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人与现代人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读不懂现代小说，或不知道如何写现代小说，不是他们不了解现代小说的形式，而是他们不懂现代小说中的现代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真正了解自己吗？现场只有一个人举手，觉得了解自己，其他人都认为不真正了解自己。我认为，就算你回答“不真正了解自己”，也不能作数，关键要看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真的贯彻了这一理念。你可以做个测试：如果你的孩子或家人犯错，你会怎么做？多数国人肯定会苦口婆心地做孩子或家人的思想工作，令其改变行为。你为什么认为，光做他的思想工作，就能改变他的行为？依据是什么？你这么做的行为中，隐含着一个假设：人的所有行为，都受理性支配。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怀疑这个假设，就理所当然会做他的思想工作，试图通过改变他的理性来改变他的行为。问题是，你这么做时，每次都能奏效吗？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奏效，有时失效。为什么会失效？这就牵涉前面提出的问题：人真正了解自己吗？多数国人的做法说明，他们并不了解现代人，当然就不真正了解自己，他们实则是与现代人相对的古典人。

我的朋友菲利普·罗帕特在《散文写作十五讲》中指出，英国小说家E. M. 福斯特用“扁平人”与“丰满人”，美国文学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用“透明人”与“含混人”，来区分作家们想展示的小说人物。罗帕特认为，不管作家“选择如何展现人物——扁平的、丰满的、透明的、含混的或者这几种的杂糅，这些文本中的人物，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都不打紧，重要的在于在透明总体轮廓里具有一些可辨识的、行为可信的特征，而同时又拥有一些自由度来制造一些变数去吸引读者” 。罗帕特说的要“制造一些变数去吸引读者”，实在点出了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关键。为了方便揣度现代小说人物，考虑到国人习惯借助生活经验去理解小说人物，我打算另起炉灶，用古典人与现代人来区分小说人物。这一对概念不是我的发明，为了能为我所用且具有说服力，我需要对它们重新诠释一番。

大致来说，古典人遵循的思想，可以用笛卡尔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思故我在。很多人看到这句话时，只是满足于从字面去理解。字面意思无非是说，当我思考的时候，我已存在。假如我不存在，那个动用理性思考的人又是谁呢？只能是我。我想说，如果只理解到这一层，那么我们还没有抵近笛卡尔思想的核心。笛卡尔实际上是怀疑论者，他敢于怀疑一切，他什么时候才不怀疑呢？就是当他可以用理性去确定某个事物的时候，他才不怀疑，才承认它的存在，否则，他就可以怀疑甚至宣布它不存在。就是说，被理性之光照得到的地方，事物才存在。这是典型的理性至上的思想，是古典人思维的依据，带着理性的傲慢和盲目自信。我在这里说笛卡尔的坏话，不代表我不承认他的伟大，实在是没有时间去颂扬他。对于理解现代小说中的人物，笛卡尔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比笛卡尔更早的蒙田，同样喜欢运用理性，可是与他相反，蒙田不认为理性可以强大、无敌到能揭示世界的真相。读蒙田的散文，会发现他对理性的态度非常随意，写着写着就跑题，仿佛对刚才一本正经的理性论证、列举事例等，突然感到厌倦了。这是我喜欢蒙田的原因之一。他层出不穷的随意，实则含着对理性的不信任。难怪被称为“美国蒙田”的罗帕特，会把蒙田视为西方现代散文的起点。对理性能力的哲学怀疑，应该说主要来自康德。康德认为，人对秩序的喜好，令他打量混乱的世界时，会刻意“看出”什么规律来。这些所谓规律，实则来自人的主观臆想，是人“强加”给自然的。正所谓，心中有什么，眼里就有什么。比如，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不同，并不在于谁揭示了真相，两者都能解释、描述太阳系的星体运行，只是日心说比地心说简单而已。如果人不怕复杂、繁琐，还可以建立月亮中心说、木星中心说、海王星中心说，等等。

