到青蛙呱呱叫时，外祖母会说：“那准是个巫婆。尼古拉斯在外边搞女人，那女人把巫婆搞到我这里来了。”我们的外祖父会去工作间，把钳子烧得特别红，然后用钳子捉住可怜的青蛙，杀死它们。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说明特兰基利娜绝非单纯迷信，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染才会这样说（后面会讲到），这种情况下，她借用迷信间接斥责丈夫的不忠。同样也说明外祖母的斥责击中了要害，所以外祖父才会杀死冒犯的“女巫”，实际上他也是在为自己的不忠赎罪。这是用迷信的语言来进行的一个仪式。

马丁这样描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加比托出生时他 63 岁，长得很像欧洲人，跟他妻子一样矮胖，中等身材，前额宽阔，秃顶，蓄着浓密的小胡子。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那时因患有青光眼，右眼失明了。平日里，他会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热带西服，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系着色彩鲜艳的背带。” 小加博深受外祖父的喜爱，快被宠坏了，无论他想要什么，都会被满足。外祖父会带着他到家对面的店铺一一购买，加博就像是“家里的小王子”一样。

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在这期间，年幼的加比托第一次意识到外祖父的大家庭中有私生子。显然，生活里的一些情节为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奠定了基础，比如到马路对面的联合水果公司商铺里摸冰，外祖父经常讲述的“千日战争” ，还有外祖母的那些鬼怪故事。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为马尔克斯早期和后期的小说奠定了根基，那就是外祖父的双重生活。外祖父在“千日战争”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是阿拉卡塔卡的镇长和财务主管，还是阿拉卡塔卡精英阶层中富有且正直的一员；但是他也生下了 9 至 19 个（可能是 12 个）私生子。 外祖父这些矛盾的形象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事实上，婚外家庭是合法家庭的重影（更像是镜像，两个家庭都有最大的和最小的孩子），破坏了合法家庭的合法性。在哥伦比亚，私生子叫作“自然的孩子”（un hijo / una hija natural），它的自然性破坏了合法家庭的文化建构。显然，婚外家庭最重要的隐喻之一就是它的神秘。“自然的孩子”在定义上逃离了现代社会中对身份理性、经验参数的理解——私生子通常不受洗礼，有时也不随父姓。因此，他们活动在社会的边缘，是自然而非父亲造就了他们。所以，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知道尼古拉斯至少有三个私生子没有被认可也没有采取行动，并不足为奇；私生子们不被社会接受，就像阿拉卡塔卡家的鬼魂一样飘荡着。 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他的哥伦比亚传记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Dasso Saldívar），外祖父的私生子通常会在圣诞节时来到阿拉卡塔卡，然后特兰基利娜会把他们领进家门。

考虑到非婚生子女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期小说，尤其是《百年孤独》中的重要性，评估拉丁美洲这一社会现象的社会背景至关重要。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时期，纳妾和婚外生子这一现象比同时期的欧洲更常见， ^[8] 以至于被批评家称作“地方病”。 ^[9] 西班牙语中“Barraganía”一词指未婚夫妇自由同居的风俗，这在波哥大殖民时期很普遍。 这种结合下出生的孩子可以随父姓，能够获得合法身份，也有继承权。 1885 年，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在波哥大结了婚，尽管我们没有里奥阿查市当时的数据，但有一些 1892 年附近城市巴兰基亚的数据。教区记录显示，在那一年接受洗礼的孩子中，80.6%是非婚生子，18.6%是婚生孩子。 ^[10] 教区记录也显示，那一年，夫妇们在走向圣坛之前已经有子女是很普遍的现象。 可以说，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婚前就有私生子并不反常；事实的确如此，与特兰基利娜在圣坛前结婚以前，他已与阿塔葛拉西亚·韦德伯朗奎兹（Altagracia Valdeblánquez）生下了两个孩子。 巴兰基亚的精英有第二个家庭也很常见，通常称之为与情人组建的第二个家庭。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在巴兰基亚居住过一段时间，他与特兰基利娜有三个合法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桑地亚加，另外两个孩子是胡安·德迪奥斯·马尔克斯·伊瓜兰（Juan de Dios Márquez Iguarán）和玛格丽特·米尼阿塔·马尔克斯·伊瓜兰（Margarita Miniata Márquez Iguarán）。他的 12 个私生子女，只有部分随他姓。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这些文化背景，因为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容忍度。虽然第二个家庭被普遍接受，但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显然超越了界限，因为他不止有一个情妇，而是多个，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跟她们生了孩子。他的私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比例是 4∶1（12 个私生子女，3 个婚生子女），他对跟不同女人生孩子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正如自传中说的那样，幼小的加比托在外祖父的婚外情当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

