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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用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病毒，就会意外发现，人类可能根本离不开病毒。病毒不但是生命的缔造者，而且是驱动人类进化的终极力量。
历史如同遍布迷雾的丛林，身处其中的我们很难知道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每走一步都需要小心探索。此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穿过迷雾，在阳光升起的早晨回望丛林，我们才会后知后觉地辨别道路的曲折与对错。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中国人穿越了一片步步惊心的历史丛林，让我们得以一边披荆斩棘、感叹世事无常，一边欣赏万花千树的风景，庆幸万物皆有定数。对抗新冠病毒是一场隐蔽的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度充满忧虑，但现在无疑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
时间回溯到2019年12月，阴冷的武汉突然出现了多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相关资料可供参考，有些患者被当成普通肺炎进行收治。患者数量越来越多，有些患者经过简单处理后很快康复，但另一些重症患者的治疗进程则极不顺利。在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不过很快新冠病毒就会掀起面纱，在世人面前展示真容。
由于仓促应战，加上对病毒缺乏足够的了解，武汉出现了疫情暴发的势头。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武汉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从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开始封城，进行了长达76天的自我隔离，有效切断了病毒向外输出的通道。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正是除夕，当时我身在安徽，由于远离风暴中心，还没有深切感受到恐慌，仍然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照例回到老家陪父母过年。在饭桌间聊到武汉的疫情，为了安慰大家，我饶有兴致地谈起了美国暴发的大流感。当时美国各地流感病例激增，患病人数接近两千万，死亡人数也迅速增加，使得这次疫情成为美国四十年来最致命的流感疫情。我觉得新冠疫情大抵与流感类似，应该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可以载入史册的巨大灾难。
春节后我回到了学校，综合各种媒体资料，我发现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接着，学校开始封闭校门，对人员进出的管控力度不断升级，我这才意识到了疫情的重大威胁，感受到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气氛。这场抗疫之战不仅是事关个人命运的战斗，也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战斗，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当时全国已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停摆状态，公共管理部门全面动员，各省人民与武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纷纷组建医疗队伍、携带医用物资驰援武汉。各大部门协调合作，以惊人的速度在武汉建立起了一批用于疫情防控的方舱医院。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抗疫工作中去，但在校园内仍然感受到了激动人心的抗疫精神。
之后，安徽也有了新增病例。有一天，我在校园内听到外面有警笛开道的声音，接着，是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后来接到通报，我们当地也出现了新增病例，恐慌的情绪在悄悄蔓延。
我们学校有东西两个校区，两边有天桥连通。全面停摆期间，外人不得进入校门，但驻校教师可以通过天桥在两个校区走动。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到西区散步，路过天桥时略做停顿，向下一看，顿时感慨万千。往年这个时候，天桥下来往拜年的人们川流如织、车水马龙，灯光闪烁如天上的街市，一派欢乐祥和的气象。如今天桥下却是空空荡荡、异常安静，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只有偶尔路过的警车缓缓地闪着警灯，如水般从天桥下滑过。大地无声、远山无言，似乎都在默默向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勇士们致敬。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肃穆与庄严的力量，对抗击疫情充满了信心。所以我后来在和朋友聊天时提到过，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而是没有遭到过SARS（萨斯）挑战的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拿出怎样的决心和智慧来处理疫情。这不是什么事后诸葛亮式的自吹自擂，也不是有什么灵光一闪的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2003年的SARS疫情，已经见识过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那时，SARS病毒开始肆虐，各地都逐步采取了科学严格的防范措施。记得某天我正从杭州出差回到学校，发现校门已经封闭，许多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在检查来往人员，登记出入校园的事由。我也遭到了门卫阻挡，经过校医院的认真检查，才得以回到家里。后来，我出差到合肥，出入车站都要接受体温检测，车站也有专人在喷洒消毒剂，大家都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疫。而在抗疫第一线，大量医护人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公共卫生体系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最终我们彻底战胜了SARS病毒，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应对疫情的反应能力和公共管理经验。2020年的新冠疫情虽然比SARS更加凶猛，但其基本传播规律并没有改变。只要我们科学防范，服从公共管理，完全可以书写一次新的胜利。
