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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在嘉娜·弗莱彻去世后，在我发现她的尸体后——我看着弗兰克·莫雷蒂警探用指尖捏着他那肉乎乎的鼻梁；我听见他深吸一口气。

“冰棒棍？”他说。

“在嘉娜公寓后面的树林里，”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他一只手按着我们两人之间的桌子。“我们不要自作主张了。我需要知道关于她的一切，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什么。从你们相遇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从那时开始。”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告诉他我记得的关于“雌鹿之夜”的一切，以及嘉娜认为她被监视的那个月夜。我对他讲到女房东的孙子西蒙·兰尼克。我们谈到了我每次见到嘉娜的情况，我们一起去的每个地方。莫雷蒂有时会做笔记。偶尔，他的某个同事会敲门，把他叫到走廊上，我会听到他们谈话的片段——在莫雷蒂离开关门时和回来开门时的瞬间。

我们也谈到了苏菲·埃莫森。我不该把她牵扯进来，但莫雷蒂已经知道她的存在——知道我们订过婚。而且他可以看见我太阳穴上的伤口，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你这算轻的。”他说。

苏菲打了我之后就后悔了——至少，她说她很抱歉。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后悔，或者是否应该后悔。她提议为我缝合伤口，或者开车送我去医院，让别人来做。我最终自己处理了伤口——在我们公寓的浴室里用酒精擦拭，然后又用纱布和胶带包上。

那时，嘉娜还有四个小时的生命，在那四个小时里，我没有做任何能增加她生还概率的事。

我溜出公寓，没有再跟苏菲说一句话。这很容易——她好像并不想阻止我。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餐馆吃了午饭。之后，我开车去了一个有人工湖和九洞高尔夫球场的小区，为一个保险推销员和他怀孕的妻子做房屋检查。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装修好的地下室——除了屋顶需要重修，其他都很好。

我去保险推销员那里取了一张支票，又去银行把支票存进我的账户。然后我停车喝了杯咖啡。那时已经快到五点了，我和嘉娜定好七点半在“猎鹰”餐厅吃晚饭——就是天花板下面挂着独木舟的那家餐厅。

计划是这样，但我本可以不按计划行事。我本可以主动去找她，完成我一直在拖延的事情——告诉她关于苏菲的事。

而我却继续开着车，思考该怎么告诉她关于苏菲的事，如何实施计划。你可以说太阳穴上的伤口让我对和女人说话感到胆怯。你也可以说我是个懦夫，我的懦弱让嘉娜失去了生命。

很难回想起我开车路过的每一个地方，尽管弗兰克·莫雷蒂想让我回想起来；在满墙白色瓷砖的房间里，他向我询问了每一个细节。我知道我去了奎克山路。除了普利茅斯挡风玻璃碎裂后落下的几块碎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标记嘉娜与鹿相遇的地点。

七点半，我坐在我们平常坐的卡座里，就是独木舟下面的那个位置。我撕掉太阳穴上的胶布和纱布，因为我想，伤口无论看起来有多严重，都不会像头上贴着一个白色方块那样引人注目。我等着嘉娜。

七点四十五分，嘉娜还没有出现，我用手机打电话到她的公寓。没有人接。我给电话答录机留了言。八点时我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八点十分，我喝完我点的饮料，把账单钱留在桌上给服务员。我开车去嘉娜的公寓——速度很快，但不是太快。因为一方面有人把她弄伤过，这个人可能还在树林里偷看过她；但另一方面，我不想反应过度。也许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也许她的车坏了。

我在八点半左右来到她的公寓所在的街上，看到她那辆破旧的普利茅斯停在车道上——挡风玻璃是崭新的，那是在鹿撞碎了旧挡风玻璃后新装的。公寓里所有的灯似乎都关了，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问题。起初，连前门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在我正要把钥匙插进锁里时，门自己向内转开，随后我看到门框的一部分已经裂开。