我现在才知道，我的外祖母坚持让外祖父在黄昏散步时带着我，因为她确信散步不过是探访情人的借口。可能好几次我都是他的托词，但事实是他从未带我去过散步外的任何地方。然而，我清晰地记得，一天晚上，我正牵着某个人的手经过一处陌生的房子，恰好看见我的外祖父像大老爷那样坐在客厅里。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直觉是要为他守住这个秘密。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马尔克斯家族生活在阿拉卡塔卡，那里多少有点像美国西部小镇 。联合水果公司在 20 世纪20 年代末倒闭后，人们失去了工作，这也对在阿拉卡塔卡主街道上招揽生意的妓女造成了直接影响，她们开始争抢客户，彼此拳打脚踢。 镇长决定对这些在街道上打架的妇女处以罚款，就这样竟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在教堂对面的阿拉卡塔卡主广场上建了一个公园。

除了特兰基利娜想象中后花园水池里的“巫婆”，阿拉卡塔卡的房子里还有一个鬼魂，就是外祖父于 1908 年 10 月 19日在巴兰卡斯的一次决斗中杀死的那个人——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Medardo Pacheco Romero）。 这让外祖父的晚年充满了悲伤。 萨尔迪瓦尔详述了这场决斗， 一些细节可以在《百年孤独》中找到。比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被问是否杀害了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时，他回答说：“是的，如果他仍活着，我还会把他杀死。”在《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对出现在马孔多房子里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的鬼魂说过类似的话。 上校的良心为此感到十分沉重，这也影响到了加比托。外祖父对着六七岁的加比托说：“你不知道杀死一个人后我多煎熬。” 耐人寻味的是，数年后的 1952 年 12 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拉巴斯的一个小镇上喝酒，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询问他是否认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是我外祖父，男子回答道：“你的外祖父杀了我的外祖父。” 在最不可思议的时间，过去的鬼魂竟再次出现。这名男子叫作利桑德罗·帕切科（Lisandro Pacheco）。他们把分歧抛诸脑后，为纪念各自死去的外祖父干杯。

外祖父年轻时参加过“千日战争”，小加博深深着迷于外祖父讲述的有关这场战争的故事。正如马尔克斯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有一次，他看到了外祖父腹股沟附近的枪伤，感到非常惊讶。 一天，五岁的加博告诉外祖父，他在联合水果公司的商店里看到了一些像石头一样的鱼，外祖父解释说那些鱼是冷冻的，它们存放在冰里。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外孙去了这家店铺，打开冰箱给小加博展示冰的样子。 这件事后来在《百年孤独》中转化成了诗一般的语言。外祖父经常带着他散步，马丁说：“他们喜欢散步，特别是在星期四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上校 20 年前参战的退休金的消息。事实是从来没有，这给小加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细节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 ）中也有记载。与外祖父母同住让幼小的加比托长成一个成熟的孩子。玛格丽特记得，他不像弟弟路易斯·恩里克（Luis Enrique）那样淘气、叛逆，加博从不踢足球，也不会恶作剧。 正如他的母亲路易莎所言：“加比托总是很成熟，还是个孩子时，他就知道很多，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们会这么称呼他，小老头。” 在生活中，小加博和弟弟妹妹的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可能就是他会倾听外祖父的朋友们讲述战争的故事：