正是按照古典人的理性信念，我们把人群划分为熟人的世界与陌生人的世界。因为相信人人都可以用理性把握一切，包括把握自我，我们才特别信赖熟人。你一旦熟悉了一个人的言行、性格、过去，等等，就等于知道了他的理性世界，他对你不再陌生了，你的理性也就可以把握他的一切，意味着他的未来行为是你可以预期的，你对他会放下戒备。不是说你可以预期他未来的具体行为，而是说他的行为不会超出过去的常态，不会让你感到他举止陌生，令你有不测之虞。一个女子走夜路，愿意让男性熟人护送，是因为她熟悉他的过去，认定他的言行可以预期，不会对她做伤天害理的事。女子让熟人护送的目的，是为了提防路上遇到的陌生人。为什么陌生人需要提防？陌生人就意味着，你不熟悉他的理性世界，没见识过他的理性驱动的行为，你就无法预期他的行为是否对你有威胁。你一旦和陌生人有了接触，时间一长，熟悉了他的理性世界，原来的陌生人就会转变成熟人。所以，那条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人的一生就是靠理性的打量，不断把陌生人转变成熟人。这些熟人的行为，真的完全可以预期吗？这样的判断，是否含有理性上的自以为是、一厢情愿？女子让男性熟人陪她走夜路，真的安全吗？危险会不会恰恰来自男性熟人？我这样一问，你可能就会蓦然惊醒，是啊，熟人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可靠，很多人都有被熟人骗走钱的尴尬经历。多数时候，我们实则是按照古典人的原则行事。比如，学生犯了错误，班主任会进行思想教育，令他理性上认识到错误，从而改变行为。思想教育能否奏效，当然取决于人的自我是否完全受理性支配。可以说，二十世纪之前，由于人们秉持古典人的理性观念，即理性无所不能的观念，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思想教育是可以奏效的，这甚至成了中国当代教育体系秉持的观念。我举个反例。我母亲有个“天赋”，家里请来做饭的任何保姆，哪怕厨艺再精湛，不出一个月，保姆做的菜就跟我母亲做的一模一样。因为经过母亲天天的悉心“指导”，保姆不会做菜了，只会照着母亲的做法做菜。我对母亲进行过无数次的“思想教育”，苦口婆心劝她不要再指导保姆，从未真正奏效。每次谈完话，母亲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最多管用两三天，她的悉心指导又会卷土重来。为什么母亲理性上认识到错误，仍改变不了行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此例说明，理性对行为的把握，并非像古典人想象的那样，可以百分之百奏效。

我让大家看一张图，这是美国光效艺术家瓦萨莱利的画（图1）。乍看之下，如果光动用直觉等感性，你会觉得挺好看，审美上能接受这幅画。如果我提醒你，请动用理性再仔细观看，是不是会发现这幅画有问题？因为同一个平面不可能伸出一个柱体，不然它们就不在同一个平面了。就是说，你一旦动用理性去判断，会发现画的内容自相矛盾，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平面，你的理性就难以接受。这幅画能把你的感性与理性截然分开，让你的自我发生分裂，分成了感性的你与理性的你：前者能接受这幅画，后者不能接受这幅画。不少现代绘画都有类似的神奇之处，观看时，能把观者的理性与非理性泾渭分明地分开，造成观者自我的分裂。

