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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是我国西周青铜器中的“一代重器”。它高53.8厘米，口径49.9厘米，腹呈圆球状，三条蹄形足，造型古朴沉稳。其最珍贵之处还在于鼎内刻有497字的铭文，是现今存世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字体最优美的一件。铭文字体典雅，具有教科书式的形制。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李瑞清在毛公鼎拓片题跋中写道：“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周朝的发祥地陕西岐山出土。它出土后由当时著名金石专家陈介祺在咸丰二年（1852年）从北京琉璃厂古董商手中用重金购得。
陈介祺当时官至翰林院编修，在清代“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之下，他像那时的许多汉族文人、官吏一样，醉心考据学、古文字学，倾心于古董的收藏和研究。其收藏超万件，著述十余种。陈介祺早年曾跟随做官的父亲在北京居住，他父亲陈官俊，曾任皇子的老师，宦海中几经沉浮。陈介祺在官场上，既受其父荫护也受其父牵连。在他父亲去世五年后，四十一岁的陈介祺彻底厌烦了官场，辞官回到故乡山东潍坊潜心做学问。他在自家院中盖起了“万印楼”，存放古董、古籍。
陈介祺在购得毛公鼎之后一直秘不示人，只是捶拓铭文高价出售。毛公鼎铭文为周宣王给他的大臣毛公的一篇册命公文，记载了周王令他治理城邦之事，历史价值、研究价值极高。加之铭文字形精美，可为金文典范，当时许多金石专家、收藏家都争相购买拓片。历史学家屈万里曾指出：“是其史料价值尤在今本尚书周诰之上也。”著名学者郭沫若也在深入研究后撰写了专著《毛公鼎之年代》。1989年中国美术馆还曾举办过拓片展，该拓片更是轰动一时。
清朝末年，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开始变卖他的“海量”收藏品。毛公鼎现身于市面后，被时任两江总督的大收藏家端方得到。端方可谓是清末民间文物收藏第一人，藏有大量青铜器、石刻、碑帖、古印等，他游历埃及时还购买过古埃及文物。其生前著有《陶斋吉金录》八卷、《陶斋藏石记》四十四卷、《陶斋藏砖记》两卷、《陶斋藏印》一卷，自己还曾在琉璃厂办过陶斋博物馆。张謇创建南通博物院时，他也曾捐赠大量文物以示支持。
毛公鼎正面图
历史有时十分吊诡。体贴下属、思想开明的端方，1911年竟被自己的部下所杀。当时，临时受清政府所派，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的端方，带三千新军从湖北去四川成都镇压保路运动。走到四川资州时武昌发生起义，军饷和补给迟迟不能兑现，而四川方面答应从自贡运来的军饷也久久不见踪影。生活艰难且早已不愿为清政府卖命的低级将领和士兵们，受到武昌和成都起义的影响揭竿而起，毫不留情地杀死了端方和他同在军中的弟弟。端方也成为辛亥革命中被起义军杀死的第一位高级军官。其实，端方已有起义之心，只是为人首鼠两端、优柔寡断，总想再观望观望。
毛公鼎俯视图
端方被杀后家道遽然中落，后人不断卖出文物以补贴家用。美国古董商福开森就曾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代为购买过端方旧藏的二十余件青铜器。到了20世纪30年代，端方家中的镇宅之宝毛公鼎先是抵押给银行，后又无钱赎回，宝鼎再次流落于市面。当时许多外国古董商闻讯立刻蜂拥至中国，争购此鼎。而国内的爱国商人、仁人志士更是团结一致，誓保国宝。最后由曾任交通银行经理、民国政府铁道部部长的叶恭绰、富豪冯恕（1905年创办了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郑洪年三人集资五万元购得此鼎，保存在上海。可是，好景不长，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大举南下。叶恭绰逃离上海，把毛公鼎秘藏于英租界内英商美艺公司仓库中。可消息不幸泄露，日本宪兵队在一天深夜伙同日本浪人把宝鼎劫到了宪兵队总部。已身在香港的叶恭绰得知此事心急如焚，不得不四处送礼、求人，最后通过汉奸汪精卫、陈公博等，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又将宝鼎“买”了回来。可因救宝鼎时所耗巨资均为向交通银行借贷，宝鼎不得不抵押给银行。为重得宝鼎，叶恭绰忍痛将自己收藏的明朝宣德炉等二百余件文物出售，得款后再次从银行中赎出宝鼎。但是，侵华日军并未放弃对宝鼎的野心，他们再次对叶恭绰威胁诱骗，美国古董商也来找叶恭绰想染指此事，国民党政府也派戴笠索要此国宝。叶恭绰深感自己势单力孤，在戴笠答应了他“宝鼎归属国家，绝不再出国境”的条件后，把宝鼎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宝鼎后来被国民党携带到台湾，保存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湾同胞思念祖国统一、心系中华文明的实物寄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先生从香港回到大陆任中国文史馆馆长，他经常惋惜地说：“那时如果没有把毛公鼎献给南京政府，现在把它献给毛主席该多好呀。”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先生曾在86岁高龄时意味深长地讲道，宝鼎总会“最终回归大陆”，表达出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