加比托会黏着外祖父，倾听所有的故事。曾有一位来自西安纳加的朋友来访，他也是参加过“千日战争”的一位老人。和外祖父待在一起时，小加博就坐在这位绅士的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他们给小加博搬的椅子压住了他的鞋子。他忍受着，一声不吭直到拜访结束，因为他心想：“如果我说了什么，他们肯定就会发现我，然后把我赶出去。”

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倾听的决心如此坚定，哪怕忍受着极度的不适，也不能错过听故事的巨大乐趣。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小就接触到两种类型的故事——外祖母讲的关于鬼魂的疯狂故事和外祖父与朋友们讲的关于战争的严肃故事，他后来的小说在这两种类型间达成了一种神奇的平衡。正如萨尔迪瓦尔所言：“他的外祖母经常讲述活死人的故事，而外祖父则讲那些真正死去的人的故事。一种是亲密、家庭式的世界观，另一种是宏大、史诗式的世界观。”

孩童时期，加比托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唐·埃米利奥（Don Emilio）的比利时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拄着拐杖，腿部还有颗子弹，来到了阿拉卡塔卡。唐·埃米利奥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珠宝商和橱柜制造商，他会在晚上和上校下棋或打牌，直到有一天他观看了《西线无战事》（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回家后吃了一粒氰化物自杀了。 的确，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童年的经历是自己创作的重要素材，以至于他曾在一个采访中戏剧性地说道，自从外祖父死后（在他九岁时），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质疑这一点——比如，这意味着加西亚·马尔克斯阅读的文学一文不值？但是，真相是他写作中魔幻的一面与外祖母讲述鬼故事的叙述风格相一致。通过阅读卡夫卡，这种叙事风格得到了提升和改善，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现实与魔幻的混合会反复出现在他小说创作的关键时刻。长时间跟外祖父母生活，加比托变得有些孤僻，他经常沉默寡言、沉思苦想，小小年纪便懂得用故事吸引时常一起聊天的大人的关注，这也培养了他准确运用语言的技巧。因此，在得知唐·埃米利奥自杀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再也下不了棋了（Ya no jugará al ajedrez...）。” 根据马尔克斯自传里的回忆，他的机智受到外祖父的青睐，从而更有动力用故事、机智的评论和巧妙的语言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是外祖父觉得它妙趣横生就讲给了家人。女人们如此热情地重复着这句话，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都在躲避来访者，生怕他们对着我说这句话或者强迫我重复。每个人在讲故事时都会添加一些新的细节，直到出现与原版完全不同的版本。这也向我揭示了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对我成为一名作家十分有用。

加博小时候刚开始看书时觉得阅读很难，但是，当他突然掌握了语言的秘诀后，他就开始沉迷于阅读、写作还有讲故事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里刻画了一个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小男孩。他记得 1935 年 5 月 28 日，自己看到一个巨大的汽油坦克到达巴兰基亚时的震撼，记得看到飞机迫降后的惊讶以及镇子里所有人被广播吸引的惊讶。 有一次，他碰巧看到房子里端着饮料的印第安女佣脱下衣服，惊讶地发现她下面毛茸茸的。他之前从未见过裸体女人。这个画面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并凭此塑造了《百年孤独》中的蕾梅黛丝——一个让男人为之神魂颠倒，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人。 《百年孤独》第一章着重表现了先进科技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了“欠发达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从容而富有文学性的笔触描述着这种惊讶。他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现代生活对巴兰基亚城镇的冲击，以小说家的视角呈现了一些细节：

城里面建立了第一个广播电台；展示水净化的现代式导水管成为旅游点和教学点；一听到消防部门的警笛声和铃声，大人小孩就有要过节的错觉。大约在同一时间，敞篷汽车首次出现，以疯狂的速度在街道上飞驰，又在新铺成的高速公路上摔得粉碎。“La Equitativa”殡仪馆受到死亡幽默的启发，在城市的出口处立了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悠着点儿，我们在等您。”