2021 年 4 月，我受邀出席新加坡“文学四月天”活动，作了四场演讲，结束时，新加坡教育部孙部长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文学能帮助读者了解自己，那么越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个性，人与周围理性治理的环境，不就越格格不入了吗？不就越感到痛苦吗？孙部长的问题十分深刻，实则触到了现代文明的自相矛盾。弗洛伊德把“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人小时候主要受本能支配，那时的“我”，基本是本我。等有一天，人完全被社会规范规训，“我”就成为超我。当然，人的内心不可能只居于本我和超我两个极端，人真正的自我，会竭力调和两极，既有本我又有超我，一旦两者不能调和，就容易造成自我的分裂。这样就容易理解，荣格为什么认为，现代文明愈成功，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就愈巨大。毕竟人不是神，人已越来越不能调和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你可能会问，人一旦置身现代文明，为什么不容易调和两者的冲突？我认为，罪魁祸首来自两种不能调和的文化思潮。文艺复兴的要旨，是要解放人，让人获得尊严，发展个性，甚至尊人为神。启蒙运动的要旨，是要倚重理性治理社会，强调理性至上，甚至尊理性为神。两者像经线和纬线，共同交织出现代文明。你只需细想，就能会心现代文明的症结所在。如果强调百分之百的个性解放，理性治理还能奏效吗？反之，如果强调百分之百的理性治理，还会有个性解放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家就目睹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巨大冲突。有的国家，个性解放过度，令理性治理难以奏效；有的国家，理性治理过度，令个性解放无从谈起。

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就塑造了一个自我分裂的人物莫尔索。莫尔索参加完母亲的葬礼，跟朋友去海滩游玩，遇到几个阿拉伯人，莫尔索的朋友与其中一人有宿怨，发生了一点冲突。之后他们回到住所，但朋友的枪还在莫尔索的口袋里。后来，莫尔索一个人去海滩散步，再次遇到那几个阿拉伯人。他并无杀人的理性念头，却不知不觉扣动了扳机。

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枪机扳动了……

我站了起来……说我并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他还没有搞清楚我为自己辩护的要领，希望在听取我律师的辩护词之前，我先说清楚导致我杀人的动因……我说，那是由于太阳起了作用。大厅里发出了笑声。

第一段，莫尔索描述自己扣动扳机前的感觉，认为太阳把他晒得恍惚、神志不清，导致他扣动了扳机。第二段是法庭审判，法官先问他是不是有意杀人，他说自己无意杀那个阿拉伯人。接着法官问他，那他为何杀了人？他回答说，是太阳的缘故，这个回答引起哄堂大笑。这个理由乍看十分荒唐，实则揭示了莫尔索自我的分裂：理性的自我，让他并不想杀那个阿拉伯人；非理性的自我，在太阳的刺激下，却驱动他不知不觉扣动了扳机。这是自我分裂的典型例子，现代小说中比比皆是。要了解非理性的自我，还需要了解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二十世纪，无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十分迷恋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因为它帮大家打开了认识自我分裂的门扉。

我用弗洛伊德借用的冰山模型，来讲一讲他的潜意识理论。想象有一座冰山浮在海面，整座冰山代表人的全部意识，那么我们都知道，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很少，大约只占冰山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的冰山隐在海水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显意识像浮出海面的冰山，只占全部意识的很小部分。所谓显意识，就是人自己能意识到的意识。前面谈到的理性，就属于显意识。人的潜意识，就像隐在海水里的冰山，占了全部意识的绝大部分。所谓潜意识，就是人自己意识不到的意识。人哪怕感受不到潜意识的存在，它仍会对人的言行暗中施加影响。这样问题就来了，人既然无法用意识察觉到潜意识，那么何以证明潜意识存在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三种方式可以揭开潜意识的神秘面纱，证实它的存在。第一种是做梦，人做梦时，理性不起作用，脑海里出现的众多画面、彼此如何拼接等，都是由潜意识安排完成的，梦既是潜意识的杰作，也是我们窥探潜意识的一个窗口。就是说，潜意识可以通过梦得以泄露。要是我们醒着——比如白天忙碌的我们，也能找到窥探潜意识的窗口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举个亲历的例子。我教的课一般在晚上，上课前我会去教工食堂吃晚饭，久而久之，我习惯走一条固定的路线：进了校门一直往转盘走，遇到转盘向左拐，就会看见食堂。有一次，因为下午请客，进校门前已吃过晚饭，我走到转盘处依旧向左拐，闯入食堂才大吃一惊：明明要去教室上课，怎么闯进了食堂？同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是什么暗中让我不假思索，径直朝食堂走？当然是潜意识！固定的生活习惯，早已铭刻进潜意识，当我某天突然改变习惯，只要理性不干预大脑（路上正想着别的事，没有时刻想着去教室），潜意识就会按过去的惯例，自动接管对身体的调遣，驱使身体朝食堂走去。等理性苏醒过来，身体已犯下错误。弗洛伊德认为，过失与梦一样，同样是窥探潜意识的窗口，人不经意犯错时，背后的指使者就是潜意识。

