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出土的宝鼎
——大盂鼎、大克鼎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河湖纵横，土地肥沃，“风土清嘉，人文彬蔚”，被人们称为人间天堂。清代时，这里出现许多世代为官的大家族。其中，潘氏家族就是典型的代表。清代乾隆年间，徽商后人潘世恩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入朝为官几十年。其后，其孙潘祖荫又在咸丰二年科举考试高中探花，官至工部尚书。三代为官的潘家，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建造了精美的庄园，也保持了“重教兴文”的优良传统，收藏了大量的古籍、金石古玩，成为名闻天下的收藏世家。潘祖荫晚年时，还在家中专门辟出一间房屋取名为“滂喜斋”，陈放珍贵古籍；另辟一间房屋取名“攀古楼”，专门陈设青铜器。而最为世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刻有一方“宝藏第一”的收藏印。清咸丰年间，喜爱收藏的官吏、皇亲、富豪不计其数，潘祖荫为什么敢称第一呢？这还得从他收藏的两尊宝鼎——大盂鼎、大克鼎说起。

大盂鼎高102厘米，口径78.4厘米，重约一吨半，体量巨大，世间罕见。更为珍贵的是，宝鼎腹内壁上还刻有长达291字的长篇铭文。铭文是周康王二十年时，康王对鼎的主人盂的训诰和册命。其内容歌颂了西周初年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指出饮酒无度是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并记述了周康王赏赐给盂1726个奴隶之事。这篇铭文因文字较多、书法精妙、史料价值珍贵，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周代金文之冠”。

这尊宝鼎并非传世珍宝，它是在清代道光初年由于陕西岐山礼村一带的河堤崩塌而偶然出土的。岐山是周王朝都城的属地，此鼎很可能是周代时因洪水、暴雨等自然灾害而埋入河底。宝鼎出土后被当地的富豪宋金鉴得到。当时的岐山县令周庚盛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凭借着权势又将宝鼎据为己有。可他没高兴几年，宋金鉴进京赶考一举成功，被皇帝钦点为翰林。宋金鉴终于又以三千两白银和自己的身份为筹码，在北京赎回宝鼎，并将宝鼎运回岐山老家。可是宋家好景不长，家境日趋衰败，十几年后他的后代又将宝鼎从岐山运到西安贩卖，被当时任督师西北的左宗棠的大幕僚袁保恒用七百两白银购藏。袁保恒得到宝鼎后献与左宗棠。

左宗棠曾立下赫赫战功，他为表示战死沙场的决心，曾让部下抬着他的棺材一同出征。可就这样一位功臣，也遭到同僚弹劾和攻讦，险些被皇上治罪。多亏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连续三次上书力保才幸免于难。为感激搭救之恩，左宗棠将价值连城的宝鼎赠予潘祖荫。

大克鼎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的，与之同时还出土了小克鼎、克钟等数十件青铜器。大克鼎同样是纹饰精美，鼎内也刻有两段铭文。宝鼎出土后为撰写《新元史》的文人柯劭忞购得，此事当时轰动一时。对古代青铜器疯狂痴迷的潘祖荫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出重金从柯氏手中全部购藏。宝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0多公斤。潘祖荫购藏后，经过对鼎内积土、陈锈的清除，发现了长达290字铭文。铭文说明鼎的主人是西周的大贵族克，克在铭文中赞颂了他的祖先师华父辅佐周王的功绩，同时记述了周孝王对克的任命，赏赐土地、臣妾之事。潘祖荫因得到这两尊名震天下的宝鼎，也才敢称“宝藏第一”。

潘祖荫在世时，他的收藏得到较好的保护。当时也有大收藏家、任直隶总督的端方曾提出收购宝鼎，活跃在京城的外国文物贩子也提出用600两黄金和一幢房子作交换条件交换宝鼎，但都被潘祖荫一一回绝。不幸的是，潘祖荫没有后代，他去世后那些文物只好由他的弟弟潘祖年运回老家苏州。可潘祖年夫妇也没有子女，只好向同族亲戚讨了一个隔辈的男孩认定为潘家两兄弟的孙子。小男孩取名承镜，字蓉王，他成为潘氏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可潘承镜自幼多病，十几岁刚结婚三个月就撒手人寰，只留下年仅十八岁的妻子丁达于。此后没几年，潘祖年夫妇也相继离开人世。维持潘家、保护文物的重担落在了年轻的丁达于身上。此时，潘家成了贼人们眼中的一块肥肉。丁达于为了保护家藏的文物，特地请了一位本分的摄影师把家中的青铜器一一拍照、立账，一共拍了380块玻璃底片，然后把文物全放在一间比较保险的私密的房间中。

自家的安全问题刚解决完，民族的灾难又波及到丁达于一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迅速向江南蔓延。别人家都早早地逃向南方，丁达于一家却迟迟不敢离去，她不甘心祖先留下来的国宝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经过几夜的冥思苦想，丁达于想出了一个既实用简单又隐蔽巧妙的方法：将宝鼎重新埋入地下。她请了两个正直朴实的木匠做了两个大木箱，又请亲戚一起在潘家老宅内挖了两个大坑，将木箱沉入坑中，再把大盂鼎、大克鼎和一些小件青铜器放入箱内，然后回填上原土，铺好地砖，不留一丝痕迹。办完这一切后，她带上亲戚过继给她的女儿和儿子逃往乡下。

