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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我们都是被玷污的，都很不幸。我们和那些我们连面孔都不知道的盗贼一起行窃，和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弑亲者一起杀人，和那些下流邪恶的亵渎神明者一起犯下奸淫……”
——亨利·特罗亚，《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
如果你在自己生活城市的街道上见到查尔斯，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在监狱里，他仍然葆有一张属于唱诗班的清新面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有二十一岁。即使在那时，他的蓝色眼睛看起来仍然很单纯。他看着你，仿佛在不停地询问：为什么要有一道铁栏杆挡在他和透过监狱窗口能够看到的那些树木之间？
在查尔斯入狱之前，我已经在报纸上读过关于他的报道。那个案件很多天都是报纸的头条。案件充满激起公众兴趣的各种先决要素：一个男孩、一个漂亮女孩（据查尔斯说，“不是特别漂亮”）、一座空房子、一把碎冰锥。
有一天，地点是某座城市（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一个年轻女孩站在一座公寓的走廊上。她一只手拿着公文包，里面装着宗教书籍和唱片的样品，另一只手拿着皮包和一个便携式唱机。她在门禁前犹豫，然后按响了其中一个门铃。没有回答，于是她又按下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是第四个。终于有人打开了门禁。女孩用肩膀顶开门，走进一间中间有楼梯的狭窄门厅。当她上楼梯时，有个年轻的声音问谁在那儿。还没有踏上楼梯的第一级台阶，女孩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他站在一扇半开的门里看着她。女孩看他那么年轻，不可能是一家之主，便微笑着问他，他母亲是否在家。他点点头，然后含糊地朝房间里面摆摆手。
“她在里面。”他说，而且将身体让开一点儿以便让她通过。
“我能见见她吗？”女孩问。
“当然可以。”他回答说，“朝后面走……她在卧室里。”
女孩进来，向左边侧着身子穿过一条通道，中间经过一个小厨房，门边有一个冰盒，在它的陶瓷盖子上面放着一些工具。前面就是卧室的门，就在女孩跨过门槛的时候，她听到身后有一声响动。她转过身来，就在这时，男孩用一把锤子击中她的头部，又用一把碎冰锥刺了她69下，然后扑到尸体上，强奸了她……
查尔斯从那个被他杀死的女孩身上起来后就离开了公寓。他将身后的房门关上，但并没上锁。他在街上闲逛。那是秋季明亮晴朗的一天，正好适合愉快地散步，于是他沿着宽阔的大街散步，穿过河上的长桥，在栏杆上坐了几分钟，看着过往的车辆和人群。过了一会儿，他感觉饿了，便在口袋里找钱。找出五分镍币，在桥头的一个摊子上买了一个蛋卷冰淇淋。他站在马路中间，一边悠闲地舔着冰淇淋，一边招手打车，直到一辆车停下来。他钻了进去。
“你要去哪儿？”司机问。
“过桥就行。”查尔斯说。
“你满身的红色东西是什么？”
“哪儿？”
“你的脸上和手上。衣服上也有一些。”
查尔斯抬起手掌，擦了擦脸，干燥的血块从上面掉下来。
“哦，”他说，“我干了点油漆活儿，看来溅得我满身都是。”
他说着大笑起来。
在桥头，查尔斯从车里出来，感谢司机让他搭车。他走向附近的一家汽车加油站，询问洗手间在哪儿。在洗手间里，他仔细地洗了脸和手，梳好头发，将外套和裤子上锈迹般的血点刮掉。他没法除去白衬衫上的血迹，但他用外套遮盖住了。他离开加油站，沿着大街慢慢朝家走去。半路上，他停了下来。有一会儿工夫，他打量着街对面的警察局，最后终于穿过街道，登上了警察局门口的台阶。警察局里面昏暗、凉爽，散发着霉味，一名警官正在一张桌子前伏案工作。查尔斯安静地站在他面前，直到他抬起头来。
“在街对面加洛德公寓的B座二楼公寓里有一位死去的女士。”他说。
那位警官搔了一下自己的胡子。“哦，”他说，“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杀了她……”
在被关押的第一天里，查尔斯也表现出同样的若无其事、情感平淡，我想不起来报告中有任何特别的地方能够引起我对他的注意。然而，第一周结束的时候，他抱怨说腹部轻微疼痛，并且感到恶心，一位医疗人员同意他转往外科病房。三天后，他被切除了阑尾。于是他以医院病人的身份与医生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最初的检查由我的一位同事负责，所以我对此仅有的认识来源于一份正式记录在案的官方报告，其内容如下：
在会面期间，对方很乐于合作，尽管也有点儿紧张。他欣然回答所有问题，但是有时会咧嘴露出一个相当傻的笑容，那和他的想法毫不相称。他流利连贯的言谈和思想活动都未表现出明显的异常，没有思维阻塞或类似的毛病。他在感情方面不成熟。他的感情和情绪有时显得很恰当，然而当谈起被指控的谋杀罪时，他的笑容却显得不合时宜。他的感情非常冷漠。
目前，他的想法还不很清楚。他声称对被杀的人一无所知，尽管稍后他说那一定是暂时的精神失常。最初他不想说被杀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并且对验尸员有些怀疑，随后又宣称控方说那是个女人。从他说话的方式基本可以肯定，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很难判定这是他精神不正常的证据，还是他在有意表演。由于他告诉医院医生，他很多时候会感到头晕，有轻微晕厥发作，而这些都不能用阑尾手术来解释，他适应得很好。综合知识和智力水平一般，目前对他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还很难做出判断。一旦我们获得更多信息，将以神经精神医学进展报告的形式做出进一步的报告。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冷漠而不成熟的人，有时会表现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情感。尽管他具有某些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但他可能是在假装精神失常。目前尚无法做出确切诊断，现正在对他进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观察。