我再举个亲历的例子。初中时，有天班长召集全班开会，当众点了几个班干部的名，让他们出来帮忙。没想到，他竟脱口叫出一个漂亮女生的名字，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那女生不是班干部，本不该被他点名。是谁让班长迷迷糊糊犯了错？当然是潜意识！班长暗中喜欢那女生的潜意识，令他一不留神，无意间就通过犯错，泄露了他在乎那女生。生活中的这类过失，可谓层出不穷，稍加留意会发现，过失会不经意泄露它背后的潜意识。比如，你正在恋爱，每次约会对方都迟到，哪怕对方每次都有堵车、临时有事等诸多“客观理由”，你仍可以找出“每次迟到”的过失背后的潜意识：要么对方不重视你；要么对方过于自我，向来不在乎他人的感受。通过过失来“观察”潜意识，固然不敢说百分之百正确，但经验告诉我，从过失那里，真的能窥见一些意识的真相。比如，我校规定教师上课迟到五分钟，就算教学事故。暂且不说此规定是否合理，规定颁布至今，每学期都有教师违规，说来不是巧合，违规者皆为上课态度敷衍者，无一例外都有诸多“客观原因”。那些上课认真且口碑好的教师，从未听说有谁违规的。

潜意识还可以通过文艺创作显露。弗洛伊德认为，显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有个所谓前意识区，专门负责审查想成为显意识的那些潜意识，一旦发现其不合社会规范，就不让它们成为显意识。文艺创作恰恰能伪装潜意识，令它们通过文艺的“打扮”，看上去无害，似乎合乎社会规范，使前意识区顺利放行。画家达利一生崇拜弗洛伊德，真的让潜意识把他的创作，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我不打算用达利的画举例，我想用中国泼墨写意画和美国滴画来举例说明。唐代画家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图 2），表现的是宫怨，采用双勾填彩技法画成，绘画过程十分理性，一笔一画都想好了再下笔，这种理性画法与达·芬奇画《蒙娜丽莎》（图 3），没有什么不同。假如有人觉得这幅画好，打算出高价请周昉再画一幅一模一样的，只要周昉愿意，他是画得出来的。同理，只要达·芬奇愿意，他也画得出一幅临摹之作，与《蒙娜丽莎》一模一样。要想临摹一幅画，且做到一模一样，对原画是有要求的，原画必须是理性的产物，每一笔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达·芬奇作画时的理性是过头的，有时一两笔的深思熟虑，会耗时长达一天，直到按既定的方案把画全部画完。这样的画也意味着是可以复制的，因为画家作画时主要调动的是理性。

中国古代的泼墨写意画就完全不同，即兴色彩很浓。比如，五代画家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图 4），是怎么表现禅宗二祖的衣袖的？石恪仿佛是拿毛笔随意划拉几下，完全靠即兴发挥，每一笔都不是事先想好的，而是下意识的反应。画这种画，要调动的是画家的潜意识。这种画最让临摹者恼火，它根本没法临摹，就算让石恪自己临摹一幅《二祖调心图》，他也做不到。因为即兴的绘画过程包含太多的偶然、太多的灵机一动，每一笔几乎都是偶然天成，所有偶然又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理性当然难以把握，这是临摹的难点。南京博物院馆藏的《杂花图》（图 5），是徐渭的写意画珠峰，画中肆意妄为的即兴发挥，有人敢动念去临摹吗？就算徐渭自己动念，也是妄想。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才有类似泼墨写意画的画法，美国画家波洛克用沾满油彩的画笔，朝画布滴、洒、泼、甩（图 6）。可以想见，他的每个动作都是即兴的、偶然的，他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即兴把油彩泼洒到画布上。等他画完，你请他再画一幅一模一样的，他一定会疯掉，对吧？！因为驱动那么多即兴动作的，是他的潜意识，不是理性，事后他当然无法用理性去一一临摹、复原。你看，弗洛伊德提醒人类有潜意识之前，中国古代已有泼墨写意画，令潜意识成为创作的动力。