正如丁达于女士预测的那样，日寇一进城就扑向潘宅搜查宝鼎。为得到宝鼎日军先后7次闯入潘宅，连日寇司令官松井也追问宝鼎下落，可最终他们还是空手而归。宝鼎在地下安然度过八个春秋。几次日寇扫荡乡下，机智勇敢的丁达于女士都是躲在空棺材中逃过劫难。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丁达于一家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丁达于女士也感到自己从心灵深处获得了解放。1951年，当住在上海的丁达于从报纸上看到国家要建博物馆时，就马上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写信，表示愿将国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随后在女儿和市政府干部的陪同下，回到苏州潘家老宅将宝鼎挖出，两尊宝鼎这才第二次重见天日。为了表彰丁达于女士的义举，1951年10月9日，上海市政府专门举行颁奖大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唐弢主持会议，陈望道部长颁发奖金、奖状。丁达于成为上海市第一位因捐赠文物受政府表彰的人。正是在这个会上，丁达于女士正式宣布更姓为潘，改名潘达于，因为宝鼎是潘家的，只有潘姓之人才有权捐赠。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潘达于女士又分几批把家中保存的古代字画捐献给国家，前后共400多件。而她最初捐献文物得到的2000元奖金，也在抗美援朝时捐献给国家。现在，大克鼎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则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96年10月12日，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段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新馆落成开放，潘达于老人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附记：

上海博物馆有许多国宝级文物都是上海和江浙一带的收藏家捐赠的，笔者借此机会介绍几件感人的事例，立此存照。

1．李荫轩先生的捐赠

据上海博物馆新馆第一任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承源介绍：上海博物馆是1950年开始筹建的，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筹建期间的第一宗藏品，是陈毅元帅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命令部队收集的2853件文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老总专门委派当时任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的李亚农负责文物征集工作，将战士们挖战壕时挖出的文物及从民间收集的文物集中起来。这些文物后来装了满满两大车，随部队征战而东迁西徙，直到最后来到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家不了解新中国的文物政策，为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这时，陈毅元帅针对上海的实际情况，对文物管理工作给出四点明确指示：“一要把好海关这一关；二要收购文物必须买卖公平；三要对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民主人士主动捐献文物者应发奖状和奖金；四要注意收集古代文物之外，还要注意收集革命文物。”博物馆根据这些指示，与许多收藏家交上了朋友。目前上海博物馆近五分之一的藏品来自收藏家，总数已达10万余件。

李鸿章的孙子李荫轩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居住上海，一直低调地收购收藏古代青铜器。马承源先生和博物馆的业务人员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之交上朋友，并将这种友谊保持了许多年。

到了“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李荫轩先生忽然给博物馆打去电话，表示愿意将自己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博物馆，并请立即派人来。博物馆的业务人员火速赶到他家。李荫轩满脸木然，看到博物馆的人员到了眼含泪水。在他家地上摊着100多件青铜器，其中极为重要的、流传有序的珍品有数十件，如记载周成王时平定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事件的小臣单觯、记载周康王时明公率领鲁侯参加伐东夷战争的鲁侯尊等。但在当时特殊情况下的捐赠，博物馆不能接受，不能趁火打劫坑害朋友，只说明为其代为保管。当时就编写了代管的明细清单，郑重地交给了李先生。并建议李荫轩把自己的那些藏书也捐赠或存放在博物馆，临别时候李先生一直将博物馆人员送至大门口。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开始普遍落实政策，李先生的夫人邱辉女士突然来到博物馆，告知李荫轩先生已在“文革”期间病故。家里的房子被没收了，自己现住在草坪边的一间小屋里。她说：李先生在临终时郑重地考虑过他收藏的青铜器，嘱托若有归还之日，除了保留几件一般作品作为家中纪念之外，其余都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此事也征得了他公子的同意，她这次到博物馆来就是要实现李先生的遗愿。邱辉女士在整个复杂烦琐的捐赠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2．顾氏家族捐赠“过云楼”珍藏

上海博物馆还保存了中国藏书史上可以重书一笔的“过云楼”藏书。过云楼，是清代苏州顾文彬珍藏书画的秘室。顾文彬（1811——1889），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官至浙江宁绍道台。他平生喜爱书画，还精于鉴赏，曾广泛搜罗书画名迹，名噪一时。他编著的《过云楼藏画记》一书，收录自己珍藏的246件书画，体例严谨，内容翔实，十分难得。更为难得的是，顾家后代亦精于书画鉴赏，他的儿子顾承之、孙子顾麟士在书画鉴赏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亦广泛搜求书画名迹，使过云楼的收藏更为丰富，顾麟士还曾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六卷，补录家藏书画114件。这两本书收录的只是顾氏家藏的纸本书画，绢本、宋缂丝、单条、扇面及闺阁之作均未收入，可以想见当年顾家书画收藏之丰富，其价值也难以估量。