这份报告放到桌子上的时候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请做出这份报告的医生在全体成员会议上提出这个案例进行讨论。他依言而行。在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决定把查尔斯由外科病房挪到精神病房，在那里，他将处于严密持久的监控之下。在这里，我每天见到查尔斯，密切关注着由护士和服务人员对他行为的记录。实际上，在作为病人待在病房的整整一个月里，查尔斯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评论的行为。他和医护人员以及室友都相处得很好，很注意自己及个人物品的整洁，把时间用来读书或在小型职业疗法研究项目中工作，行为举止与同龄男孩子没有什么不同。有两次他向一位护士抱怨他感到一阵阵头晕；有一次玩跳棋的时候和人陷入争吵。当为期30天的观察结束时，大家普遍认为，既然查尔斯没有理由继续留在精神病房，我们只有将他送回到普通人中去。但是当这个问题在全体成员会议上提出来时，我们中间竟没有人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鉴定。那位最早负责检查的同事表达出我们所有人的犹豫不决和混乱。他是这样说的：
“真该死！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个小伙子。对他，我所有的只是‘感觉’。他到这里后，我每天都和他谈话，但是从他身上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他的周围有一堵墙，有一米厚。对于任何问题，他给你的都是正确答案，但是却没有深度，缺少了什么东西。毫无疑问，他有精神分裂的表现，无精打采，有点儿稀里糊涂——但可能他正是有着非常痛苦的过去，习惯于保护自己的思想不让外人知道的那种人。有时他会告诉你一些会让别人笑、哭或是表现出某些情感的事情，但是他说的时候脸上只有傻笑，那让你无法理解。他没有幻觉，没有任何错觉。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桩残忍的罪行、一段堕落的经历、可能由任何原因引起的几次头晕，以及和他谈话时哪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的感觉。我们不能就那样停止！”
“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对他进行观察呢？”有人问。
“时间。”我回答说，“除此之外，按照制度，观察期只有30天，要想延长，得找到适当的理由。我们必须得找到证据，但现在我们有的只是直觉。”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的临床直觉合在一起就是充足的理由。”前面那个人说道。
“应该是，但是它不是。”我们的主任说，“这个机构是基于战争的产物，他们需要所有能获得的劳动力到工厂工作，或是从事维护工作。如果你们这些精神病医生不能给看守所那边一个比临床直觉更好的延长观察期的理由，我们只能让查尔斯出院。”
“难道我们不能编造一个理由吗？”另一个医生问道。
主任摇摇头。“不能，那不可能，因为我们得回去修改日常报告。我们不能做那种事情。”
“还有一件我们应该做但却没有做的事情，”第一位和查尔斯会面的精神病医生说，我们都充满期待地转向他。“在让他回到普通人中间之前，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注射喷妥撒之后的会面，也许那会让我们有所发现。”
大家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那天中午，我们所有人都热切地俯身朝向查尔斯躺着的轻便小床，同时麻醉剂被缓慢地注入他的静脉。我们听着他倒着数：“100—99—98……”他继续数着，声音越来越弱，变得困倦。后来他说出的数字变得含糊不清，乱七八糟，最后他打起鼾来，在药物的催眠下进入了睡眠。这时，同事示意我坐到床头的椅子上。
“你来负责。”他说。
我坐下来，开始工作。
“查尔斯，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问。
他轻微地动动头，做出一个点头的动作。他的喉咙收紧，想要通过干裂的嘴唇努力将空气吸入。我能听到他迟缓地说出一句：“是，我能听见。”
“查尔斯，我是林达博士。”我说，“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尽量回答吗？”
“我愿意——尽量回答。”他说。
“只要说出进入你脑海里的想法就行，那样谈话会变得更容易。你为什么在这儿？”
“因为……因为我——我——杀了她。”
“你杀了谁？”
“一个女孩？”
“你为什么杀她？”
“一个声音……杀……杀。”
“有人告诉你让你杀她吗？”
“一个声音。没有人告诉……就是一个声音。杀。”
“那个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听到一个声音。不知道它从——哪儿——哪儿来的。”
“是你认识的人的声音吗？”
“不是。”
“你以前听到过那个声音吗？”
“没有。”
“它还告诉你其他什么了吗？”
“没有。就是——杀。”
“它告诉你怎么做了吗？”
“没有。”
“你怎么做的呢？”
“锤子。用锤子打……然后用碎冰锥。”
“你打了她多少下？”
“不知道。打了——很多下。打……打。停不下来。打了很多下。”
“你为什么停了下来呢？”
“锤子掉在了——地板上。在女孩身下，到处都是血……很滑。”
“然后你又做了什么？”
“用碎冰锥。”
“为什么？”
“不知道。看见——碎冰锥。停不下来。”
“那个声音告诉你用碎冰锥吗？”
“没有。”
“你打那个女孩的时候一直都听到那个声音吗？”
“是的。声音很大。杀……杀。”
“你刺在女孩什么地方了？”
“浑身都是。”
“有什么特殊部位吗？”
“胸部。”
“为什么刺她胸部？”
“因为那里产乳汁。”
“你渴望乳汁吗？”
“不知道。”
“你刺了她多少下？”
“很多下。”
“在你刺那个女孩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听到那个声音吗？”
“没有。”
“那个声音什么时候停止的？”
“不知道……就是停下了。”
“你停下来不再用碎冰锥刺那个女孩之后做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查尔斯呻吟着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我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他啜泣着，脸上渗出汗来。一个医生探身过去，用一块手帕纸擦擦他的额头。查尔斯发出悲叹。我的同事低声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
“查尔斯，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问。
他张开干裂的嘴唇，仿佛叹息似地说：“是的。”
“在你用碎冰锥刺那个女孩之后，你又做了什么？”
“我——我——不知道……”此时他在轻便小床上扭动着，脸上露出痛苦回忆的神情。
“你记不起来了吗？”我问。
“我——我——扯掉——她的裤子，然后我——我把……”说到这里他痛哭起来，仿佛正承受着酷刑拷打。
“查尔斯，你不愿意告诉我吗？”我问。
他慢慢地点点头，舔舔嘴唇。“我愿意——告诉——”他说，“我找不到——她的——那个地方——于是我——我就把它放在——她的两腿中间……”
“你没有进入她的身体？”
“没有。”
“你肯定吗？”
“是的。”
“验尸官的报告说她被强暴了。是你做的吗？”
“是的。”
“怎么做的？”
“用——手指……”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对她感到愤怒。”