弗洛伊德阐释潜意识之前，作家们以他们的先知先觉，意识到人有不被理性掌控的意识。比如，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量作品里，都写到人物的自我分裂、多重人格，小说人物有诸多反常行为，是他们无法解释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写安娜自杀时，除了写到理性的自我要她自杀，也写到非理性的自我试图阻止她自杀，理性的自我因无法解释安娜的矛盾行为，令安娜自己异常吃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也写过小说人物自我的分裂，甚至反常人格。他是有意那么做的，因为他熟知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他的《梅雨之夕》写一个小职员，下班时看见公交车站有个女士没带伞，内心就萌动起潜在的性意识，想把伞递给女士，陪她回家。送女士的途中，他被两个不同的自我相互拉扯着，道德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令他的理性时时刻刻陷入困境。比如，他既陪着女士，又故意把伞打低，担心有熟人看见。《梅雨之夕》里的自我分裂，还比较轻微、文雅，施蛰存的中篇小说，比如《石秀》中的人物，反常人格就比较极端。我们只有充分理解自我的这类分裂，就是说，意识到人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可以被理性完全知晓、掌控；另一个自我则在理性的掌控之外，受到潜意识的支配，这样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的很多小说人物。比如，卡佛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就有反常行为，连人物自己都感到诧异。

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认为人的意识中还沉淀着集体无意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行为。我举个例子。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海内外华人有个共同特点，一旦遇到困难、挫折，通常不会放弃，而是会竭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困难、挫折。他们不会认命，一般不是宿命论者，不会两手一摊，像很多印度人那样认老天给的命，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就像荣格提示的那样，早期的民族神话、传说等，会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我们只需想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就会意识到，这些神话意象都含着“人定胜天”的理念，相信命运可以掌握在人的手中，久而久之，这一理念就潜移默化，成为所有华人的集体无意识。遇到什么不利的事，你不用多想，会本能地付出努力，试图改变。

我举个环境造就集体无意识的例子。2011 年因两岸作家交流，我第一次去台北，住宿的宾馆里有不少留学生和外国学者。一天晚上回宾馆时，只见两个日本女生站在走廊，我走近时，她们向我鞠躬说对不起。就在我纳闷时，发现我的房门上贴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你晚上关门能轻点吗？我当时十分羞愧，从此努力想改掉关门很重的习气，可是思想稍一放松，又会“旧病复发”。我关门很重，与我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有关。我们成长在缺规少矩的年代，天不怕地不怕，不礼貌，不文明，逞强好胜，成了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等中年时有了反省能力，已积习难改。你会发现，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比我这一代人要文明礼貌得多，原因也简单，他们成长在讲究更多规矩的年代，排队、不乱扔垃圾、有生态意识、礼貌，等等，已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潜意识固然会给理性造成不少困惑，令我们难以完全了解自己、把握自己，可是对现代写作恰恰是一个福音。潜意识躲在理性够不到的意识深处，意味着在理性的掌控之外，写作还潜藏着即兴发挥的巨大自由和潜能。唯有了解和进入理性的盲区，你才算真正步入现代人的世界，才开始明了自己的真实人性，开始正视自我分裂的那些经验。意识到人无法被理性完全把握，将令你对写作的认识起变化，会让你开始懂得，真正的现代写作究竟是什么样子。 gHttGSWR8c+0hjG5pLxVEP/ce00ybV0UQZ28JMPznzZRYGQm9HNVEfUQVbRYIn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