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罗杰不喜欢你。”罗杰·托利弗说。

我站起来，想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么托利弗有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习惯，要么——

“这条狗叫罗杰。”托利弗说。他扯了扯狗链，吠叫变成低鸣。“我妻子取的。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这件事能让你对婚姻生出一点思考。你能把刀收起来吗？”

我记得刀是在地上，但它现在在我手上。

“你能控制住这条狗吗？”我问。

“就算我松开绳子，它也不一定会咬你，”托利弗说，“它当然能把你扑倒。我猜它可以按住你。它会咬住你，但不会咬你。你明白这种区别吗？”

我点点头，但其实并不明白这种区别。我知道自己不想看到这条狗演示这种区别。狗又叫了，露出牙齿。我没把握它不会咬我。

“我会牵着它，”托利弗说，“我还没报警。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说。有人为了破坏我家的吸尘器闯进我家——谁信呢？”他耐心地拍拍狗，“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看了这个房间的窗户一眼，窗户打开了几厘米，和我发现它时一样。

“我用梯子。”

“你的工具还真是多，”托利弗说，“如果车道上的那辆皮卡是你的，那么你就是大卫·马龙了。这意味着你是为了嘉娜来这里的。你如果想谈谈嘉娜，我欢迎你。我可以为你开门的。”

我把刀折叠好，放回口袋。然后举起嘉娜上衣的纽扣，好让他看到。“我是为了这个来的。”我说。

他不停地收狗链，直到抓到狗项圈。他伸出另一只手接纽扣。他的眼神先是困惑，后来恍然大悟。

“哦，天哪，”他说，把纽扣递还给我，“那么来吧，我们谈谈。”

我们在外面谈。托利弗家的后院有一条狗道：一块四米宽二十来米长的地方，被铁链栅栏围了起来。他把这条叫罗杰的狗从大门里带进来，解开绳子。我走到栅栏的另一边。

“我白天不在家的时候，通常是把它关在这儿，”托利弗告诉我，“但如果没有人和它在一起，它会发疯的。”

尽管托利弗现在和它在一起，它看起来也相当疯狂。这条狗从栅栏的一端冲到另一端，不时停下来，跳起来，把爪子放在托利弗的肩上。它这样做时，托利弗会把它推下去，而它又会跳起来。

“独自在外面待太久，它会在栅栏下面挖坑。”托利弗说，根据地面的状况，我可以看出这是真的，“所以它最好待在房子里面，待在笼子里。这能让它保持平静。”

狗冲刺到跑道远端，旋过身，又回来了。它想起来了它不喜欢我这件事，隔着栅栏向我吠叫。托利弗刚才从房子里出来时带着一袋玩具：生皮骨头和网球。他挑了一个球，朝远处扔出去。狗在后面飞快地追赶。

“太可怕了，”罗杰·托利弗说，“发生在嘉娜身上的事。”

“她人在这儿，十来天之前，”我说，“20号那天，是吧？”

“没错。”

“她离开的时候，衣服上少了几颗纽扣，”我说，“脸上还多了块瘀伤。”

“我知道。那是罗杰干的。”

狗嘴里衔着球回来了。托利弗把球从狗嘴里拔出来，扔到跑道的另一头。

“那天晚上，嘉娜第一次来这里，”他说，“我把狗关在笼子里，有其他人在家时，我有时就把它关在笼子里。嘉娜看到它被关起来了，表示她不喜欢这样，即使我解释了原因。我把它放出来，它立马就把嘉娜扑倒了。它很顽皮，你也看到了。”

仿佛是得到了鼓励，狗衔着球跑了过来。托利弗试图把球从它的嘴里拔出来，他们两个开始了拔河比赛。

“它很顽皮，”托利弗再次说道，“玩得很凶。当有人想和它玩时，情况会更糟，尤其是爱狗的人，比如嘉娜。”