“她那时已经死了，不是吗？”
他再次点点头。“是的，”他说，“她死了。我——杀了她。”此时他呜咽得轻便小床都晃动起来，他用手指撕扯着床单。
“尽管你知道她已经死了，你依然对她感到愤怒？”
“是的。”
“你为什么感到愤怒呢？”
“我找不到——找不到那个。”
“她的阴道？”
“找不到……”
“但是你后来用手指找到了？”
“是的。”
“是那个声音告诉你那样做的吗？”
“没有。没有声音。”
“在那天以前，你曾经听到过那个声音吗？”
“没有……从来没有。”
“那以后你听到过那个声音吗？”
“没有。”
我抬头看看站在床周围的人，问他们是否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他们都摇了摇头。我又转向查尔斯。
“查尔斯，你累了，”我说，“睡吧。等你醒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好些。”
回到会议室后，我们对刚刚听到的一切加以讨论。这次会面使这一案例全然改观。我们一致认为将查尔斯送回普通人中间是愚蠢的决定，而现在有充足的理由延长其观察期。我们决定，对这一案例最合适的诊断就是：缓和期精神病，伴有幻听和杀人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我们进一步分享了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男孩在杀人时正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然而一查档案，我们发现一份承认有罪的辩护状已经递呈上去，这一案件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一位法官在不公开的内庭进行过审理。我们谈到要求重新审理此案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断定单凭那一次会面所取得的证据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我们的特权力不及此。最后，我们一致同意需要对这一案例进一步研究，而那个男孩急需治疗。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有空闲的治疗时间，这件事被指派给我。
第二天早晨，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见了查尔斯。他进来的时候，很愉快地跟我打招呼，手指夹着香烟坐到扶手椅里，烟是他自己从桌上的烟盒中拿的。我问他是否记得前天中午的会面。
“我记得一些，”他说，“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那让我感觉很累。有人问我一些问题。醒来的时候，我的嗓子很疼。”
“我问了你问题。”我说，“你还记得那些问题是关于什么的吗？”
“关于我犯下的罪行，不是吗？”
“是的，”我说，“那些问题是关于你犯的罪。”
“我告诉了你什么？”他问。
我概括介绍了一下这次会面，他一直专心地听着。当我说完的时候，他说：“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我问。
他耸耸肩，“我想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后面这些事情？”
“我没有机会，”他略带感情地回答道，“我的律师告诉我最好进行有罪辩护，让事情完结掉。他说那样我会被判得轻些。我想他和我妈妈谈过，所以他们一起决定那样做的。”
“你妈妈知道你昨天告诉我们的那一切吗？——你听到一个声音，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是的，”他说，“我差不多都告诉她了——除了强奸的部分。”
我困惑了。“为什么？”我问，“她知道那些，却不让你做精神失常的辩护？”
“我们谈过那个问题，”他说，“她不想让公众知道。她是一家大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她害怕会失去工作，她想让一切保持平静，害怕自己的名字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但是报纸报道了这个案件。”
“是的。但是你知道，她的姓氏和我的姓氏不一样，所以没有人会把她和我联系在一起。”
“你在这儿感觉怎样？”我问，然后匆忙加上一句，“我知道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儿蠢，因为没有人愿意待在这种地方。不过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好像属于这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查尔斯将香烟熄灭，手指交叉，身体前倾，“我想犯罪的时候我一定是疯了。”他说，“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把我送进监狱。”
“他们应该把你送往哪儿呢？”
“我想应该是医院。”
“为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是这样，”他说，“在医院里，我可能会找到我行为的原因，并且牢记在心，以后我就不会再那样做。”
“你认为你还会那样做吗？”
“我不知道，我说不好。我觉得还会发生。”
“如果你在这儿能找到行为的原因，”我问，“你愿意那样做吗？”
“是的。”他说。
“我建议我们一起来努力。”我提议说。
“那当然好。”他停了一下，然后用那双单纯的眼睛打量着我，“那会让我不再做同样的事吗？”
“可能会。”我说。
“我希望能那样。”他说。
“那得花些时间。”我说。
“我有的是时间。”他说。
说某个杀人犯于某年4月份的某一天，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城市，这些就够了吗？命运能做三角测量吗？不能，因为原因深奥难解，而古人们这样写道，对于类似查尔斯这样的人，错误在于他的星盘不对，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
在查尔斯出生以前很长时间，他父母的婚姻就已经崩溃。他们不需要彼此，也不想要随后而来的两个孩子，只是在宗教的压力下，维持了两年多的表面和谐。然而在婚姻生活的第一个月，他们俩已经知道彼此的婚姻不可能持久，所以查尔斯和他弟弟在出生前就已经被打上了烙印。在查尔斯三岁那一年（他弟弟两岁），宗教教规允许夫妻离婚，父亲的身影从此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有几个月时间，母亲想要维持住家庭，但是由于她自己是一个疲倦、不安、容易烦躁的人，她发现这个任务太艰巨。在牧师的建议下，孩子们被安顿进一家孤儿院。随后的十五年，两个男孩子就生活在家庭和孤儿院之间。