关于灯光，我错了。屋里还有一盏灯亮着。有一盏茶烛在客厅地板上烧着，离嘉娜的左脚四十五厘米左右。

我打开开关，头顶上的灯亮了。如果我此前心中对嘉娜已经死了还有怀疑，那么现在怀疑消失了。

她仰面躺着，睁着眼睛，脸向右肩倾斜。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她脸颊上的新月形瘀伤已经消失了。

“正在消退。再过几天，你就看不到它了。”

但她身上现在有其他伤痕：脖子上有好多处丑陋的瘀伤，有人用拇指掐住她的喉咙。她的上衣被撕开了。她的牛仔裤和内裤被拉到了膝盖上。她光着脚。

壁炉台上的那根木条现在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它有一百二十厘米长，比棒球棒还长——她可能把它当成了棍子使用。我希望她这样做了，我希望她至少用这根木条痛打了杀她的人一次。

如果她这样做了，就可以解释茶烛的情况了。它们本来是在壁炉台上燃烧着的，在木条上的浅孔里。现在茶烛散落在硬木地板上，其中三盏已经熄灭，只剩一盏还在烧着。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一幕，但无法回想起嘉娜的表情，这是一件幸事。我只记得她的表情不对。就像你在街上瞥见一个你认识的人，而他们不知道你在看他们，他们表情痛苦，或愤怒，或沮丧，你看到的是并未处于防备状态的他们。他们看起来不对劲，他们看起来不像他们自己。

这个比喻不够贴切，但已经接近事实。我只能做到这么接近了。

“所以你根本就没检查脉搏。”弗兰克·莫雷蒂说。

“是的。”

“有些人会检查脉搏。”

“我根本没必要那样做，”我说，“她已经走了。”

“你也没有盖住她。”

“盖住她？”

“用床单或者毯子。”

“我应该那样做？”

“你没那样做更好，不然可能会破坏证据。”

“那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会那样做，”莫雷蒂说，“她在地板上，衣衫不整，脆弱不堪。关心她的人可能会想把她盖起来。”

“你的意思是我不关心她。”

“我没这么说。”

不管怎样，我握住她的手。我用手机报了警，跪在她身边等待。她的手既不冷也不热，感觉像手套一样空空如也，但我还是握着。我不知道自己握她的手握了多久，反正一直持续到第一个警察出现。

他很年轻，是一名执行交通任务的巡警。我去门口迎接他，他一眼就看到尸体，迅速从我旁边擦身过去。我站在通往厨房的过道上看着他的背影，他正低头看着嘉娜。我想这一定是他第一次遇到凶杀案。他终于转过身来时脸色灰暗。我向后退到厨房里，对着水槽做了个手势。我想他可能需要水槽。

他最终没吐。他趴在水槽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但没吐出来。然后他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擦嘴，尽管在我看来他的嘴巴上干干净净的。

“你没事了。”我告诉他。

我说错话了，因为这话提醒了他，我一直都在他旁边。他一直很粗心。谁知道我在他背对着我时能做什么？我本可以打他的头，抢走他的枪，开着他的车去兜风。他决定强硬起来。

“双手抱头。”

“哦，别这样。”

“快点儿。”

他解开枪套，摸到枪柄，我把双手放在头上。他让我转身，我也照做了。我面对着过道旁边的墙壁。我听到汽车驶入车道的声音，更多的警察来了。我感觉到他把手放在我的衣领后面，听到他说我有权利保持沉默。他粗暴地把我往前推，我想我如果没有转头，鼻子就被他弄断了。果然，我的侧脸撞到墙上，太阳穴上的伤口被撞得裂开了。

在满墙白色瓷砖的房间里，我的手指不断回到太阳穴的伤口上。伤口好像是地貌独特的一个区域：一条长长细细的山脊。莫雷蒂给了我一片创可贴，但创可贴不够大，盖不住伤口。我可以感觉到伤口两边的末端。

莫雷蒂看着我不停地摸伤口。他合上笔记本，说：“好吧，我们要休息一下。十分钟，然后我们从头开始。”

