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摄关政治

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地位，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平城天皇（806—809年在位）执政时期，相继简政裁员，励精图治，设置观察使监督地方官。之后的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努力重建律令制，对原有的律令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法令称为“格”，实施细则称为“式”。先后发布了《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和《延喜格式》，统称为“三代格式”。

嵯峨天皇时期还设立了可自控的机构——藏人所，配置了相当于天皇秘书的“藏人头”一职，以削弱掌控实权的尚侍的权限。尚侍是负责天皇、上皇与公卿们的联络工作的要职，拥有奏请和传宣的权力。“藏人头”同样负责朝廷的机密文书、处理诉讼工作，既是天皇的亲信，也是朝廷的首席执行官。由于备受嵯峨天皇的信任，藤原冬嗣出任该职。藤原冬嗣是藤原家族北家 的后人，是藤原不比等次子藤原房前的重孙子。藤原北家借此于9世纪重新崛起。

藤原家族在藤原不比等时期，就以嫁女儿入皇宫的方式插手朝政。藤原冬嗣及其子藤原良房，依然沿袭这种做法，先后嫁女儿入皇室以便控制皇权，同时，在朝中不断排除异己，干预皇子的推立、天皇传位。

850年（嘉祥三年），藤原良房胁迫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册封其9个月大的外孙惟仁亲王为皇太子。857年（天安元年），藤原良房升任太政大臣。次年8月，文德天皇突然死亡，年仅9岁的惟仁亲王即位，称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藤原良房得享太政大臣和天皇外祖父的双重身份。此后，藤原良房不断铲除朝中异己势力，于866年（贞观八年）正式“摄行天下之政”，开非皇族而摄政的先例。

藤原良房去世后，其子藤原基经更是咄咄逼人、左右朝中大事。877年（元庆元年），藤原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立9岁的皇太子为阳成天皇（876—884年在位），自己以舅父身份继续摄政。八年后，藤原基经又废了刚刚懂事的阳成天皇，拥立55岁的时康亲王为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光孝天皇对藤原基经感激不已，下诏让其“摄行万政”作为报答。

三年后光孝天皇去世，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即位，迫于藤原基经的压力，设立了与太政大臣同等重要的官职“关白”，由藤原基经担任。天皇幼年时，辅政者称“摄政”；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直至11世纪末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藤原家族独揽“摄政”和“关白”之职，史称“摄关政治时代”，藤原家族被称为“摄关家”。

藤原基经死后，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村上天皇（946—967年在位）加强了亲政的力量，废除“关白”一职，试图动摇藤原家族的专权。但是，藤原家族的势力早已根植于皇室内外，多年来借助特权庄园夯实了经济基础。作为最大的庄园领主，藤原家族已经拥有了天皇政权根本无法撼动的地位。

到了藤原道长摄政时期，先后三个女儿当上了皇后。其中，长女藤原彰子嫁给了一条天皇，一条天皇是藤原道长姐姐藤原诠子的儿子，当时，一条天皇已经有皇后藤原定子 ，但是在藤原道长推动下，藤原彰子也被立为皇后，开了日本“一帝二后”的先例。1016年（长和五年），藤原彰子之子9岁的后一条天皇继位。

当时，一条天皇有两名皇子，即藤原定子所生的敦康亲王和藤原彰子所生的敦成亲王（后一条天皇），前者比后者年长九岁，但是藤原定子和敦康亲王的外祖父藤原道隆已去世。一条天皇因宠爱藤原定子而希望立敦康亲王为皇太子，便与信任的近臣藤原行成商量立皇太子一事。藤原行成通晓朝权政治，虽然知道一条天皇的心意，却还是劝阻道：“承继皇统者非在嫡出与否及帝之宠爱多深，而在其外戚（母系的亲戚）是否为重臣。”一条天皇听罢也不再坚持。

1017年（宽仁元年），藤原道长将摄政职位让于长子藤原赖通，自任太政大臣，藤原氏专权进入全盛时期。

1018年（宽仁二年），藤原道长迫不及待地为11岁的后一条天皇举行了成人仪式，随后将女儿藤原威子送入其后宫。这样，后一条天皇既是藤原道长的外孙，又是他的女婿。

在藤原威子被拥立为后时，满朝文武前往府上襄贺，藤原道长即兴作歌“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自此，摄关家权倾朝野，朝廷政治出现了一边倒的状况，天皇只是流于形式的存在。

这一时期日本宗教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与奈良时代的佛教不同，此时的寺院不再建筑在宫廷或各地首府附近，而多数建于深山之中。但是，仍与皇亲贵族亲密接触，以咒术和祷告为特色的天台宗和密宗，多半热衷于为权贵们治病和禳灾。

同时，佛教还与日本土生的神道教结合，形成了所谓“本地垂迹说”，宣扬佛和菩萨是为了拯救日本的芸芸众生化身为神来到日本。皇室的祖先神——天照大神——被视为佛教如来的化身，被供奉为神道寺院的镇守神。

由于政治混乱，瘟疫、天灾不断，人们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因此在民间，净土教广为流传，劝人远离政治、厌弃污浊的现世，一心向佛、求得阿弥如来的保佑，死后飞升极乐净土。

在国际方面，随着中国唐朝的衰微，日本官方遣唐使终止了外交活动。但是，到960年（天德四年）宋朝开国之时，中日民间商船又是往来频繁。此后两百多年间，日本国内充分消化唐朝文化，形成了平安时代的所谓“国风文化”。

国风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日本文字进一步简化，形成了所谓的“平假名”。人们开始用更加简便的假名写作日记、诗歌，和歌也得到了发展，形成纤细、精巧的风格。代表性的作品为905年（延喜五年）成书的《古今和歌集》。11世纪中叶，贵族文化成为国风文化的主流。日本文学名著作品《荣华物语》，就是记载了藤原道长登上权势顶峰的过程，描绘了摄关家族的荣华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