在外人看来，查尔斯生活的地方很舒适，但是只有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才能了解真相：为所有人准备，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用的清扫干净的地板、干净整洁的床铺、餐具室架子上发光的罐子。就连管理人员和监护人的微笑，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外表。基本上，被签字送往这个地方委托照顾的孩子们成了监护人感情贫乏的牺牲品。他们像荒地上的野草一样生长，为了生存，伸展向这边或那边，扭曲天性，嘲讽着造物主的设计。他们比其他人更经常地暴露在人性的反复无常之下，一会儿被情感太阳的热度炙烤得要窒息，一会儿又被无情的冰雪冻得发僵，一会儿被水淹，一会儿被烤干。
查尔斯在一个个家庭和收养机构间辗转的生活让人觉得悲惨和震惊。他生活在持续的惧怕和恐怖之中。他受到无法形容的残酷对待。在第一个“家”里，一个虔诚信奉宗教的地方，即使只有四岁，因为一点儿错误，他都会遭到无情的毒打。因为表现出在小男孩身上颇为平常的顽皮，他就要被逼着去做不合情理的忏悔。管理者出于信仰施舍给他感情——即使不是爱。他们操控他。他们所有的命令，都好像当他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一个孩子。这些小小的施虐反映出管理者们内心的沮丧。以虔诚为借口，查尔斯的生活受到严格的管制。不久，查尔斯发现他认为自己本人和自己的生命都带着罪恶。在歪曲的理论和世界观的影响下，他被强迫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从正常生活中被放逐出来，被家庭遗弃——这些不知何故都是他自己的过错。
没过多久，查尔斯就套上了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盔甲。被残忍对待、被作为性侵犯和暴力攻击的对象，被当作施虐的靶子，这些使得小男孩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悲惨。这样生活了几年之后，他在精神上将自己和折磨他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认同过程起始于他的幻想的一个变化。晚上坐在宿舍里护理伤口的时候，他经常从这些幻想中得到安慰。在心理分析上，我们知道这些最早的幻想带有英雄的印记、史诗的壮丽，以及生命中只能见识一次的雄伟绚丽的辉煌，尽管隔着这样的距离来看，是卑微而又可怜的。但是这些幻想并不能帮他抵挡周围残酷的现实，脑海里的英雄无法制止现实生活中的审判官，英雄光芒闪烁的剑在管理者和同伴的棍棒和殴打面前也显得无济于事。然后另一个想法悄悄地潜入了原来的幻想中。狮子王理查德被成吉思汗所代替，屠龙者变成了蓝胡子，他不再梦想骑士气概，而抱着复仇的幻想。当他内心的角色发生变化的时候，查尔斯自己也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身强力壮，很快他就表现出渴望报复的仇恨。他在那些弱小者面前表现出在比他高大的人面前无法表现出的行为，把自己所受的伤害传递给别人，变成了一个折磨别人的人，在给别人带来痛苦的过程中感到快乐。他也学会了精明狡诈，很快，他就变得擅长将伤害转嫁到别人身上。从前，在性行为中他是靶子，现在却是箭，在其他人徒劳的反抗声中释放着自己受辱时的怨恨。十岁的时候，他在方方面面都已从根上变得堕落败坏，他的灵魂已经被扭曲成一个杀人犯的灵魂。
在这些年当中，当查尔斯发生着上述变化的时候，他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见到他母亲。她在他的生日或是节假日偶尔到访，总是匆匆忙忙，留给查尔斯一种哪儿缺了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些事情没做，有些话没说。妈妈来时总是带着很多礼物，给他无精打采的生活带来一点小小的、激动的慌乱。查尔斯对我说：“她来的时候仿佛一个优雅的公主，身上的味道非常好闻。”但是在盼望她的来访，在她离开后想念她的同时，查尔斯也有些恨她，因为她让他每天生活在炼狱之中。正是这使得她的来访成为一个个不完整的片断。当她离开的时候，查尔斯想要她带自己一起走，但他不敢开口，因为知道她的答案。于是妈妈离开后，一种空虚感会抓住查尔斯。这时他会想方设法寻找牺牲品，来宣泄自己。我得到的关于查尔斯的档案表明，母亲的每次来访后都会跟随着一次查尔斯对他人的攻击。在档案里，我们读到一则关于查尔斯行为和他所受到的惩罚的报告，这是关于一桩小的暴力行为，却带来了长期且艰苦的惩罚。
在特殊情况下，查尔斯会回到母亲家里。短暂地接触正常生活，带给查尔斯更多的不是安慰，而是混乱和损害，因为那让查尔斯感到一种滋味：那本来是他应该拥有的一切。在当时的情况下，会激起一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十一岁的时候，查尔斯从他当时寄住的收容所跑了出去。一天，他在高楼大厦间行走，看见一群从街对面公立学校放学的男孩子挤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查尔斯想也没想就加入到他们中间，也许是为了避免付费。他一直坐到终点，在沿着河流的铁路旁下了车。他坐在堤坝上，看着过往的火车，梦想着它们的终点，直至夜幕降临。夜晚来临的时候，他意识到附近有一小堆火，还有人在说话，于是朝那边走过去。一些流浪汉正在做炖菜，他们邀请查尔斯一起就餐。据查尔斯回忆，当时他们有三个人，在他最初加入的时候热忱而富有同情心。查尔斯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事情，晚些时候又听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保证第二天早晨就教他怎样逃票，他可以和他们一起到一个遥远的城市去。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拿出一个瓶子，他们都喝了瓶里的酒。酒精使查尔斯头晕目眩，身体麻木，于是他们开始戏弄他的时候，他已半醉半醒，几乎不能动弹。整个晚上，那三个人全都在虐待他。他记得笑声和汗水，但是对于他们把他打得浑身青紫，撕扯他身体的事情却毫无印象，醒来后他看到的是自己的鲜血。
一位铁路巡道工发现了查尔斯，他被送往一家医院。康复之后，他们将他送回收容所，在那里他受到超乎寻常的严厉惩罚，被当作例子警诫那些没人照管的孩子。但是惩罚和冒险经历只是激起了查尔斯的一些新想法，重塑了他的内心。当惩罚结束的时候，查尔斯从童年的蚕蛹中破茧而出，成了一个所有价值标准的反对者。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变得完全无法管束。他不断地自我放纵，他的危害也在加大，最后收容所的负责人已经无法解决他们双方共同制造的问题。在给查尔斯母亲的信中，他们写道：“他对其他孩子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们无法再让他留在这里。”
将查尔斯安置在一个寄养家庭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于是在刚过13岁的时候，查尔斯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和一对中年夫妇一起生活。这对养父母被推荐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曾经饲养出一头获奖的公牛。
