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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晚上本想告诉嘉娜的事情是：我已经和一个叫苏菲·埃莫森的女人订婚了。

我们定于秋天，9月下旬的一天结婚。婚礼上将有一辆马车，许多匹马，还有鸽子。鸽子将在适当的时间被放飞，以象征你想通过放飞鸽子表达的所有意思。仪式将在某个庄园的花园里举行，因为苏菲的母亲在她的联谊会上认识了一个嫁入此庄园的人。市长将主持仪式，因为苏菲的父亲认识一个认识市长的人。

苏菲把关于婚礼所有细节的资料都夹在活页夹里：首先是彩排晚宴宾客名单，其次是婚礼当天宾客名单，第三份是仪式后的接待名单；另外还有乐队的节目单，餐饮公司的菜单以及马车公司和鸽子公司的宣传册。资料还在不断地增加。一个活页夹装满后，她又找来一个。她把活页夹放在我们公寓的咖啡桌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对我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干呢？有一点隆重，但对你没什么伤害，而且费用由我父母出。婚礼主要是为他们办的。”

“真的吗？”我逗她，“婚礼是为了他们办的？”

“也是为了我，”她说，扑哧一笑，“我只会结一次婚，而且我真的想要有马出现。”

在我认识嘉娜那晚——“雌鹿之夜”——苏菲和我已经认识六个月；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三个月。

我们住在离罗马城纪念医院不远的公寓里，苏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她是一名外科实习医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一套蓝色的手术服；她戴着猫眼眼镜，头发夹了起来：一个医生和性感图书管理员的混合体。

她准备为一栋房子报价，雇我去调查那栋房子。她选中的那栋房子位于一个很好的社区，看起来非常不错，但地下室有霉菌，还有一些不合格的电线和一个即将报废的炉子。

我带着她在房子里走了一遍，然后把调查报告交给她。

“听你这么一讲，这房子好像很糟糕。”她说。

“好消息是，都可以修。”我告诉她。

“你觉得我最多应该出多少钱？买这样一栋房子是不是太傻了？”

“你自己决定。”

“我觉得我疯了，”她说，“橱柜怎么样？”

我们最后来到厨房里。

“你觉得橱柜怎么样？”我说。

“我觉得它们很丑。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这方面我不专业。”

“还有这墙，”她说，“太米色了。”

“很多人故意把墙刷成这种颜色。中性色。让房子好卖些。”

“太米色了。我得找人来重新粉刷。”

“粉刷很容易，”我说，“你可以自己干。”

苏菲大笑。“好像我有时间刷墙似的。我甚至都没时间住在这儿。”她在厨房中央转了一圈，仿佛是最后一次看这里。“我不可能买这栋房子，”她说，“你想喝点东西吗？”

“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吗？”苏菲·埃莫森说，“草坪。”

她让我选酒吧，我们最终选择了多米尼克街上的一家小酒吧。商人聚会的地方，我父亲会去的那种地方。

“独栋房子都有草坪，”苏菲说，“你必须修剪草坪，还要浇水，还要除掉杂草。你必须种点东西，修剪它们，砍掉它们，把它们放在纸袋里，然后拖到路边。”

她喝了一口玛格丽特酒。她之前要了一杯大都会鸡尾酒，但酒保否决了她的这个想法。

“但草坪其实是我最不用担心的事情，”她说，“霉菌和坏掉的电线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才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处理这些事情。”

我抠着啤酒瓶上的标签。“你当初为什么想买房子？”我问她。

她没有立即回答我。她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你会笑我的。”她说。

“不，我不会的。”

“你也许不会笑。但你会看低我。我想买一栋房子，是因为布拉德·加温。”

她告诉我，布拉德·加温是她的同事，医院的另一个实习生。

“你应该看过那些节目，”她说，“在电视上。关于年轻医生的。”

我点点头。

“他们总是在竞争，”她说，“为了最高奖金：谁能做最棘手的手术，谁能做最多台手术。对吗？”

“对。”

“嗯，这些都是真的。但故事并不止于此。医生会在所有事情上竞争，乃至小事情：谁拥有最新款手机，谁台球打得更好。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我都要打败布拉德·加温。”

“他买了一栋房子？”