“不用了。”我说。

“不用？”

“我要走了。”

他听了这话后笑了。“你哪儿也去不了。”

“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我还有问题要问。”

当时差不多是凌晨三点，我也有问题。不是那种可以在那个房间里得到答案的问题。我很累，我需要知道我的处境。要知道我的处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直面这个问题。

“我已经在这里待得够久了，”我说，“你必须让我离开，不然就以什么罪名控告我。但我不认为你会控告我。”

“为什么呢？”莫雷蒂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可以弄清楚嘉娜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这是在猜测，但这似乎很有可能。这可能是他在走廊上的一次谈话的主题。“嘉娜可能是在我坐在‘猎鹰’餐厅里等她的时候去世的，你可以去证实这一点。你可能已经这么做过了。”

我希望这可能是真的，但莫雷蒂的反应——只是摇了一下头——表明我不会那么幸运。

“法医猜测，嘉娜·弗莱彻很有可能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死亡的，”他说，“这意味着事情发生在你开车、思考的时候，根据你的故事来说。”

“那不是故事。”

“在我确认之前就是故事。”

我耸耸肩。“你不会起诉我的，太仓促了。你想拿得准一些。你不会希望自己过几天就被证明错了——当你发现另有其人时。那会让你难堪——”

“我不在乎难堪不难堪。”

“不让我走，对你和整个警察部门都不利。你好像忘记了我是谁。这个城市的好几幢建筑上都有我家的姓。你如果在这件事上做错了，我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莫雷蒂皱眉。“你在威胁我吗？”

“不是。我已经没话和你讲了。你如果打算把我留在这儿，我要打电话给律师。”

我坐回到椅子里，抱起胳膊；他浓眉下的眼睛瞪着我。在我们头顶上，荧光灯嘶嘶作响——为我们的意志较量提供了恰当的背景音。我们本可能就这样待很长时间，但有人敲了门；莫雷蒂慢慢站起来，拿着笔记本走了出去。

他在外面待了二十分钟。第一个十分钟后，我起身检查了一下门（锁着），然后伸了个懒腰，在桌子周围踱步。我听不到走廊上的任何声音，但我猜莫雷蒂正在外面和某个人谈话——他们也许在谈如果他们拒绝放我走，我是否真的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我希望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这种可能性能让他们感到紧张；但我不认为自己能给他们制造什么麻烦——他们调查一下我和家族的关系就会知道这一点。我对莫雷蒂说的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

是莫雷蒂主动提奥斯丁·马龙这个名字的——那位成功使自己的名字雕刻在贝拉米大学的某些建筑上的人。奥斯丁的确是我的曾祖父，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个有钱人。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生意：一家生产电话铜线和铜制水管的工厂。但工厂是脏兮兮的地方，而奥斯丁·马龙对待在脏兮兮的地方没兴趣。他在父亲去世后将工厂卖给了雷维尔铜业公司（1928年），并用这笔钱买下了它能买到的所有声名和精致的生活。

这笔钱买到了相当多的东西。奥斯丁·马龙没有投资股市，平稳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于1949年去世时，身边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笔巨大的财富被分成八份后，相当于八份非常普通的财富。时光荏苒，两代人之后，那笔财富已经不剩什么，只剩下随处可见的石头外墙上刻着的名字，以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我的父亲是建筑承包商，便也送我去大学学习工程。我的亲戚们都有很好的职业——我有个表弟甚至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但他学的是税法而非刑法。他帮不到我。

所以我对弗兰克·莫雷蒂的威胁只是空谈。我无法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如果他想给我制造麻烦，马龙家族中没有人能一个电话就让麻烦消失。

我不知道是我的虚张声势起了作用，还是莫雷蒂是个诚实的警察，不想在情况不明确时以谋杀罪逮捕一个人，但在他离开的二十分钟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回到房间的时候，眼睛里没了神采，又显出很疲惫的样子。他拿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钱包、手机和其他财产。他把塑料袋扔到桌子上，扶着门说：“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