在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查尔斯的生活过得就像农场中的动物一样。男孩的养父母迟钝而不善言辞。在第一周过后，交代完他们的期望和查尔斯的责任后，在查尔斯和这对沉默寡言的夫妇之间便很少再有语言上的交流。咕咕哝哝、手势和必要时的命令足够传递必要的信息，而这些必要的信息通常和那用石墙围着的60亩田地有关。除了田地以及与之有关的农活之外，查尔斯好像并不存在一样。拂晓前，睡衣上一只沉重的大手把他弄醒，辛苦的一天开始了。一天在黄昏的时候以一句“洗碗”结束，查尔斯在后门廊的栏杆上把湿乎乎的抹布弄平整，嘟哝一句“晚安”，然后爬上后面的楼梯回到自己位于这间旧农舍三楼的房间。在这儿，他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等待睡眠的到来，然后第二天早晨又一次在他们扯他身上的毯子时醒来。
几年之后，当我对查尔斯进行治疗的时候，我问他关于在农场中度过的那些沉闷岁月。我奇怪他当时的顺从、无所作为、对于劳动毫无异议的古怪的服从，因为他以前的生活显然并没给他提供这样的基础。我问，在这段时间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人格上的变化？他感到孤独吗？在这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想些什么？梦想些什么？
查尔斯对于这些问题有着非常好的回答。“我不太在乎那些，”他说，“因为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活着。我想到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周围的一匹马或是一头猪，那可能就是它们想到我的方式，我也就是那样想自己。养父母告诉我做一些事情，我做了——就是这些。在整个那段时间里，我的脑袋里没有太多想法，好像不关心任何事情。只要他们让我一个人待着，不打扰我——那就很好。我就像一段木头。哦，当然，偶尔我会感到有点儿孤独。我想要看看我以前认识的一些同伴，或者一些别的什么。但是直到离开之前，我想我白天太忙了，累得晚上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我做梦，在梦里就会记起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我可能想一些将来某一天打算做的事情，但这通常是在晚上我刚开始睡觉的时候。”
查尔斯离开农场的方式非常突然。显然是一时的念头，并没有事先考虑或计划好，他只是在一天早晨离开，抄近路穿过田野，走到高速公路上，在那儿拦住一辆卡车，将他带到他母亲生活的城市。那天晚上她工作完回到家，发现查尔斯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查尔斯告诉我，她的问候并不太热诚。她几乎立刻开始安排让他回到农场。当查尔斯拒绝的时候，她变得恼怒。她说，他不能和她待在一起，她负担不起他，而且除此之外，房间也太小。更重要的是，她有工作要做，如果他留在家里，她会每时每刻为他担心，担心他在哪儿，在干什么，又在闯什么祸。不，那不可能。他必须回农场，如果不回农场，也得去其他什么既安全又不在她眼前的地方。但是不知怎么的，在一番争论之后，查尔斯成功地劝说母亲同意让他留下待上几天。他向母亲保证，他不会惹麻烦，而且要找一份工作。他已经十六岁，身材比他年龄应有的还要高大：他会工作，帮助妈妈负担家庭开销，等他自立了，就会搬走……求求你，妈妈！
然而有一周时间，查尔斯没有出去找工作。出于一些原因，他无法采取实际行动。早晨醒来的时候，他脑子里装着各种很好的打算，给母亲做好早餐，在母亲走后清理房间——然后“坐上大概一整天，看看漫画书，听听收音机，也许出去散散步”。一天，他偶然结识了一名妓女，便和她消磨了一个下午。
在回到家里的第二周，查尔斯找到一份工作，给当地红十字会总部做勤杂工。他在那儿没干上三周。在查尔斯被关进监狱后的一次例行调查中，办公室主管回忆说：“……我们让他离开是因为在需要的时候他从来做不了什么。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好像恍恍惚惚……非常迷茫……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可能有些低能……最简单低等的工作他也做不好。”
查尔斯再一次感到无所适从，重新回到他习惯的生活方式，直到他母亲发现他已经丢掉了工作。这一次他的恳求没有生效。在一番洒泪之后，母亲给她的宗教辅导员打了电话，那个人立刻安排将查尔斯送往另一家收容所。这次是一所“工艺劳作学校”。神圣名字下面掩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是那些想要成为罪犯的年轻人人生路上的一个小站，假如他们现在还不是罪犯的话。
查尔斯毫不费力地就适应了这里的日常惯例，这个地方今后两年将成为他的家，这时他对一切都已极其熟悉。从他将木梳和牙刷放到床头的架子上那一刻起，他好像已经在这里待了一辈子。他不加思考地就再次滑入到以前习惯的堕落、被遗弃的孩子的角色中，折磨那些比他弱小的人，对比他强大的人则奉承讨好、姑息让步。他用一双老练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没过多久，他就将自己塑造成为一头“狼”的形象，一个横行霸道、傲慢自大、无人能够撼动的恶棍。通过一桩事先筹划好的行为，他立即进入了男孩们的核心圈子，无论那些修士、修女知道与否，实际上那些组成核心圈子的男孩控制着这所学校。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个收容所由两座大楼组成，通过一条走廊相连。一座大楼里有教室、办公室和一个室内体育馆，另一座大楼里有两个大寝室、一个小礼堂、两间供娱乐用的娱乐室、给住校修士提供的住处，和给学校精英分子提供的几间私人房间（因为这些人身居班长或管理人员助手的位置，而被认为享有住在里面的特权）。
然而在这个颠倒的社会里，精英分子不是由学校里的优秀成员组成，而是由那些更恶劣和罪恶最深重的学生组成。就像通常会在这种地方发生的一样，它由“坏男孩”组成，每个归属于这个团体的人都在表现自己的冷酷、缺乏感情，展现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性变态和各种流氓偷窃行为的熟练程度，从而获得这一权力。
查尔斯想加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团体，于是他据此制定计划，来获得“邀请”。由于他到来的时候所有房间都已经被占满——也就是核心圈子已经满员——他知道唯一的希望就是取代其中的某个人。于是有些天，他什么都不做，就是观察被他选中的那几个人，冷静地轮流估量自己对付他们每个人的胜算，设计好攻击方案。在选定了牺牲品之后，他以一个决定军队命运的将军的紧张和审慎，构思战术，选择地形，甚至在想象中排练计划中最微小的细节。当他感到满意，觉得自己不会失败的时候，便采取行动了。