这段文字强调的是新旧世界之间的严重脱节，正是《百年孤独》的核心。

加西亚·马尔克斯印象深刻的童年回忆里，有很多关于他外祖父的事。正是因为外祖父，他对西蒙·玻利瓦尔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天，他的外祖父在墙上挂了一张玻利瓦尔的图片，并大声地朗读着一首诗：

然后，外祖父用一种颤抖的声音，向我朗读了挂在图片旁边的一首长诗。我只记得最后几句，也会永远记得：“圣玛尔塔，慈悲之神，你把那片海滩给了他，让他死在你的膝上。”从那时起，以及之后的很多年，我都以为玻利瓦尔就死在那片沙滩上。外祖父告诉我并让我永远不要忘记他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

玛戈特记得有一天，他们的外祖父想要捉住一只飞出笼子的鹦鹉，那鸟正在花园中树边一个高高的水槽旁。当时，他已经 72 岁了，爬上梯子去捉鸟，意外脚滑，摔在了地上，还伤到了内脏。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 ）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死亡情节的灵感来源。 三年后的 1937 年 3 月 4 日，外祖父去世了，当时小加博仅有两天就满 10 岁了。外祖父死后，小加博和玛戈特搬到了父母在苏克雷的家，兄妹两人都觉得很难适应。在外祖父家的时候，似乎他们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但在父母家，要么只能吃上一顿午餐，要么只能吃上一顿晚餐。 重回阿拉卡塔卡的宅院，亲眼看见外祖父的东西被烧掉时——他的白西装、草帽，加博意识到童年的魔法终于要消散了。对于加博来说，他们好像在焚烧这个世上他所挚爱的一切。

相比阿拉卡塔卡，在苏克雷的生活落差很大。10 岁的小加博得去巴兰基亚的圣何塞耶稣会学校上学了， 更重要的是，他得重新适应自己的身份：爸爸妈妈的儿子。和妈妈路易莎·桑地亚加相处很容易，母子两人关系总是十分亲密。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说道：“这可能是一段最认真的关系了。我和母亲无话不说，无所不谈。” 比如，马尔克斯在自传中最先讲到自己陪妈妈去卖房子。 这种亲密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路易莎直到 2002 年去世前都是儿子小说的敏锐读者。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样：“母亲阅读我的书时，她会本能地消除所有附加的东西，找到主要内容，也就是我塑造角色的核心。有时，她会一边阅读一边评论：‘哦，我可怜的朋友，他真的变成同性恋了。’” ^[11]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父亲加夫列尔·以利吉奥的关系则有些麻烦。萨尔迪瓦尔认为，他父亲不仅认为他被外祖父宠坏了，而且还是个撒谎精。 妹妹玛格丽特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哥哥非常害怕爸爸。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我们把他看作叔叔，一个疏远的人。我知道他很爱我们，但是我不觉得他是我爸爸，这让我很痛苦。” 妹妹艾妲（Aída）也有类似的看法：“加博和我们一起住后，他感觉爸爸没有外祖父那样慈爱，也不像外祖父那样随和，他开始想念外祖父家的氛围。爸爸会发号施令，而外祖父则对他疼爱有加。”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不久前，他还对朋友说‘我觉得自己是不需要任何公鸡的帮助就能出生的小鸡’。他说得很自然，极具幽默感，像是温和地表达着不满，因为我总会和妈妈说我的情爱史，但很少告诉父亲。”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和他父亲有些相似之处，这方面可能没有被足够重视。有一点就是他们都喜欢在外生孩子。 1926 年，加夫列尔·以利吉奥和路易莎·桑地亚加在圣玛尔塔结婚时，就已步了马尔克斯上校的后尘——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自然的孩子”，尽管这在当时并不罕见。虽然我们没有圣玛尔塔的数据，只有巴兰基亚的数据，但情况可能大致相似。同年，巴兰基亚教堂洗礼记录显示，受洗礼的婚生合法孩子多于“自然的孩子”，这无疑证实了天主教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婚姻运动的成效。 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充分证实了私生子的普遍，他暗指“返祖的偏见”已经给我们招致一大群未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拉链开着，搞出许多非婚生孩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回去探望阿拉卡塔卡的老师罗莎·埃琳娜·弗格森（Rosa Elena Fergusson），她对马尔克斯说：“加博，我本来可以成为你的妈妈。”马尔克斯回答说：“是的，您常常在我外祖母不方便时送我上学。”她接着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有段时间是你爸爸的女朋友。” 父母的婚姻中也存在着性丑闻，马丁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传》中写道：“住在附近的女人雇用律师，控诉加夫列尔·以利吉奥趁麻醉之机强奸了她，尽管他否认强奸这一严重的指控，但他承认自己跟这个女人生了孩子。” 无独有偶，后来又出现一名女子，指控父亲犯了强奸罪。路易莎·桑地亚加愤怒过后决定把孩子带回来。据加博的弟弟海梅（Jaime）回忆，母亲把私生子们带回家，对他们视同己出。 加博也亲耳听到母亲说：“我不想让这个家的血脉流落到世界各地。”

