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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常会考虑“怎么写”的问题，了解具体怎么写之前，我们应该先在观念上知道该怎么写。目前国内对怎么写的观念认识，哪怕在许多专业人士那里，仍显得不专业。不专业的观念认识，不只误导了许多人的写作，也误导了许多评论家的评判依据。怎么写的问题，牵连到文学表达的实质，为了看清这一点，我先讲海鸥实验。
英国学者做过一个海鸥实验，发现海鸥雏鸟并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只认识母鸟鸟喙上的一道红杠。雏鸟只要啄红杠，母鸟就会把胃里的食物反刍给雏鸟。学者把画了一道红杠的小木棒放入雏鸟群，雏鸟的反应并不意外，它们纷纷去啄木棒上的红杠——它们不认识母亲，只认识红杠。学者再把画了三道红杠的小木棒放入雏鸟群，看它们选择啄哪根木棒，结果令学者大吃一惊。雏鸟们全去啄三道红杠的木棒，完全不理睬一道红杠的木棒。按说一道红杠的木棒更接近母鸟的鸟喙，雏鸟为何偏偏选择与鸟喙差别更大的木棒？找出缘由的学者，是五十年后的神经科学家V. S. 拉马钱德兰。他当时想解开早期维纳斯之谜：为何早期的女神像都有硕大的胸部、肚子、臀部，却没有手臂，也完全忽略脸部的雕刻？中国早期的地母神，也有类似特征，雕像着重突出硕大的肚子和臀部。拉马钱德兰从五十年前的海鸥实验推断出缘由。他认为，所有动物都有性喜夸张的本能，但选择夸张什么，取决于生存需要。什么东西对生存重要，它们就选择夸张什么。海鸥雏鸟眼里的红杠，是它们的生存保障，饿了啄红杠就有食物，它们就偏向喜欢更加夸张的红杠，即偏向喜欢比一道红杠更醒目的三道红杠。拉马钱德兰认为，人脑一样有类似偏好，即性喜夸张对生存重要的特征。早期维纳斯或地母神雕像，起着交感巫术的作用——原始人类十分迷信，他们相信女神雕像能提高部落的生育率，让他们多子多孙。最能体现繁衍生存需要的，当然是女性的生育特征，原始人类便选择夸张维纳斯或地母神雕像的生育特征，比如夸大肚子、胸部、臀部。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失去原始期的夸张本能了吗？当然没有！乍看希腊时期的女神雕像，不再有大肚子，变得写实，但人类原始的夸张本能仍保有自己的表达形式——为了克服写实的平常，艺术家本能地拉长了女神的腿、臂、脖子，使其身体比例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理想比例”；同时让女神摆出经过严格设计的夸张动作，即对立平衡的肢体动作，来放大观者的视觉美感。希腊所有伟大的雕塑，都出现在《克里特翁男孩》之后，佐证了人类本能地不喜欢写实。当希腊人经过数百年努力，雕刻出完全逼真的人体雕像《克里特翁男孩》，他们立刻停止了写实努力。与现实人体一模一样的雕塑，令他们觉得乏味、无趣，转而寻求夸张肢体的其他表达方式。意大利雷哥市收藏的瑞尔奇双青铜像，就是希腊人放弃写实后的两尊伟大雕像。雕像都没有尾椎骨，背部的脊椎凹槽和胸前的凹槽，是真人不可能拥有的；雕像的腿和臂也都比真人长，相邻的两块肌肉，一块紧张一块松弛，更是真实人体做不到的……到了今天，我们身上仍背负着性喜夸张的本能。比如，当代女性为何会描眉涂唇？为何游戏里的女子都有夸张的长腿和蜂腰？与原始人类一样，这仍然是生存需要的体现。进入现代社会，长相好坏会影响生存，颜值高的人会获得诸多生存便利，结果就是，人人都设法夸张与颜值相关的特征，比如涂口红、描眉、抹粉、戴假睫毛、染发烫发、健身塑形、隆胸整容，等等。我去台北时，发现年轻女孩个个都戴假睫毛。看来，那古老的夸张本能，早已跟随基因闯入了我们的当代生活，无处不在。
海鸥实验也为我们认识文化，提供了应该尊重的人性法则，它一样会暗中“指导”我们的文学。你想一想，海明威写作《老人与海》时，为何不直接采用原型故事？你去问海明威，他也不一定能回答。但他本能地知道，只有夸张原型故事的某些部分，小说才能变得迷人、惊心动魄。你看，夸大老人找大鱼的困难，夸大老人如何三天三夜才制服大鱼，夸大老人与鲨鱼群的搏斗，夸大老人要把空骨架拖回渔村的意志……现实生活中，哪个渔民会把一副巨大的空骨架，辛辛苦苦地从外海拖回岸边？是性喜夸张的人类本能，暗中“指导”海明威如此夸张地改造原型故事。文学写作的一些方法背后，就隐藏着人类性喜夸张的本能。我来举一些例子。比方说，大家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吗？大家全举手了，看来都相信。这句话乍看确实有道理：性格决定你遇到挑战时会怎么行动，行动就会有结果，结果必然决定你的命运。但我想提醒大家，这道理放到文学中能成立，放到现实生活中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多数时候会失效。为什么？比如，有人性格暴躁，怒起来会杀人，但他置身现实生活时，就有很多因素阻止他蛮干。首先法律会以无期徒刑或死刑进行威慑，令他冷静或三思而行；他的亲朋好友会毫不犹豫地劝阻他；家人对他的期待，他对家人的情感依赖，他自身的荣誉感、对生活的眷恋，等等，都会成为他想蛮干的羁绊；最后，就算他真的动手，对手的实力可不像作品中是可以预先设定的，他能不能战胜对方，还得打个问号。作品中的人物行动时，要么不需要考虑这些婆婆妈妈的羁绊，要么作家会替人物想出万全之策，绕过法律、感情等羁绊，使人物能心无旁骛地蛮干。博尔赫斯在《埃玛·宗兹》里，为了使替父报仇的埃玛杀死老板的同时还能避开法律惩罚，作家替埃玛找到了万全之策：先去码头找水手糟蹋自己，预先留下老板“强奸”自己的“证据”，杀死老板后报警，声称老板强奸了自己，她自卫时杀了老板。在无法做基因检测的年代，这是绕过法律的万全之策。实际生活中，有太多因素可以阻止“性格决定命运”成立。一旦置身文学作品，作家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清除这些障碍，或找到万全之策，确保“性格决定命运”不失效。清除或避开会打乱这一逻辑链条的全部因素，当然是十分夸张的做法。