“是的。于是我想：为什么他是有房子的那个人？我也可以买房子。”她戴上眼镜，眼神从玛格丽特酒的上方越过，看着我，“你会看低我的，对吧？”

“不会。”

“你会的，但是没关系。我的性格有缺陷，但我决定改变。”她又摘掉猫眼眼镜，捏住一根眼镜腿，“我问你个问题，大卫·马龙，有人叫你戴夫吗？”

“几乎没有人。”

“我打算叫你戴夫。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她把玛格丽特酒推到一边，在桌子上方朝我这边倾身。“关于眼镜，”她说，“你喜欢我戴还是不戴，或者你觉得根本没分别？”

她的声音中有些东西，不是醉意就是恶作剧。我希望是恶作剧。

我也倾身朝她靠近，从她手里拿过眼镜，打开眼镜腿，替她戴上眼镜。我伸手去拿她头发上的夹子，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很难优雅地完成。我成功了。她的头发散落下来。她用手指梳理着头发。

“原来你觉得有分别，”她说，“我很高兴知道这个，戴夫。”

苏菲没有买房子，但三个月后我们订婚了。她放弃了她一直居住的公寓，我也放弃了我的；我们一起搬进了一套更大的公寓。

厨房里的橱柜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样式了，但很容易换。卧室的墙壁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米色，但我涂上底漆，把它们涂成天蓝色。卧室的窗户朝南，有厚重的、布满灰尘的窗帘。我们把窗帘拆下来，装上百叶窗，这样阳光就可以在早晨透进来。

并不是说苏菲早上经常在家。她的工作时间是实习生的工作时间，我永远无法预测她的工作时间。有时她会在我刚从床上爬起来时爬上我们的床。有时我晚上回到家，发现她在睡觉，床头柜上有一份吃了一半的外卖，她的衣服在地板上堆成一堆。

4月20日，星期天，她在下午四点回到家，跌跌撞撞地躺到床上。她让我在八点半叫醒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吃晚饭。我让她睡到九点，然后走进去，坐到床上——我的那一边——打开台灯，然后打开时钟收音机的音乐。这是我自创的叫醒她的方法：循序渐进，让她能慢慢习惯。

在等着音乐叫醒她时，我整理了我这一边的房间：把地板上的报纸收拾掉，把脏袜子放进我们步入式衣橱的篮子里。我移步到她那边，拿起她前一天晚上穿的胸罩和内裤，又伸手去拿她回家后脱下的那堆衣服。

这时她睁开了眼睛。她依然昏昏沉沉地说：“放在那儿吧，戴夫。我会收拾的。”

我在检查口袋，因为她衣服的口袋里总是会有东西：钢笔、记事本、医药代表想卖给医院的新药的样品……

那一刻苏菲警觉起来，掀开被子下了床。“戴夫，把衣服给我吧。”

一张纸巾，一个空的避孕套包装袋——新品牌，我们从未用过的品牌。

她把那几件衣服从我手里夺走，包括那个包装袋。她攥紧拳头，好像她可以让那个包装袋消失在拳头里。

“这是个意外情况。”

她四处寻找眼镜，找到后戴上。这花了她几秒钟时间，但她似乎故意拖延了这几秒。我等着她。

“戴夫，”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当你发现了这种事，对方只会说这句话，而事情其实就是你想的那样。

我预见到接下来的对白，也听见自己说了出来：“苏菲，他是谁？”

“只有这一次，我发誓！永永远远都不会再发生了。”

“苏菲——”

“我很抱歉，”她说，“你得相信我说的话。”我相信。她在颤抖，我可以看出来。

我搂住她，但不起作用。我说：“苏菲，告诉我是谁。”

“我不想说，”她说，“你会看低我的。”

这条线索足以暗示答案。我不想相信这个答案。

“不是布拉德·加温。”我说。

眼镜滑落，她紧紧地抱住我。她的脸贴着我的脖子，她的泪水落到我的皮肤上。她没有说出名字。我们不需要再说它，它已经被说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挣脱她，离开了公寓。我上了皮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这就是催化剂：检查苏菲衣服的口袋。这足以让我在夜里出门，到奎克山路，到我与嘉娜·弗莱彻相遇的地方。“雌鹿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