从路易莎的说法中可以发现，马孔多奇幻世界中很多生动的比喻和叙事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他母亲和外祖母的口中听来的。《百年孤独》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布恩迪亚家族的血液在马孔多的街道上朝家里蜿蜒流淌。尽管加夫列尔·以利吉奥有过外遇，还生有 4 个私生子，他更爱自己的合法家庭，并和路易莎·桑地亚加生下了 11 个孩子 ，无论是否婚生，所有孩子都随父姓。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血液中明显流淌着性癖好，但他选择不步父亲的后尘。“在加夫列尔·以利吉奥工作的电报办公室里，有一张舒适的单人弹簧床，可以随时过夜。我曾经一度被他潜伏、等待猎物上钩的方式所诱惑，但是生活告诉我这是孤独最无聊的一种表现。” 很重要的一点是，青春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不是什么天使，他弟弟在西尔维亚·加尔维斯（Silvia Galvis）的采访中尖锐地指出：“我不是什么恶魔，加博也绝非圣徒。” 在苏克雷度假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会为父亲的药店跑腿，收集债款。在一次他外出为父亲的药店讨债时，12 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失去了童贞，这是因为他在一个名为“La Hora”的妓院里收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请看自传中这段富有文学天赋的描述：

我走向一扇半开的门，房门通向街道，屋内坐着一个女人，光着脚，穿着一条未能遮住大腿的衬裙，她正在充气床垫上打着盹。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坐了起来，半睡半醒地看着我，问我想要什么。我告诉她，父亲让我给艾利基奥·莫利纳老板捎口信。但她没有给我指路，而是让我去把门关上，并用食指冲我做了个手势。

“过来。”

当我向她走近时，她沉重的呼吸充斥着整个房间，仿佛洪水般汹涌，直到她用右手抓住我的胳膊，并将左手伸进了我的裤子里，我感到一阵美妙的颤动。

“你就是那位医生的儿子吧。”她一边说着，一边用五根灵活的手指在我的裤子里摸着，仿佛有十根手指一样。她脱掉了我的裤子，还不断在我的耳边说着轻柔的话，然后她把衬裙从头上扯下来，脸朝上，仅穿一条红花内裤躺在床上。“你必须脱掉这个，这是男人的职责。”她告诉我。

我匆忙地拉下拉链，但由于太着急了，没能成功地脱掉她的内裤，她只好伸展双腿，像游泳似的变换姿势来帮助我。然后，她用手臂托起我的腋窝，将我搁在她身上。接下来的事情，全由她自己操作，直到我孤独地死在她身上，死在她大腿间的洋葱汤中。