2020年2月11日，在数易其名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研讨会上，正式建议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意思是“2019年冠状病毒病”。同一天，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则将这种病毒命名为“SARS-CoV-2”，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俗称新冠病毒，相应的肺炎简称为新冠肺炎。时隔一年之后，在全球累计病例已经超过一亿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偶发病例和零星的外来输入病例。毫无疑问，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中国已经走过迷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胜利，堪称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病毒的溯源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21年2月9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列出了新冠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四个假说，分别是动物直接传人假说、中间宿主传播假说、冷冻食品传播假说和实验室泄漏假说，并认为最有可能的途径是由动物直接传播给人类，最不可能的途径是实验室病毒泄漏。世界卫生组织未来将不再就最后一种假说展开研究。
这个结论当然不是最后的定论，而是一个初步的总结。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学界将会就新冠病毒的出现与传播过程给出更加清晰和明确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迷雾必将散去。
事实上，除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2003年的SARS疫情，我还亲身经历过好几次可怕的疫情，都在记忆深处刻下了恐惧的阴影。比如1996年，我就经历过一波乙肝疫情。当时我所在的乡出现了好几个乙肝病人，村民人人自危，纷纷到县城医院检查大小三阳，我也是其中一员。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真切的恐惧，幸好结果是阴性。
时间再向前推，1988年，我正在读高中，恰逢上海市甲型肝炎流行，疫情开始沿着京沪铁路向安徽传播，而我就读的高中恰好就在京沪线上。当时学校高度警戒，每天都在操场上用大铁锅熬制板蓝根汤剂让学生排队去喝。学生也高度自觉，就算是一些不遵守纪律的捣蛋生，也会乖乖服从教师的管理。那次疫情危机也是平安度过。
在我刚进高中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第一次听说了“艾滋病”这个名词，又从广播上得知艾滋病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安徽已经有了首个病例。当时我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仅从报纸杂志的片言只语中感觉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闻之几如洪水猛兽。小小的内心世界因此而填满了阴影，我觉得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可怕的陷阱，在好长时间内都是胆战心惊。
在我的记忆中，关于传染病最早的恐惧来自所谓的“二号病”，那是我第一次联想到死亡。大约是在1980年，当时我正读小学，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号病”，只知道那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村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水井都被村干部投放了消毒剂，气味特别难闻，说是这样可以阻断“二号病”传播。我们几个小孩在路上谈起“二号病”，甚至害怕到号啕大哭，不愿意上学，生怕在学校被传染。后来我才知道，“二号病”就是霍乱，在当时仍是一种高度致死的疾病。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经历过的这几种传染病，包括霍乱、乙肝、甲肝和艾滋病，至今仍然是重要的传染病，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
我最早的关于疫情的记忆来自天花，大概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1977年左右。我现在已经知道，当时天花在中国已经灭绝。但可能是因为村民并不太了解情况，误以为我得了天花，村里的说法是“出痘”了。我只记得家里人按照传统做法，为我在屋外搭了一个小草棚，算是隔离居住。好在那时年纪太小，并没有感觉多么恐惧，倒是觉得住在小草棚里挺有趣。我在小草棚里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直到快放暑假才重新回到学校，结果期末考试好几门课不及格。