这条叫罗杰的狗赢得了拔河比赛，躺在地上啃起了球。

“你看见它是怎么跑的了，”托利弗说，“它在房子里也是这样跑的。它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再折返。那个星期天晚上，嘉娜让它非常兴奋。它兴奋起来后，力气大得吓人。在嘉娜弯下腰捡它的一件玩具时，它就冲向了嘉娜。它的头顶撞到了嘉娜的脸颊。”

托利弗和我站在铁链栅栏的两边，我在思考是否应该相信他。

“纽扣呢？”我问，“也是狗干的？”

他点点头。“就像我说的，罗杰玩得很凶。我都没办法告诉你它抓掉了多少纽扣，撕破了多少衣袖，咬破了多少裤腿。我对整个事情感到羞愧，但嘉娜在脸颊上敷了些冰块，一笑置之。”

他耸了耸肩，好像这件事让他很尴尬。我看着他的眼睛，再次试图判断他是否在撒谎。他有一双明亮、敏锐的眼睛和一张令人愉快的脸，棕色的头发，头顶部分发量已经开始稀疏，但两边还很厚，而且是卷曲的。他比我矮几厘米，大概四十岁，肚子有点大，但这并没有让他行动迟缓。他的着装很随意：没有打领带的斜纹衬衫，卡其裤，添柏岚牌的靴子。

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会对学生动手动脚、撕掉她们上衣的纽扣并殴打她们的人，但外表什么都说明不了。他是法学教授，这意味着他是律师，也意味着他接受过游说演讲训练。他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信服。

所以现在就认定他说的是真话还为时过早。另外，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

“你说，嘉娜那晚是第一次来你家。”

“对。”

“她来这里干什么？”

托利弗转过脸，低头看着脚边的狗。

“哦，”他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听说过‘无辜者计划’吗？”罗杰·托利弗问我。

“有些耳熟。”我说。

我们坐在他院子里露天平台上的椅子里。罗杰那狗从狗跑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看着我们，似乎还不能决定应该对自己被抛在一边这件事作出什么反应。

“这是一个试图帮助被司法误判的人的组织，试图推翻那些对无辜者的判决，”托利弗说，“当然，这是很多律师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而且你不必以某个官方组织成员的身份来做这件事。”他停顿了一下，害羞地看着远方，“好吧，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大学里运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无辜者计划’组织。”

他脚边的木板上有个大花盆。除了一些三叶草，里面什么都没长。我看着他把一只穿靴子的脚搭在花盆的边缘。

“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功，”他说，“纽约州锡拉丘兹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案子：一个年轻的西班牙裔男子性侵了许多女大学生。一个二十岁、名叫赫克托·德尔加多的年轻人被定罪，因为一些受害者从一组照片里挑出了他。警方当时从犯罪者的精液和唾液中提取了DNA，但从未进行测试。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两年前我们赢得上诉，因为最终的测试证明，两者的DNA并不匹配。他在服刑十六年后被释放出狱。”

“《锡拉丘兹先驱报》报道了这个故事，美联社也报道了。《新闻周刊》做了专题，他们派了一名摄影师来给我拍照，大学里的同事们还为此取笑我；但这种宣传有助于吸引学生来法学院——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学生。”

“比如嘉娜。”我说。

“的确如此。”托利弗说，“我通常不与一年级学生一起工作，但嘉娜很热心。1月份，新学期刚开始，她就加入了这个项目。我依靠学生帮忙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对案件进行基本研究，回复囚犯及其家人——寻求帮助的人——的询问。”

他双手抱着肚子，手指交错。“事实上，”他说，“我们不断收到求助信息，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处理能力。在这个国家，最终被推翻的刑事定罪数量非常少，而每一次上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所以你必须有所选择。一些学生很难理解这一点。

“嘉娜就是其中之一。她被一个案件吸引了，一个本地案件——加里·迪恩·普鲁伊特案。他被裁定谋杀了妻子。虽然证据不足，但普鲁伊特是个情况很不妙的被告。他是高中教师，与以前的一个学生有染，这足以使他不被陪审团同情。妻子凯西发现了他有外遇，他承认他们为此争吵过。但据他说，妻子在一个周六下午凭空消失了，开车离开后，再也没回来。