1930年顾麟士不幸辞世，其子顾公雄和妻子沈同樾开始守护祖先留存下来的书画。当时正值多难之秋，他们二老为使这批书画不致散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抗战开始后不久，顾公雄感到形势紧迫，为使这些家传书画免于战火，最先是将之转移至城西太湖旁龟山上的光福寺内保存。不久苏州沦陷了，他觉得光福寺也不安全，便决定将它们秘密转移到上海。虽然苏州与上海相距不远，但这时日伪军盘查得非常严，怎么能平安地将它们运抵上海呢，大家想了一个好主意——将它们藏在一般人不太注意的车座底下。就这样，这批书画得以安全转移到上海的租界里，并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的战争岁月。1951年顾公雄临终时，一再叮嘱妻子和子女五人要将顾家四代相传的书画捐献给国家，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贡献。遵照他的遗愿，在1951年、1959年和1964年，顾氏一家人分三次将家藏的393件宋代以来的书画全部捐赠给国家，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当时中央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还专门为此召开大会，给他们发了褒奖状和奖金。沈同樾还拿出一部分奖金捐给了集体福利事业。

有一年春节，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到沈同樾家拜年，期间谈及他们从废铜中抢救青铜器的事。老太太一听，忽然想起家里还收藏有两件青铜器，一件是西周时期的保祖辛鼎，一件是春秋时期的子璋钟，当即表示要找出来捐献给国家。隔了几天，沈同樾女士专程到上海把这两件铜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当时上海博物馆考虑到她晚年经济并不富裕，计划作价收购，给她一笔钱。沈同樾女士不仅当即拒绝，回到家后，还让子女专门给上海博物馆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你馆有收购之意，此事实出意外，希望二位馆长考虑我合家心愿，收回成命，仍作捐献，并希望勿作任何奖励的形式。”

3．李伟先先生捐赠“红色”钱币

李伟先先生是上海著名的钱币收藏家，特别是他在1949年前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各个苏区和解放区发行的钱币，品种齐全、系统，连陈老总参观完后都说有些他都没有见过。1962年，李伟先先生看到举办的“历代钱币展览”展出的钱币不够系统后，便于第二年将他所收藏的2356枚钱币捐赠给国家。

4．慷慨捐赠的群体

在上海博物馆的发展中，周锐、王南屏、胡惠春、范季融、徐展堂、朱仁明、杜维善等旅居海外的文物收藏家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有的甚至将流失海外的文物征集后再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90年，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先生来到香港，旅居美国的收藏家范季融先生陪他们到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市场游览。突然，马承源在一家古玩店橱窗里看到一件青铜器。他们请老板将铜器拿下来，仔细端详发现它是新出土的，鼎内壁有铭文的痕迹，由于有土锈掩盖不易看清，但是有“晋侯”二字，有关晋侯的青铜文物国内尚未发现。当时老板出价10万元港币，马先生拦腰砍了一刀答应只给5万元，经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6万元港币成交。这个价很便宜，但是对于上海博物馆来讲仍然是一笔巨款。马馆长和江庆正先生身边也没有这么多钱，便对旁边的范季融先生说：“我认为这件铜器可能有史料价值，应该尽量让它保存下来，不能让它流出海外。”范先生是著名的收藏家，如果他能购置，就不会被外国人买走。没想到，范先生马上掏出信用卡将它买下来，并郑重地向马馆长他们表示：这件铜鼎我要将它赠送给上海博物馆。过了几天，这件铜鼎被送回上海，经过一番除锈，竟然在鼎上发现了57字的铭文，内容是关于西周时期晋侯击退匈奴的一次战争。这一史料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范季融先生捐赠的这件铜鼎，后来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97年6月11日，香港实业家叶肇夫夫妇把他们高价购买的春秋时期子仲姜青铜盘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这件春秋青铜盘上有30余字铭文，盘中还铸有10余只立于盘中可以360度旋转活动的鸟、蛙等水生动物，造型为目前仅见，被专家们认定为国宝级文物。它是叶先生1994年斥资3750余万元港币从香港古玩市场上购买的。当年，在国家文物局特派专员穆星星的牵线下，马承源先生1994年与叶先生相识，并第一次见到此盘。他激动地说道：“如果我在国外博物馆看到此盘的话，就不只是流泪，而是吐血。”他当天晚上即为此盘撰写了《跋子仲姜盘》，文中提到：“子仲姜盘的发现，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例证。无疑为青铜器中的特级品。”鉴于叶肇夫热爱文物收藏，马承源先生还收其为徒。上海博物馆开馆时，马承源先生提出向叶肇夫借展此盘，没想到叶肇夫夫妇慷慨地捐献出此盘。其实，这件宝盘已被我国驻外机构追踪了九年。

2004年，马承源先生因多种原因跳楼自杀，一代巨匠溘然长逝。 lJGl+xCwdV8Qid3aJzO/yavMhEzIJkCMR/p1aslp0T3Zn31Osexbz5w8c7tPN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