在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当中，我就已储存了这么多可怕的疫情记忆，更不要说我时常感染的疟疾，都已让我麻木了。此外肯定还有其他疫情是我所不了解的，可见疫情其实一直相伴左右，从未远离。如果超越个人视野的限制，再将回顾的时间拉长，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疫情，就会发现人类一直遭受着连绵不绝的攻击。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战斗，是一场漫长而隐蔽的战争，自古至今，从未停歇。其间各种瘟疫此起彼伏，毫无规律，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曾对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但都已被人类踩在了脚下。
从最近的历史说起，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三天——1949年10月3日，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境内察汉崩崩村就出现了一例肺鼠疫死亡病例。肺鼠疫病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并且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短时间内，就在400多人的崩崩村造成了36人死亡。村民开始大量外逃，疫情随之向张家口一带蔓延，给多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中央政府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立即成立工作组，积极开展防疫工作，同时向当时的苏联请求援助。苏联政府紧急派出卫生专家连夜赶到北京，制定了科学的疫情控制计划。通过大规模隔离和接种疫苗等有效措施，中央政府终于在12月初彻底扑灭这场疫情，取得了新中国抗疫的首场胜利。
除肺鼠疫之外，新中国还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系统抗击了血吸虫疫情、肺结核疫情、麻风病疫情、丙肝疫情、天花疫情、疟疾疫情、克山病疫情等，都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在抗击疫情的隐蔽战斗中，中国人民一直保持着高度信心和勇气，从来没有退缩过。
在此前更长的历史年代中，我们对曾经出现过的流行病疫情次数已无法做出准确的估计。仅按《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的记载，在1840年以前的疫情记录就有800多条，其他各地县志记载的局部疫情更是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有几次著名的瘟疫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比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军围攻京师时，京城早已鼠疫肆虐，根本无力组织抵抗。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当时城防军队元气大伤，城墙上每三个垛口才有一名士兵守卫，而且身体瘦弱，甚至带病上岗，毫无战斗力可言。李自成就这样顺利攻入北京城，却在四十多天后弃城出逃，并在短期内彻底失去战斗力，往日所向披靡的锋芒不再。历史学家曾经对此大惑不解。比起当年的流寇生涯，李自成的力量只强不弱，与清兵在山海关一役中也没有伤及元气，精锐尚在，却一溃千里，令人十分困惑。有学者认为，李自成兵败的原因就在于时机不对，他在错误的时间闯进了错误的地点，军队染上了京城鼠疫，未经大战就已折损大半。
南宋末年，文天祥领兵抗元时，队伍同样遭到了瘟疫的打击。文天祥的母亲和儿子都死于病患。文天祥活动的赣州一带人口损失达到80%，瘟疫的源头可能就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鼠疫。
五代十国时期的周世宗柴荣天纵英才、用兵神武，西掠后蜀、南击南唐，东收江淮、北破契丹，力战四方、所向披靡，正当他准备夺取幽州荡平北方时，却突然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39岁。据史家推测，柴荣之死，可能也与对北方骑兵作战时感染鼠疫有关。
中国最早的瘟疫记录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在古代的文献记录中，瘟疫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古人缺乏区别不同疾病的能力，偏爱以瘟疫、伤寒、瘴气等模棱两可的名词加以概括，同一个词往往可能指代好几种疾病。这些疾病中以鼠疫最为常见，对人类文明的冲击也最为激烈。
鼠疫杆菌是引起鼠疫的罪魁祸首，主要寄生在啮齿类动物的淋巴结中，可以通过跳蚤传播。病原体先在跳蚤体内大量分裂，直至堵塞消化道，致使跳蚤无法吸收营养。在强烈的饥饿感驱使下，跳蚤会不停地叮咬老鼠。老鼠感染鼠疫杆菌以后，容易因高烧而导致身体脱水，必须四处寻找水源，并在大量喝水后肚胀而死，病菌泄漏，对水源造成严重污染。人类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后，就会出现大面积疫情。患者往往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淋巴结肿大、急性肺炎等症状。在缺乏特效药物的古代，鼠疫很容易引发人口密集死亡，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主要敌人。
草原和沙漠中生活着大量啮齿类动物，是鼠疫的高发地带。古代骑兵从北方兴起时，立即成为鼠疫的重要传播者。战马的流动范围大大超出了啮齿类动物，在人类战争的裹挟下，不断将鼠疫杆菌传向四面八方。所以凡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发生交集的时间和空间内，都无法避免鼠疫的袭击。这个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同样适用。