“凯西·普鲁伊特也是一名教师。警察开始搜寻她的时候，发现她的车停在她任教学校附近的一条街上。三个星期后，他们在城郊野地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先被刺伤，然后被闷死了。他们很早就怀疑加里·普鲁伊特，他们搜查他的车时，在后备厢里发现了他妻子的几缕头发。但这是他们找到的唯一能将他与她的死亡联系起来的实物证据，而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决定性的证据。普鲁伊特的律师声称，这些头发来自后备厢中的一条毯子，普鲁伊特和妻子常在野餐时用这条毯子。”

“他们如果只有这么点证据，怎么能定他的罪呢？”我问。

出乎我的意料，托利弗的眼角漾起笑意。“他们不只有这么点证据，”他说，“他们还有拿破仑。”

“拿破仑？”

“他叫拿破仑·沃什伯恩，信不信由你。他的绰号叫坡。”托利弗向西望去，太阳正在那里向树顶处下坠，“坡·沃什伯恩是个小混混，”他说，“入店行窃，小偷小摸。他因为常偷自行车臭名远扬。后来他因为犯了更严重的事被抓了：他偷了一辆车。他面临真正的刑罚。他在县监狱里等待判刑——与此同时，加里·普鲁伊特也在等待审判。他们被关在相邻的监室里。沃什伯恩称，有一天他们聊了起来，普鲁伊特承认杀了妻子。”

“你觉得沃什伯恩说的话是真的吗？”

“很难说。但教训是，你如果是嫌疑人，那么除了律师，最好不要和任何人聊案子。不要和最好的朋友聊，不要和警察聊，也不要和你在监室里认识的人聊。这是个常识性的原则，但人们总是忘记它。”

他张开双手，希望我能认同。我点点头。我没对他说自己昨晚和一个警探聊了几个小时的事。

“所以沃什伯恩在审判中为所谓的‘认罪’作证，”托利弗说，“而陪审团投票判定被告有罪。加里·迪安·普鲁伊特正在服无期徒刑。”

“你觉得他是无辜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然后他向你求助——联系了你的‘无辜者计划’组织？”

笑意又回到托利弗的眼睛里。他摇摇头。“怪就怪在这里，”他说，“那个自行车惯偷打了电话给我们。”

“沃什伯恩？”

托利弗点点头。“接电话的是嘉娜——这是2月中旬的事。很显然，坡·沃什伯恩正在受良心的折磨。他告诉嘉娜，没有什么监室里的认罪，那是他编的。嘉娜对普鲁伊特的案子做了点调查，发现证据太薄弱了，所以把它交给我。我告诉她，我们得跳过这个案子。”

“为什么？”

托利弗用一只手掌摸了摸头发。“因为有些现实是你必须接受的。你不可能拯救所有人。你必须权衡概率。在大多数这类案件中，定罪被推翻，是因为有DNA证据。谁也不能和DNA争论。DNA不匹配，就等于你抓错了人。但在普鲁伊特案中，没有犯罪者的DNA。普鲁伊特的妻子并没有受到性侵。

“再来说监室里的认罪。假设那是沃什伯恩编造的。你必须让法官相信，他以前说的是假话，现在说的是真话。然后你还必须证明，没有监室里的认罪，法官就不能定加里·普鲁伊特的罪。但这可不一定。就算你能证明这一点，普鲁伊特还是不能重获自由，还是不行。你最多只能让他被减刑。

“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普鲁伊特的妻子是在不到两年前被杀害的，普鲁伊特是去年春天被定罪的。如果不是他干的，那么他一直在遭受着可怕的不公正。而有些人几十年来一直在遭受同样的不公正。时间不应该成为接案条件，但它确实重要。如果不能帮助每一个人，那你就努力帮助那些等待时间最长的人。”

