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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中国的影响力辐射至东亚各国，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唐朝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日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当时，日本正处在封建制度刚刚确立、中央集权正在巩固的阶段，而唐朝的政治制度已趋完备，科学技术颇为先进，社会文化富有国际色彩。日本对中国的发达羡慕不已，向中国学习、促进日本列岛的发展，成了日本对外交流的首要任务。
631年，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向唐朝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此后，到894年（宽平六年），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总共派出20次遣唐使。其中，746年（天平十八年）、761年（天平宝字五年）、762年（天平宝字六年）和894年的四次派遣计划未能成行；另有两次，日本使节是因为护送唐朝使臣回国而抵达长安；还有一次是为了迎接遣唐使回日本而来到长安。扣除未成行的和非正式的遣唐使，日本先后派出的正式遣唐使共有十三次之多。
遣唐使来华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北线：难波（今大阪）→筑紫大津浦（今福冈）→值嘉岛→壱岐→对马→济州岛→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黄海→山东登州。第二条是中线：难波→博德→萨摩→种子岛→屋久→庵美→东海→长江口→扬州。第三条是南线：难波→松浦博多→值嘉岛（平户岛、五岛列岛）→东海→扬州。
遣唐使的成员包括官员、商人、巫师、医师、画师、乐师、翻译以及各行各业的工匠。留学僧、留学生往往长期居留唐朝，其他人则短期入唐，担任沿途护卫的弓射手通常随使节团往返。随团往返的舵师、水手，约占使团人数的一半。初期的使节团规模约为二百人，分乘两艘船；后来，船只增加到四艘，人员也增至五百多人。但是，获准进入长安的只是少数的主要成员。
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通常在中国生活和学习二十年左右，回到日本后便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二百六十多年的遣唐使活动，为日本的中央政权和百姓生活带来了丰美的盛唐“给养”，使日本社会陶冶、浸润在唐风文化之中。
在政治上，日本朝廷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创制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比如，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就参考了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从天皇朝廷到地方的官制也是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而成的；《大宝律令》则基本是照搬唐朝律令制定的。
在奈良时代，掌握中国诗、文的多少，已经是日本贵族们显示其修养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日本人也开始模仿唐诗写作描绘自然、感怀人生的短诗。这类短诗在日本叫作短歌，后来广为流行的日本俳句也是由此演化而来。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的大学主要教授儒家的经典，也教授汉文、数学和法律等，教课内容与唐朝相仿。
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美术，以及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先进技术和知识的陆续传入，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生活用品中，最受日本人喜爱的莫过于唐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日本的传统服装中看到唐服的影子。
来华学习的日本留学僧人先后有九十多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名叫空海。804年（延历二十三年），他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在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短短数月，尽得密宗玄奥。同年，返回日本时带走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大批诗文和书法作品。在奈良附近的高野山，空海建立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寺院，传播密宗教义，当年的大部分建筑至今犹存。由空海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第一部汉文字典，对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06年（大同元年），另一位留学僧最澄，将佛教天台宗带回日本。在京都东北比睿山峰附近的延历，最澄建造了著名的延历寺，规模也相当可观。由于采取高度折中主义的教义，天台宗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后来成为日本最强大的佛教宗派。
也有一些日本留学生没有回国。比如，阿倍仲麻吕就留在了中国，归化唐朝，做了日裔中国人。716年（灵龟二年），19岁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来到唐朝留学。第二年到长安学习，不久之后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金榜题名，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随后三十年间，他先后在唐朝政府中担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由于诗文很好，又擅长歌咏，深受唐玄宗赏识，也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三年，其间回日本一次。770年（宝龟元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去世，享年73岁。
日本遣唐使臣、学者、僧人的到来，也带动了唐人的泛海东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广陵江阳（江苏扬州）人，生于688年。742年（天平十四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本国佛教界委托来到扬州，恳切祈请鉴真及其高徒东渡传戒。鉴真为其渡海远来求法的真诚所感动，询问众僧谁愿前往，但无人响应，推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鉴真见状慨然表示：“是为法事，不惜身命！诸位不去，我即去耳！”当年鉴真已经55岁了。此番征途并非易事，十一年里东渡五次都失败了，直到754年（天平胜宝六年）第六次东渡才抵达日本，当时鉴真已经66岁高龄。在第五次东渡时，鉴真双目失明。
鉴真的到来，开启了日本佛教史上的正规传戒。在此之前，日本的僧人中没有“具足戒”
等级的高僧。鉴真在日本受到天皇等上层人士的崇高敬意。754年，历尽艰辛来到日本的唐高僧鉴真在东大寺为孝谦天皇及其父母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受戒，确立了佛教的地位，此后天皇、皇后、皇太子等都曾依次登坛受菩萨戒。鉴真不仅将佛法传播到日本，也把发达的盛唐文化带到了日本，包括建筑、医学、文学、书法、印刷等技术和知识，被日本人称为“过海大师”。
759年（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及其弟子们在日本首都奈良建造了唐招提寺。该寺院集盛唐时期的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之大成，是日本天平文化时期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虽然双目失明，却有惊人的记忆力，凭借嗅觉、味觉和触觉来分辨各种药物，把中国的医药知识传授给日本人，促进了日本医药学的发展。14世纪之前，日本医药界一直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直至17世纪，日本的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763年（天平宝字七年）6月21日，鉴真圆寂于唐招提寺，享年76岁。
遣唐使团属于公费出国计划，对天皇朝廷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财政开支。从任命使臣到使团出发，通常需要准备两三年。准备工作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药物，筹措所有人员的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而且，航海的危险极大。在历次航程中，只有一次风平浪静、来去平安，其他各次航行中，船只都曾遭遇过可怕的危险。
后来，唐朝发生内乱，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朝廷乃于894年（宽平六年）终止了遣唐使活动。
遣唐使的终止并没有结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遣唐使节从唐朝带回日本的汉字、围棋、茶文化等已经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