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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华第一街“十里长街”的首都博物馆，由于地理位置和展厅的优势（博物馆一层有巨大的临时展厅），多年来精品展览纷呈。全国各省市为了在首都宣传自己的形象，都在此举办反映本地文化风情的大型展览，常常是文物精品荟萃，观众摩肩接踵。
其实，首都博物馆自己收藏的文物也十分具有特色，其中最具特色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是馆藏古代青铜器。该馆收藏的青铜器一部分是近几十年从北京地下“挖”出来的。包括造型精美的伯矩鬲；刻有“燕”字，证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曾是西周燕国都城的堇鼎，还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废品站“捡”回来的。这其中就包含有镇馆之宝的“班簋”。
班簋高22.5厘米，口径25.7厘米，圆腹，腹部外侧有四个半环形兽首耳，并连接着四个内卷象鼻形足，通体有精美的兽面纹饰。最难得的是器内有198个字的铭文。铭文中有“班拜稽首”“班非敢抑，惟乍邵考爽曰大政。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之句。从铭文中可以得知它的主人是三千多年前周穆王时的贵族毛公班。铭文记录了他受周王册封和他父亲随周王苦战三年平定东国之乱的功绩。他铸造此重器，是为了让家族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祖先这段光辉的历史。
青铜簋，最初是我国商周时期贵族盛放食品的器物，后来演变为重要的青铜礼器。商周时期王公贵族们有重大庆典时都要铸鼎、簋等礼器来铭记。我国自古就讲究礼仪，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乐中杀猪宰牛，用九鼎八簋盛放肉食献给祖先、神灵，大宴群臣。按规定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可以说，班簋自一诞生就身世高贵，为祭祀专用的重器。按周代的丧葬习俗，它应在几千年前最终成了毛公班的随葬品。
根据记载，班簋在北宋时期就已出土面世，并一直被收藏在各朝代的皇宫中。清嘉庆年间的大学问家严可均在其所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就收录了班簋铭文。说到严可均，其人还有一段小插曲。清嘉庆年间，作为国家文化工程，开始编辑《全唐文》。当时的有名之士都被邀请参加编写，但是严可均却未被列入。他为向世人展示其才华，竟独自发奋编写了共十五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此书收录了自商周以后至唐代以前3497人的文章，每位作者还都附有小传，可谓鸿篇巨制！
班簋（首都博物馆提供）
班簋在清乾隆年间已是皇宫的“重器”，并得到乾隆的喜爱。在清皇家编辑的图录《西清图鉴》的第十三卷中，也有它的图型和铭文。班簋在清皇宫中的尊贵生活可惜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老太后逃向西安，宫中的宝物一部分成为侵略者的囊中之物，一部分为跟随来浑水摸鱼的土匪蟊贼偷抢。班簋正是在此次劫难中被盗出皇宫。在此后的七十年间，班簋一直“大隐”于北京的“尘世”中。可能是它的主人也知道这是宫中重宝而“秘不示人”，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班簋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古代书画、瓷器、铜器、古籍被送到废品站、造纸厂、炼铜厂。为了抢救和保护古代文物，由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组成的“文物清理拣选小组”，当时就常年在废品堆中每天“寻宝”“拣宝”。据1970年12月30日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统计，该小组拣选文物538500余件，字画185300余件，图书2357000册，从废品站中拣选图书314吨，青铜文物85吨。另据1981年的统计，从1971——1981年在废品站拣选到的珍贵青铜文物就达59件，班簋就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
1998年的夏天，为了解班簋的流传和拣选经历，笔者多次前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的北京市文物局宿舍楼，当时文物部门的几位专家和参与拣选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里。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我讲述了那一段传奇的、在他们个人生命中十分重要的经历。
1972年夏季的一天，文物清理拣选小组的呼玉衡、华以武师徒二人又来到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开始了日复一日地从金属废品堆中拣选文物的工作。呼师傅那时年岁已高，就先让华以武一个人先进废铜堆中扒拉、翻腾。快到中午时，华以武猛然间看到了一件裹泥带锈被砸扁的、极不完整的青铜残器。“师傅，我发现宝贝了！”华以武一边喊一边抱出来“宝贝”让师傅“掌眼”。呼玉衡先生解放前也在琉璃厂从事文物经营。早年时由于本小利薄，只是到京城的一些败落的富裕人家去“收货”，或是到一些小店小摊去捡漏，货物到手后再转卖给有实力的古玩店、收藏家，大多时候收到货物还要先赊账。这种“行脚商人”在旧社会古玩行称之为“包袱斋”。但是，这些商人那才真是靠信誉和眼力吃饭！呼师傅经过仔细查看纹饰和一部分铭文，凭借多年经验，已初步认定它应该是古代的重要青铜器。师徒二人又仔细寻找到其他一些相似的碎片，并立刻把它们包好带回到清理拣选小组的办公地——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此后成立的北京文物局一直在此办公）。当时，我国著名的青铜鉴定专家程长新先生也在这个小组内。程长新在1949年前同样在琉璃厂经营古董生意，他的长辈开了一间大规模的古董店，他自幼见多识广练出“火眼金睛”。经过程长新的仔细赏析、鉴定，初步认定它是一件有铭文的西周时期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历朝历代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从器物的“伤口”上看，明显是新近被打碎的。但是，现有残片又不能拼出完整的器形。程长新又急忙与呼玉衡先生一起返回废品收购站，再次将废品堆“过了一遍筛子”，又找到了几块碎片。经过他们仔细对接、辨认铭文，终于确定这件宝物就是清宫内藏——班簋。此事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金石学大家郭沫若先生也特意前来亲自上手鉴定。经过进一步的确认后，郭沫若先生激动地写了《班簋的再生》一文。在他以前撰写的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曾收录了班簋，可惜与之从未谋面。后来，我国的另一位青铜专家李学勤先生在仔细品鉴后，也撰写了大作《班簋续考》。
1973年夏季，为了重现班簋的完整原貌，班簋又一次被请进皇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修复。厂长蔡瑞芬将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赵振茂先生。赵先生经过整形、翻模补配、修补、对接纹饰、跳焊焊接、钢錾雕刻、做旧等多道独门工艺程序，终将班簋复原。尊贵、典雅的班簋在修复后，最终入藏到首都博物馆。
2005年，为了能让世人在即将开放的首都博物馆新馆一览班簋曾经的风采，博物馆又请来了文物修复世家传人、文物修复专家贾文熙先生做了进一步修复。此次贾先生则使上了超声波洁牙机等高科技设备为班簋清理“有害锈”（青铜器上的铜锈在适合的温湿度下可以不断生长侵蚀铜器，并相互传染），再用锌粉修补，班簋最终在首都博物馆的专题展览中，被安置在独立的恒湿恒温展柜中惊艳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