托利弗把脚从花盆上拿下来，朝我倾过身来。“2月份的时候，我对嘉娜也说了上述所有观点，”他说，“嘉娜不开心。我不能怪她。我也不开心。”

“但她没有放弃这个案子。”我说。

“是的。所以她上上个周日到这里来了，再次试图说服我，”他皱眉，“但她收获了个黑眼圈，因为罗杰太调皮了。”

“但是你没改变主意？”

“是也不是，”他说，低头看着露天平台的木板，“我没有作出什么承诺，但说我会和坡·沃什伯恩谈谈。我想我至少可以做这件事。”

“那么你和他谈了吗？”

“是的，在电话里谈的。谈得不好。我问他是否愿意在宣誓书上签字——关于他谎称普鲁伊特认罪这件事——他没有直接给我答案。‘我想做对的事，’他告诉我，‘但很难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我需要确定，你能够照顾我。’”

“他是什么意思呢？”我问，“他害怕告诉你真相会发生什么对他不利的事吗？”

托利弗抬头看着我。“这是个暗示：如果他改变说法，有人会不喜欢。但这个暗示也和钱有关。他谈到自己想要个新的开始。‘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他说，‘所以要花不少钱。’最后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普鲁伊特到底有没有向你认罪？’‘你需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告诉我，‘只要你愿意照顾我。’”

托利弗耸耸肩。“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知道他并非想帮助加里·普鲁伊特。他联系我们，是因为他想从这个案子上弄点钱，他作为证人是没有用处的。”

我看着托利弗对着花盆弯下身，摘了一片三叶草。

“你把这次谈话告诉嘉娜后，她说了什么？”我问他。

“我没告诉过她，”他说，“我前天看到她了，本来想告诉她。但我知道她会失望的。她最近有点不一样了，似乎比以前更快乐了。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她认识了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大卫。’她告诉我。所以今天在外面的皮卡上看到你的名字时，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他在指间揉了揉三叶草，然后把它弹开，“所以我们聊到这里了，嘉娜走了。警方有什么线索吗？”

我思考着该如何回答他。我能提供给弗兰克·莫雷蒂的唯一线索就是树林里的一根冰棒棍。

“我不是特别清楚。”我说。

托利弗从椅子里站起来。罗杰仍在院子里欢腾：它正在铁链栅栏下面刨土。

“你应该小心一点儿，”托利弗说，“男朋友总是会成为嫌疑人。”

我本想说大学生受害者的教授也是如此。

他掏出钱包，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最好离警察远一点，”他说，“如果有需要，打电话给我。”

我站起来，接过名片，思考着罗杰·托利弗对我的态度。他是对的：我是嫌疑人。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怀疑我。也许这是辩护律师的守则：每个人都应该被假定为无罪。也许他相信嘉娜的判断力，认为她不会和一个会谋杀她的人扯上关系。或者他知道我是无辜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嘉娜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就是那个把双手放在她喉咙上的人。

我们站在夕阳下他家院子里的木制露天平台上，我想不出个所以然。

“你觉得是谁杀了她？”我问他。

这个问题似乎让他很惊讶。“我不愿意瞎猜，”他说，“可能是随机犯罪。她住的那个地方……”他撇了撇嘴，好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有没有可能是坡·沃什伯恩？”我问。

他皱起眉头。“沃什伯恩没有暴力犯罪记录。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紧追不舍。“有没有可能是沃什伯恩害怕的那些人呢？”

“他们为什么要杀嘉娜呢？”

“他们想让沃什伯恩闭嘴，嘉娜想让他开口。”

我的这个想法让他有些不快。我可以从他的姿势和眼睛里看出这一点。但这可能是装出来的，如果是装出来的，那么他演得很好。

“我觉得沃什伯恩在编瞎话，”托利弗说，“他想证明向我要钱是合理的。我不相信他真的面临什么危险。”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你认为我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