在世界历史上，鼠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破坏力量。曾被历史学家反复提起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大面积瘟疫有数十次之多，其中绝大多数都与鼠疫有关。著名的三次鼠疫大流行，都曾波及全世界，对人类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出现于1894年前后，从亚洲开始，后来蔓延到了所有大陆，仅在印度和中国，就有超过1200万人死于鼠疫。而第三次鼠疫流行的时候，恰逢人类社会最动荡的时期，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起始于1348年左右，在欧洲有个广为人知的名称，那就是黑死病。这次鼠疫大流行持续了数百年时间，直到1800年左右才告一段落，其中又以伦敦大瘟疫、米兰大瘟疫等城市疫情造成的损失尤其惊人。在这充满苦难与死亡的四百多年中，黑死病用恐怖的力量直接摧毁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意外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开始于公元541年前后，当时的东罗马帝国正值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的时期。鼠疫从埃及暴发，迅速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杀死了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所以此次瘟疫被史学家称为“查士丁尼瘟疫”或“君士坦丁堡瘟疫”。此后，鼠疫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消耗了四分之一的罗马人口，导致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最终走向崩溃。
还有一些令历史学家无法断定是何种疾病的疫情，同样也用独特的方式影响了历史的走向。比如古代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一度横扫希腊、灭亡波斯，建立起了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正当他准备东击印度、西击罗马，建立不世功勋时，他却被一只小小的蚊虫叮了一下，然后便在公元前323年染病身亡，留下了大片疆土无人管理。帝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很快分崩离析。
西方对瘟疫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了一种来自遥远的埃塞俄比亚的疾病，越过埃及和利比亚，突然降临雅典，给雅典城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后人称之为“雅典瘟疫”。
当时的雅典正处于巅峰时期，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曾经打败过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民主制度也一度成为文明的代表。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海军正面抵抗斯巴达联盟的进攻，一度令斯巴达军队进退维谷。但就在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雅典瘟疫突然暴发，严重削弱了雅典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导致雅典联盟失败。古典时代就此宣告结束，希腊式的民主制度也同步终结。以雅典瘟疫为起点，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那么，造成雅典瘟疫的病原体又是什么呢？
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瘟疫不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还可以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修昔底德自己也曾被感染，甚至差点儿死去，所以他对病症的描述相对可信。修昔底德写道：“患者眼睛充血，嘴里发出恶臭，不停地打喷嚏，伴有咳嗽呕吐，皮肤出现斑疹甚至发展为溃疡。病人浑身燥热，特别喜欢冷水，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患者开始出现严重的腹泻，多数感染者因此而死去，就算侥幸痊愈，也会留下残疾或者性功能退化等后遗症，有人甚至变成盲人，内心充满了绝望。”
修昔底德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关于雅典瘟疫的宝贵史料，同时也留下了大量谜团。关于病原体的猜测长期悬而未决。修昔底德对病症的描述不可谓不详尽，但正因为详尽，反而出现了许多矛盾，医学界很难从中得出统一的结论。最常被提及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鼠疫、猩红热、麻疹、斑疹伤寒、伤寒、麦角中毒，甚至可能是两种或更多的流行病混合发生。不过研究人员通过排除法，已经渐渐接近事情的真相。
首先被否定的是天花，因为修昔底德压根儿没提天花的典型后遗症——麻子。更重要的是，天花只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不会感染动物。但修昔底德却提到猫狗也被感染，这一点与天花明显不符。
第二个被否定的是麦角中毒。所谓麦角，是指一种名为麦角菌的真菌，可以侵入谷壳内生长，导致谷物变质霉烂，造成食用者集体中毒甚至死亡。但麦角中毒不具有传染性，而且也不会让人浑身燥热，倒是可能导致人体麻木怕冷，所以被排除。
雅典瘟疫的第三种候选疾病是猩红热。不过猩红热的典型症状是弥漫性的红色皮疹，而雅典瘟疫患者的皮肤却是乌青色，同时伴有小脓疱和溃烂，都与猩红热明显不符。
第四种可能是麻疹，可是麻疹的死亡率较低，而且易感人群主要是儿童，不太可能造成大量成年男性死亡，因此也可以被排除。
第五种可能是鼠疫，曾经被认为是最正确的答案，因为修昔底德提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传播，那正是鼠疫的重要特征。但雅典瘟疫却未必是鼠疫流行的结果，因为修昔底德并未提及鼠疫最明显的特征，即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也没有提到鼠疫的两个关键动物——老鼠和跳蚤。因此鼠疫说只能存疑。
