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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姚住了些时，仍又到京师来。这时边警甚急，举朝仓皇，朝廷想推择一个有大将之才的去捍卫国家，抵御外侮。可是一班醉生梦死的朝臣，谁都不敢负起卫国御侮的责任；即使有一二忠义奋发之士，但又非大将之才，不能荷此重任。阳明感到国家需材如此之急，而真材又如此之缺乏。专靠文事，是不足卫国御侮的。于是就立志从事兵家之学，并慨然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无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而欲临时备用，不亦难乎！”本来，阳明对于骑射，早就娴习，对于军事学识，也受过了许璋的传授；但因为专心文事，所以对于军事一道，倒忽略未讲求了。这次受了边患复炽的感触，又才觉得军事之学，是不可抛弃，而且很为重要。于是便把兵家的秘书，一一精研熟究起来。
要是说起阳明少年时代的个性，却是一个极矛盾而又极可笑的。一会儿抱着极端入世主义，一会儿又抱着极端出世主义；一会儿要学文，一会儿又要学武了；一会儿报国心极重，一会儿又一切都不愿管，只抱个人享乐主义，入山修道了。这大概是他太富于冲动性的缘故，只要环境一有转换，他便会受这转换的冲动，把原来的宗旨、心情，都给改变了，连他自己都拿不定。你看他刚才把一切抛开，专致力于研究兵法，预作他日为国效忠，这是何等爱国精神的表现！可是，不久他就变了宗旨，又去弃武习文了，依然又去研究哲学了。
自从探求格物之理不得，乃去致力辞章艺能之学，后来又觉这是不足以通至道的学问，也没有什么大用处，便就遗弃，仍复回头研究哲学。又因自己所学不足，想遍访天下名师益友，互相切磋启导。但又不遇，他已徘徊歧路，惶惑莫知所从了。
有次，又去翻阅朱熹的书籍，忽读到上光宗的疏内有段“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的话，心中很悔以前自己的错误，虽然探讨甚博，却未循序致精，宜乎无有所得。于是，一反前之所为；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
。但是，物理终是物理，吾心还是吾心，总判然是两样东西，不能融合为一。愈思脑筋愈模糊，愈不能得其解了。沉郁既久，老病复发，他更觉得这“圣贤”二字，自己确实没有分了。
因两次沉思朱熹的学说，不得其解而致病，使他渐感觉朱子的哲理，有许多短缺地方，不得不另图开辟。结果，便造成千古炫耀，与朱学并驾齐驱的“王学”。
为厌弃哲学，又偶闻道士大谈其养生之论，“圣贤”已知无分，遂想跟着道士入山修道，去讲养生的学问，不再过问世事。这个念头一起，他的人生观，陡地又变了。
一时要报国，一时又想入山；一时想做圣贤，一时又想讲养生；一时热度几达沸点，一时又降到冰点之下。学业复杂，信仰无定，我们无以名之，唯有名之曰：环境冲动的矛盾个性而已。
弘治十二年，阳明已有二十八岁。在这年春季，又届会试之期，想入山做道士的念头，已经收起；又是豪兴勃勃，要来雪以前二次之耻了。揭榜之日，赫然名居南宫第二，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二人。虽然不是状元，却比状元也差不了几多。有志者事竟成，以前之两次失败，就是助成这次的成功。较之一般稍为失败，就气沮神丧、不再求前进的少年，真有天渊云泥之比呀！
一脚跳进了宦海，生活上自然起了大大的变化。这次试中，就是生活转变的一个大关键。我们看他少年的生活，已闭幕了；而政治的生活，却启幕将开始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