查尔斯将初次登场的地点选在学校两栋大楼之间过道下面的走廊。据查尔斯了解，那群人每天晚饭后聚集到这里抽烟（学校不允许吸烟），同时交换偷来的物品、胡闹、交流淫秽故事、密谋能够使他们保持权力的计划。依照学校的传统，走廊是那些拥有私人房间的精英们的地盘，这里狭窄、昏暗，铺着水泥地面，墙壁粉刷着白色涂料，天棚上布满管子，以致那些个子最高的男孩必须得弯下腰以免撞到头。任何不属于这个核心圈子的人都不被允许在这里逗留。管理人员当然知道这个地方被派做什么用场，他们对其闭目不见，在晚饭时间后小心地避开这个地方，默许这里进行的一切。也许他们在想，核心圈子里的人让学校里的其他成员维持着那么好的秩序，这是对他们提供的服务的一点儿补偿。
当查尔斯怀揣着他的计划，在那个神圣的时间出现在那个神圣的地点时，走廊里的所有活动都停止了。那一群人，或者说是这个烟雾弥漫的走廊的占有者一声不吭地打量着他。他们被惊呆了，同时满怀敌意。他们之间年纪最长的人也不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人胆敢接近这条走廊——据查尔斯说，他们叫这里“孵化场”——有人侵犯这个地方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有一刻他们失去了警惕，一动不动地看着查尔斯从容地走到那个被他选定为牺牲品的男孩跟前。查尔斯面对着这个男孩，从衣袋里拿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说：“借个火。”
男孩盯着他。查尔斯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这一次声音更大：“我说借个火。”那个男孩仍然盯着他。
突然，查尔斯伸出手，抓住男孩拿着香烟的手，冲着他深吸一口。男孩子被惊醒了，突然挣脱开来。
“瞧瞧你正在干什么！”他说。接着又说：“你不该在这里。”
“这条走廊属于你吗？”查尔斯挑衅地问。
此刻其他拥有私人房间的人已经围在这个对手周围，他们的举止让那个男孩有了勇气，他在回答之前故意以缓慢的动作扔掉香烟，又用脚尖将它碾碎。
“是的，”他说，“我们拥有这个地方。在你挨揍之前，赶紧滚开！”
“揍我啊！”查尔斯扔掉自己没点燃的香烟，学着这个男孩的样子用脚将它碾碎。
男孩向四下里看看他的同伴，然后转向查尔斯。“小子，”他说，声音里既有轻蔑，又显得通情达理，“你是新来的。你不想惹麻烦。也许你还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在挨揍之前，你最好从这儿出去。”
“揍我啊！”查尔斯重复道。
那个男孩耸耸肩膀。“好吧，”他说，“如果你愿意那样的话。”
“是的，”查尔斯说，“我愿意那样。”随即飞快地攻击那个男孩的咽喉。
男孩被查尔斯快速的进攻击倒在地。有一会儿工夫，查尔斯的拳头锁定在男孩身上，将其按在水泥地上乱打，每一下都打得结结实实。但是查尔斯是非常仔细地挑选出他的牺牲品的，战斗不过刚刚开始。那个男孩脸朝下，胳膊被查尔斯的两条大腿夹在身侧，按倒在地。现在，查尔斯按住他的牺牲品让他无法逃脱，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用一只手将男孩的头按在地上，用另一只手和牙齿将刀打开。他敏捷地把刀片从男孩衬衫衣领下面插进去，一下子把衣服从上到下划开，露出皮肤。然后，在其他拥有私人房间的人看上去被吓得忘了干涉的当儿，在那个男孩的尖叫声中，查尔斯仔细地将他姓名的首字母刻进男孩的皮肤。做完这一切后，查尔斯将刀上的血擦干净，合上放回衣袋，站了起来。
“现在，”当他从衣袋里掏出另一支烟时说道，“谁愿意借我个火？”
在一小时之内，整个学校全都知道了发生在“孵化场”的事情。第二天，仿佛变魔术一样，查尔斯发现自己有了一间私人房间。
在此之后，查尔斯在这个秘密统治团体里迅速攀升，不久便成了这所学校里无可争议的头目。作为一个几乎没有敌手的独裁者，接下来两年里，他过着一个年轻君主的生活。他的任何心血来潮都能得到迎合，几乎所有冲动都能得到满足，就连那些修士都怕他。他的生活一度有着青少年罪犯的逍遥。
大约十七岁半的时候，查尔斯从工艺劳作学校跑了出来，因为对于能够提供给他除了离开自由外的任何满足的环境感到厌倦，尽管查尔斯告诉过我很多他们在夜晚到城市里冒险，第二天带着烟酒等战利品返回的故事。他构思出一个精英团体逃亡的计划。计划的细节非常巧妙，但是我们没必要在此多费笔墨，只消说查尔斯在过了一个月的流浪生活后，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又突然出现在他妈妈门前的台阶上就够了。
这一次，他母亲让他返回这所学校或去另一家收容所的坚持没能生效。由于查尔斯的年龄，她不能再谋取当局的支持以摆脱掉这个负担，而且查尔斯态度坚决，拒绝离开。他坚持和母亲待在一起，含糊不清地发誓要找一份工作，对母亲的所有恳求、泪水、反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最后母亲只得接受他的出现，而查尔斯又跌入他熟悉的、漫无目的的生活状态，那显然是他这些年一直盼望着的。
纯粹是出于厌倦，回家几个月后，查尔斯申请并得到一份西部联邦政府信差的工作。这次雇佣又一次被证明是短暂的。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这个雇员对于自己的责任如此漫不经心，需要的时候总是不上岗以及总是心不在焉。
就在他被西部联邦政府辞退的第三天中午，查尔斯听到门铃响起。从楼梯平台，他看到女孩爬上楼梯，朝着母亲公寓敞开着的门走来。
在对查尔斯进行治疗的最初几周，最突出的心理分析任务就是解决和他接触的问题。他有些孩子气，坚持让他听从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躺在长椅上，自由联想——等于对他提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就像一个孩子，他不能跟随指示详细报告他的自由联想、梦境、记忆及当前的情感状态。于是有几周时间，在我意识到传统方法无效之前，我们毫无进展。通常，一到他的治疗时间，查尔斯就会自动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会躺在长椅上，没完没了地讲述他今天的活动、和同伴的关系、小的细节，闲谈他现在的监狱生活。当我试图让他将这些事情和他的过去联系起来，或是仔细检查想从中找出他人格发展的线索时，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看上去好像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只是临时应付，他的人格只是二维的，缺乏深度，只在当下发挥作用。实际上，在数小时的工作之后，我差不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而僵局一直持续着，我徒劳地寻找着能够说明我们的时间至少没有白费的迹象。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随便，太随便了——查尔斯不仅没有一丁点儿想要和我建立积极关系的表示，甚至连隐藏的负面反应都没有。他在治疗时间里自动出现，因为他已经答应过那样做。但是只有身体到场，他根本没有用心参与。