他的童年就此结束。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次恋爱发生在 1942 年的巴兰基亚，对象是一个叫玛蒂娜·丰塞卡（Martina Fonseca）的女人，他形容她是“一个聪明、独立的混血儿”。 在一个星期三，弥撒结束后，她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她丈夫在一艘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的船上工作，这次离开家长达 12 天。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的那样：“他的妻子在一个寻常的周六邀我去吃热巧克力和甜甜圈，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每当她丈夫出海时，她就邀请我去家里，而且总是 4 点到 7 点的时候。”

1940 年，由于运气好，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赢得了去波哥大附近的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寄宿的机会。在去波哥大的路上，他偶然结识了教育部全国奖学金主任阿道夫·戈麦斯·塔玛拉（Adolfo Gómez Tamara）。这段友谊非常富有成效，因为他凭此获得了奖学金。 在寄宿学校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女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承认，相较于男性，和女性待在一起时更自在：“我与女佣的亲密可能是我能与女性秘密交流的缘由。我这一生都觉得，相较于男性，和女性相处更舒适自在。这或许也促使我深信，女性是维系世界运转的中坚力量，而男性则以先天的残暴将世界推向一片混乱。” 很快，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他对女人很有一套；的确，年轻时，他经常会因风流韵事让自己陷入窘境。在锡帕基拉上学时，他与一名叫妮格罗曼塔或妮克罗曼瑟（Nigromanta / Necromancer，均为化名）的女人有染。他说：“到圣诞节她就满 20 岁了，她的侧脸像阿比西尼亚人，拥有可可般的皮肤。跟她上床很快乐，她的性高潮不稳定也很痛苦。和常人不一样的是，她极度渴求被爱，如同汹涌的河流。” 她的丈夫是一名警察，身材高大，声音却像个小女孩。夫妻二人就住在坟墓对面，邻居们经常抱怨他们做爱的声音足以把死人吵醒。 她丈夫外出工作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去拜访。一次偶然，他们误算了她丈夫回来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在凌晨 4 点匆忙离开，好在他及时逃脱。他在街上遇到了这位警察，这人碰巧向他要了根烟，他说：“该死，加比托，你肯定刚从La Hora（当地一家妓院）出来，浑身都是妓女的淫味，连山羊都不肯靠近你。” 接下来的星期三，他们被她丈夫抓个正着，还被强迫玩俄罗斯轮盘赌。警察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发出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枪交给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做不到，以为自己会被杀掉。但这一次马尔克斯很幸运，无辜的丈夫最终放了马尔克斯一马，因为马尔克斯的父亲几年前治好了他那特别严重的淋病。

尽管风流韵事越来越多，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深深地爱上了年轻女孩梅塞德斯·芭莎（Mercedes Barcha）。她是一个埃及移民的孙女，也是他日后会迎娶的女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

我和梅塞德斯在苏克雷相遇，那是一个距离加勒比海岸不远的小镇，我们两家人都曾在那里居住多年，也在那里度过了我们的假期。她父亲和我父亲从小就是朋友。一天，我在学生舞会上向只有 13 岁的她求婚。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提议能绕过所有的烦琐找到一个女朋友。她肯定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们也只是偶尔碰面，而且很随意，但是我认为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假求婚早晚会变成事实。事实是小说出版的 10 年后假求婚才成真，我们甚至都没有订婚。我们两个人只是等待着必将到来的婚姻，不慌不忙，沉着冷静。

1944 年 12 月 31 日，加西亚·马尔克斯 17 岁，他用化名哈维尔·加西斯（Javier Garcés）在《时报》上刊登了一首诗，名为《歌》（ Canto ）。诗的最后一句如下：“雨落下/如你温柔的凝视。/女孩像新鲜的水果，/像节日般快乐，/今天，你的名字在暮色中闪耀/在我的诗篇里绽放。” 这是一个青少年为梅塞德斯创作的痴情之歌，带着纯粹的魏尔伦风格 。可以把它解读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为爱所困，一方面是因为年幼的梅塞德斯·芭莎，另一方面是和像妮格罗曼塔这类人发生了太多次性关系。这些事情表明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不仅促成了小说情节的真实性，还有助于丰富小说的层次。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善于把现实升华成艺术，弗洛伦蒂诺 这个角色就是基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创作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尔克斯将自己的生命经历化作小说中的情节，思考着人类生命里最深层次的欲望和追求。