第六种可能是斑疹伤寒。斑疹伤寒是由立克次氏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立克次氏体是一种介于病毒与细菌之间的病原体，可以通过虱子传播。在欧洲历史上，斑疹伤寒时常发生。拿破仑于1812年率领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归来时只剩下不到4000人。法国军队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军队，也不是严寒的天气，而是斑疹伤寒。
还有一种疾病与斑疹伤寒类似，中文名字也差不多，那就是伤寒。伤寒与斑疹伤寒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染病。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而非立克次氏体。这两种疾病在19世纪初才被区分开来，患者都有持续发热、腹泻、出疹等症状，因此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同一种疾病。问题在于，这两种疾病的症状都符合修昔底德的描述。那么，到底哪一种猜测更接近事实呢？
麻烦的是，雅典瘟疫已经过去了2400多年，除了修昔底德的描述，再也没有其他证据。就在大家以为不可能得知真相时，意外的转机却悄然出现了。
1994年，雅典人修建地铁时，居然挖出了一批古人尸骸，死亡时间正好处于雅典瘟疫时期。这批尸骸提供了足够多的骨头和牙齿，可以进行有效的DNA检测。经过精密的基因分析，研究人员终于在牙髓中发现了伤寒杆菌的DNA序列，基本断定那就是雅典瘟疫的元凶。至于修昔底德描述的症状与伤寒不太相符，很可能是伤寒杆菌发生了变异。毕竟两千多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伤寒杆菌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代的基因突变，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伤寒杆菌了。
由此可见，人类自有文字记录开始，就从来没有摆脱过瘟疫的纠缠。我们生活在一个瘟疫横行的世界。2020年的新冠疫情，不是人类的第一场疫情，也不是最后一场疫情，而只是伴随人类的无数疫情中的一次而已。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真刀真枪的显性战争背后，人类还面临着一场隐蔽的战争——与病原体之间的战争。我们可以躲进桃花源中逃避显性的战争，却无法逃避与病原体之间的战争。病原体无处不在，悄无声息、杀人无形，是人类永恒的敌人。无论王公大臣，还是智者哲人，都无法躲避病原体的侵袭。
病原体是一个粗放的概念，其中包含各种复杂的致病因子，比如细菌、真菌、原虫、寄生虫、立克次氏体、病毒等。有些病原体可以传染他人，制造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这就是瘟疫的源头。
无论伤寒，还是猩红热，或者鼠疫，包括我们熟悉的霍乱和肺结核，都是细菌造成的疾病。霍乱的病原体是霍乱杆菌，而肺结核的病原体则是结核杆菌。杆菌也好，球菌也好，或者是弧状菌也好，它们都属于细菌。
细菌是单细胞原核生物，有独立的代谢系统，且代谢方式多种多样，以前一直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不过自从人类发明了抗生素以后，基本可以有效控制细菌引发的感染。近来已经很少再出现细菌性流行病的大面积暴发。就算偶有发生，也会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解决，比如某一个村庄，或者某一个城市。也就是说，细菌基本已经退出了隐蔽战争的前线，成为偶尔出没的流寇，对人类的威胁已大不如前。雅典瘟疫的悲剧，肯定不会再次上演。
除了细菌，真菌也是人类的潜在敌人。真菌结构相对复杂，就像人体细胞一样，也属于真核细胞。部分真菌能导致人类生病，但主要都是外部感染，比如湿疹等真菌性皮肤病。这些疾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好在传染强度并不大，发病过程也不激烈，很难对人类造成大面积的威胁，也不足以成为隐蔽战线中的重要敌人。
还有一类常见病原体是原虫，属于单细胞真核动物。顾名思义，原虫就是原始的虫子，具备较完善的生理功能，可以独立生活，也可以寄生生活，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我们随便从一滴湖水中都能找出多种原虫。有些原虫也可以寄生在人体内，比如疟原虫，就是疟疾的病原体。非洲锥虫病的病原体为布氏锥虫，可以引起中枢神经受损，最终可导致人体死亡。
原虫传染明显受到环境的影响，热带丛林更容易出现原虫性疾病，因为原虫大多需要中间传播途径，而热带丛林可以提供大量传播性的昆虫，比如蚊子就是疟原虫的传播媒介，而布氏锥虫则通过舌蝇传播。人类辨识了原虫的传播途径后，就可以针对性地制定防治措施。另外，防治原虫的药物研发相对成功，所以原虫也在慢慢退出隐蔽战场的主阵地，只有疟原虫还会在部分地区造成有限的传播，不过强度不大，很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至于曾经引起巨大恐慌的寄生虫，也就是寄生生活的多细胞动物，比如蛔虫和血吸虫等，则更不是人类的对手，它们特殊的生活史可以被轻易切断。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寄生虫对人类已经无法构成重要威胁。
也就是说，诸如细菌、真菌、原虫和寄生虫之类的病原体，都已渐渐在与人类的对垒中处于下风。但还有一类隐蔽的敌人却从未退缩，它们曾经反复威胁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现在依然对人类构成严重的挑战。就算在医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还是对其束手无策。
这个可怕的敌人就是病毒，新冠病毒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人类早就知道细胞和细菌，但对病毒的了解，却直到20世纪初才拉开序幕。病毒是人类最重要的敌人，也是人类知道最晚的敌人，因此也是了解最少的敌人，同时也是最神秘和最可怕的敌人。除此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病毒更重要的角色其实是人类的朋友。尽管病毒的数量很多，但真正致病的病毒却很少。只要我们用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病毒，就会意外发现，人类可能根本离不开病毒。病毒不但是生命的缔造者，而且是驱动人类进化的终极力量。
要想理解其中的逻辑，不妨让我们先从病毒的起源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