我已经说过，我开始认为，查尔斯和他的人格是两维的（没有深度）。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印象越来越强，让我想要放弃治疗。如果案例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会感到奇怪。在此之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可以回忆的过去，完全生活在当下。当然，他们中有一些是低能的，但更多的是受过心理创伤的人格类型。在危急和令人震惊的经历后，为了自我保护，这些人的大脑机械地封锁起来，而且这个封锁过程时常不会随着创伤事件过去而停止，而是持续下去，导致遗忘症，使当事人在很多方面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相信读者了解很多这样的人。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毫不费力就能记起的事情，他们却很难回忆起来——老师的名字、从前住过的地方、通过和过去建立起联系从而正确判断他们现在情况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在任何一个此类案例中，假设创伤事件引起了记忆封锁这样的自我保护反应，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查尔斯属于这样一群没有过去、精神上受过创伤的人。毕竟，他曾经有过一段任何人都会想要忘记的生活。导致他被监禁的事件肯定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创伤性的——只有在药物作用下，他才会谈起这些，甚至在那时也很不情愿。所以我准备把他作为一个不适宜治疗的人，取消对他的治疗，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改变了治疗查尔斯的方式。
在我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有必要先回答读者脑海里一定存在的问题。他想知道，为什么不使用催眠疗法？或者是麻醉分析？毫无疑问，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摧毁堤坝，给丰富的记忆储备、给查尔斯的潜意识、给你正在寻找的东西以出口。
时隔这么久，我能给予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是我害怕对病人使用任何除了已经经过检验、被证实可靠的治疗技术——就像事情已经被证明的那样，这种害怕情有可原。当时我无法将自己的理由表达得那么清楚，但是我认为我凭借直觉知道，当时强行撬开他的记忆之锁会带来灾难。要记得查尔斯曾经被诊断为轻微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意味着他精神不正常——我使用这个极端的、非专业术语的词汇，目的是为了加深读者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案例性质的印象——他的精神失常通常是潜在的，刚好在他日常行为的范围之外，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而且预先没有任何警告。对前期精神病患者、初期精神病患者和缓和型（暂时稳定的）精神病患者使用催眠疗法，确实有使其陷入精神错乱的危险，我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催眠——以及使用麻醉剂进行催眠的各种方法——通常是一种太过激烈的手段。它深入人的潜意识太快。在这种时候，尤其是对那些接近精神失常的人，在病人准备好接受和消化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之前，它就已经挖掘到思想中隐藏着的幽深之处。在这些案例中，面对一个在无意识状态下说出很多内容的毫无准备的自我，病人的精神就会失去平衡。对查尔斯，最好还是慢慢来，或者根本不用这些方法。
改变整个情境，使我能够继续对查尔斯进行治疗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我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查尔斯就待在精神病房。他被指定为病人身份的值班人员，目的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此，同时保证他能处在医护人员的持续观察之下。他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杂物，但是也被要求辅助病房护士工作和帮助其他病人。有一件事是他被要求做，而且也做得很好的——填补病房娱乐活动中的人手缺乏。所以下午的时候，查尔斯和能走动的精神病人玩游戏，组织和管理跳棋、国际象棋、桥牌、建造模型，以及诸如此类用来给病人解闷的比赛。当然，这一指派非常适合查尔斯的性情，总能玩一些非常适合他孩子气天性的游戏。如果可以说一个人热爱他的工作，那就是查尔斯。当保管玩具橱柜的工作交给他后，查尔斯高兴地笑了，查尔斯从负责的服务人员那里接过玩具橱柜钥匙的时候比任何一个英雄接过勋章时都要自豪。
一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我正准备回家。作为惯例，在晚上离开之前我要做最后一遍巡查：草草地、随便地看一下病房，以确保一切正常。因为一些原因，那晚我非常匆忙，所以当我走进安全房间——用坚固的钢化玻璃门和其他病房隔开的一套房间时，我根本没注意到查尔斯跪在打开的玩具橱柜前。当我回来的时候，仍旧待在橱柜前的地板上的查尔斯发出的声音短暂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充满好奇，停下来，观察着，听着。越过男孩的肩头，我能看到他立起了几个国际象棋棋子——我记得有国王、王后和其他一两个棋子。在他们后面，查尔斯在四方形的三面都摆上棋子，在用国际象棋棋子围好的场地里面，他放上橱柜里其他各种游戏器具。当我观看的时候，查尔斯挪动棋子，同时发出许多声音。我感觉那是在和不同声调的人对话，尽管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有一刻工夫，我如此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查尔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在心里将他和我两岁的女儿相比较，因为我经常看到女儿做同样的事情。随后我不经意的动作或是声音使男孩意识到了我的到来。他转过身来，看到我站在那里。回想起来，他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我。当他认出我的时候，他的脸红了，然后笑了。
“嗨！医生。”他说，“正要回家吧？”