[1] “他再也下不了棋了”是马尔克斯得知外祖父的朋友唐·埃米利奥自杀后说的话。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英译版（ Living to Tell the Tale , London, 2003），伊迪丝·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译，第 93 页。本书部分内容也参考了这本自传的西班牙语原版。后文出现的《活着为了讲述》若无标注“西语原版”，均指英译版。

[2] 正如加博的弟弟所言，加博实际上出生于 1927 年 3 月 6 日，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 1928 年。这个错误源于 1955 年，当时加博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Relato de un náufrago ）在《观察家报》发表后，引发了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府的不满，他不得不离开哥伦比亚。离开时，出示的证件上显示他的出生年份是 1928 年，该错误直到最近才得以纠正。见西尔维亚·加尔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 Los García Márquez , Medellín, 2007），第 115—139 页。弟弟路易斯·恩里克说过，加博更改自己的出生日期是为了与香蕉大屠杀的日期重合。见达索·萨尔迪瓦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回归本源》（ García Márquez: el viaje a la semilla: la biografía , Madrid, 1997），第 68 页。

[3] 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西语原版（ Vivir para contarla ,Barcelona, 2002），第 75 页。

[4] 杰拉德·马丁，《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 Life , London, 2008），第 31 页。

[5] 1929 年 1 月，自由党政治家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在国会上宣读了安加里塔神父的信，当时这位即将改变哥伦比亚的政治家还默默无闻。见埃利塞尔·盖坦，《香蕉种植园大屠杀：文件和证言》（ La Masacre en las bananeras: documentos testimonios ）。1948 年 4 月，风华正茂的盖坦被残忍杀害。

[6] 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番石榴飘香》（ The Fragrance of Guava , London, 1983），第 17 页。

[7] 胡安·古斯塔沃·科博·博尔达，《在马孔多的中心：阿拉卡塔卡》（ En el corazón de Macondo: Aracataca ），载《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外祖父上校的故事》（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los cuentos de mi abuelo el coronel , Cali, 1998），第 1—3 页。

[8] 吉奥马尔·杜纳丝·巴尔加斯（Guiomar Dueñas Vargas），《罪孽的孩子：殖民时期圣菲波哥大的合法性和家庭生活》（ Los hijos del pecado: legitimidad y vida familiar en la Santafe de Bogotá colonial ,Bogotá, 1997），第 17 页。

[9] 玛丽亚·艾玛·曼纳雷利（Maria Emma Mannarelli），《公众的罪孽：17 世纪利马的非法性》（ Pecados públicos: la ilegitimidad en Lima Siglo xvii , Lima, 1994），第 23 页。

[10] 米兰达·萨尔塞多（Miranda Salcedo），《家庭合法性与非法性：1880—1930 年间巴兰基亚社会控制问题》（ Legitimad e ilegitimidad familar: el problema del control social en Barranquilla 1880-1930 ,Barranquilla, 2000），第 97 页。

[11] 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番石榴飘香》，第 20 页。哥伦比亚人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mamagallismo”，“mamagallismo”直译为“拽别人的腿”（即戏弄或捉弄），见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加博的力量》（ El poder de Gabo ），收录于《西班牙》杂志（1999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日），第 44—46 页。西尔维亚·加尔维斯认为，路易莎·桑地亚加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里“mamagallismo”基因的源头，见西尔维亚·加尔维斯，《马尔克斯家族》，第 13 页、第 17 页。另见玛格丽特·S.德奥利维拉·卡斯特罗（Margret S. de Oliveira Castro），《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混合语言》（ La lengua ladina de García Márquez , Bogotá, 2007），第167—168 页。 Rb7o3WdhN62LJB1NwyRxOcY7qsWCQNU85Q13FKbmCFB2eK6NTwhhpB3/EBtMIK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