还有一种逻辑关联，若赋予生活也会显得夸张，就是大家熟悉的因果律。我把福斯特举过的例子
，稍加改造用来说明。如果你只是这样讲：国王上午死了，王后下午也死了，晚上宫廷发生了政变。你没有主观推断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只是客观讲了三件独立的事，那么读者真的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假如换个说法：国王上午病死了，王后过于悲痛，下午自杀了，晚上宫廷卫队乘虚政变。可以看出，后一种说法引入了因果关系。国王病死是因，王后自杀是果；白天国王和王后双双死去，使宫廷权力出现真空是因，晚上宫廷卫队乘虚政变是果。后一种说法离不开因果律，原本独立的三件事，通过因果律产生了逻辑关联。你读完后一种说法，不再一头雾水，会不由自主地同情国王和王后。如果你打算在实际生活中寻找因果律，基本要靠主观臆想。生活由千千万万的事实构成，你把哪两个事实用因果律关联，不可避免要靠主观虚构。比方说，我今天在先锋书店的诗人之家给大家讲写作课，假如把它看作果，可以为它找到唯一的因吗？我试一试，大家就知道了。2019 年春天，我在先锋书店分享新书时，碰到先锋书店的策划人员，他们与我偶然聊到上课的事，一拍即合。可以说，若没有那场新书分享会，我就不会来先锋讲课。这么说来，新书分享会是来先锋讲课的因。且慢！2018 年群学书院与大众书局合办了我的第二期课，学员爆满，反响甚好，众人就推动我办第三期课。若没有第二期课，我同样不会来先锋讲课。这么说来，第二期课也是来先锋讲课的因。事情并没有完。2017 年初夏，青年才俊李子俊认为，我该把写作课推向社会，让更多写作者受益，他愿意牵头做此事。可以说，若没有李子俊的提议，也不会有先锋的课。这么说来，李子俊的提议也是因。事情还没有完。2011年因两岸作家交流项目，我赴台驻留两个月，其间作家许荣哲邀我到他课上讲写作，回大陆不久，他邀我合作，为台湾写作者开设了三年小说课。若没有那次在台北讲写作，一定也不会有先锋的课。这么说来，那次在台北讲课也是因。你看出名堂了吧？要回溯一个结果的肇因，你有太多的选择，并没有想象中的唯一原因。
记得我小时，很迷惑人的来源，曾把母亲问哑过：我问人怎么来的，她答猿变来的；我问猿怎么来的，她答两栖动物变来的；我问两栖动物怎么来的，她答鱼变来的；我问鱼怎么来的，她答海水变来的；我问海水怎么来的，她只好摇头说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要从结果回溯到最初的原因，就算置身科学也办不到。这样就能明白，当牛顿弄清是万有引力让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他仍无法解释行星最初的速度靠什么力量获得。他无法用科学回答，只好借助神学，说是上帝推了一把，提出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科学中永远存在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你哪怕可以用大爆炸理论解释宇宙的一切，也解释不了宇宙之初为何会有奇点爆炸，奇点又从何而来。你的每一次回答，不过将问题往前推移而已，不会让你找到终极原因。回到生活中也一样，你从结果很难推断初始的肇因。比如，你严冬出门游玩，不幸把脚冻伤了，你会说寒冷是“冻伤脚”这一结果的原因。如果你没有出门游玩，脚会冻伤吗？显然，你游玩的念头和冲动，也可以看作脚冻伤的原因。我还可以认为，防护不当也是造成脚冻伤的原因，如果防护得当，你严冬出门游玩也不会冻伤。这样一来，真的就看你怎么想，怎么去选择那些可能关联的事物。人们为了不让自己迷茫，常会凭一己之印象，挑选一个事物作为肇因了事。所以，你不要奇怪，人们为何常能说清某事是什么，却说不清为什么。讲到这里，我说因果律是虚构的，你就不会觉得这说法过分了。这是人们为了避免陷入一堆事实的迷宫、为了让自己安心，用因果律进行的主观关联，实质是虚构、反常、夸张。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使用因果律，会更加肆无忌惮、问心无愧，考虑人物的行动或结果时，可以根据作品需要，甚至挑选毫不相干的事物（指实际生活中毫不相干）作为因果。文学中的其他做法，比如创造秩序、对抗、诗意描述、陌生化，等等，实质都是让表达变得夸张，不再像生活那样平实、散漫、无所用心。这些夸张的做法，就留待后面再逐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