我点点头。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你那儿？”——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句套话，对此我应该这样回答，于是我说：“当监狱长的脑袋长出头发的时候。”
和平时一样，我们两个都大笑起来。然后我指着地板上的东西问道：“那是什么？一个新游戏？”
“不，”他回答道，“我只是把东西放好，和他们玩儿。”
“怎么玩儿？”
他用足尖碰碰国王，它脸朝下倒在地上。“哦，”他说，“假装这些都是我认识的人，而这个——”他用脚指着三面摆放着的棋子，“这是它们住的房子……有多余的烟吗？”
我给了查尔斯一支香烟，随后我们互道再见。
只有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才突然明白这件小事的意义。当然！这就是和这个男孩建立联系的方式。玩技艺方面的游戏——通过玩耍来做心理分析。对待孩子就得把他当作孩子。我怎么这么笨啊？
一直等到第二天是件难事，一到早晨我就奔进一家出售廉价商品的小店。在那儿，我几乎买下了玩具柜台上看到的所有商品——玩偶、枪、小汽车、成套的家具、动物、颜料、制造模型的黏土——总之能找到的、对我计划要做的事情有用的任何东西。一到办公室，我不顾其他任何事情，叫查尔斯过来。就在那一天，对查尔斯的心理分析开始了。
没必要详细叙述我用来探查查尔斯的潜意识以及对他采取有效治疗方法的细节。因为查尔斯毕竟不是个孩子，我必然要对传统的游戏疗法进行折中。我不是对那些规则亦步亦趋，而不得不在过程中做出改进，随机应变。所以我对病例的记录类似拼图，它们只有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否则只是对我的病人的随机观察：在我们后面谈话中或是他摆弄玩具时闪现出来的他的过去的一瞬间；他生命中重大事件的再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态度，这些态度从他在治疗过程中的行为可以推断出来；在查尔斯向我——他的治疗师——“传递”他的感情时，记录着他和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各种简短的笔记。
对查尔斯进行分析的方法所取得的最早的重要成绩之一，是发现了他对母亲感情的两面性。当我们得出这一关键结论的时候，我已从查尔斯的过去中提取出十分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我们谈到过她对查尔斯的拒绝，而查尔斯也给出了他的表示——反映在他对玩具的投射和对我的行为举止上——母亲坚决不同意男孩同她生活在一起所引起的无限怨恨和敌意。他逐渐开始明白这种仇恨激起了他过去的许多攻击性行为。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在他过去被拒绝的经历（被他母亲拒绝，或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被代替他母亲地位的人拒绝）和由此引起的一长串攻击性的，有时甚至是堕落的行为之间建立起几乎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在一个疗程当中，查尔斯正在画的一幅画第一次给了我机会去了解他对母亲的另一面态度，并由此开启了查尔斯自治疗开始以来一直回避的话题。那幅画只是一幅素描。画中是一幢相当高大、顶端有十字架的建筑，建筑物前面是一块草坪，所有这些被一道我猜是墙的东西围住。在查尔斯画画的时候，我们谈论起来。查尔斯说，那画的是他大约9岁的时候待过的一个收容所。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黑暗压抑的地方。那儿的生活很严酷，他说，主要是因为它的管理者是一群以严格奉行宗教制度出名的人。那里的纪律严格而残酷。当叙述他因为一些小的犯规行为而被迫忍受的苦行，以及因为违反纪律而受到的鞭笞，查尔斯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丝激烈的情绪。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查尔斯把纸从绘画板上撕下来，扔到地上。
“让那地方见鬼去吧。”他说。
我捡起画，检查了一下。“你画完了吗？”我问。
“是的，”查尔斯说，“我甚至不愿意再想起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真讨厌透了！”
我继续仔细看那幅画。“这幅画没画完。”我说。
“的确没画完，”查尔斯同意地说，“我遗漏了好多东西。”
我把画递给他。“你遗漏什么了？”我问。查尔斯列举了一些他省略掉的细节。
“大门是什么样的？”我问。“收容所连一扇大门都没有吗？”
“当然有。”查尔斯说，“只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它。”他把那幅画在绘图板上重新放好。“这儿，”他接着说道，“我会让你看。”有几分钟，他忙于用画笔在上面涂抹。在画画的过程中，他傻傻地笑着，画完递给我的时候，他大笑起来。
“那就是它真实的样子。”他说。
我仔细看着他修改后的画，想要知道查尔斯那么欣赏的是什么，随后我和他一起大笑起来，向他表明我欣赏这个玩笑。查尔斯所做的就是把它变成了一幅惊人敏锐的漫画。他用了寥寥十数笔就勾画出一扇沉重的大门，为保证安全上面挂着粗重的铰链和一把大锁，在墙头上勾勒出了一个男孩的形象，他正在用天使的翅膀飞越栅栏，陶醉地笑着，吐出一个又一个吻。
“我闯出过那个地方十多次，”他说，“以至于有一个修女说我可能有翅膀。”
“当你从那里跑出来的时候会去哪儿？”我问。
“当然是回家。”
“你是说你母亲那儿吗？”
“当然……其他还能有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说，“但是你不断地回到那儿不是有些奇怪吗？特别是她从来不让你长住，总是会把你送回去。”
笑容从查尔斯脸上消失了，代之以阴郁的表情，我已经开始意识到那是他退回到那块仍然对我关闭的私人领域的表示。“那我还能去什么鬼地方？”他问，“一个9岁的小孩子能干什么？挨饿？”
“那正是问题的关键。”我说，“你知道一旦回家她不会让你留下，你知道你得回收容所。你也知道当你回去的时候，他们会惩罚你。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一次又一次地跑出去？”
“我想，”查尔斯说，“我想我总是希望会有不同……”
“什么不同？”
他拾起一些黏土，开始在两只手掌间揉搓着。当他再次开口，他的声音比我以前听到的都要温和。
“我记得我总是梦想会那样，”他说，“我每次都会想，这次回到家，妈妈会让我留下，和她待在一起。可能我会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这时我注意到他的手掌静止下来，眼睛蒙上一层乌云，唇边露出一个轻微的、有些苦涩的笑容。“像其他孩子一样，”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那些住在家里的孩子。”他再次停顿下来。“然后，我甚至常常想妈妈会带我去商店，给我买一些东西——我能试穿的东西……”
我感到困惑。“试穿？”我重复道。
“是的，”他说，“试穿。”他笑起来，沉思默想的表情一扫而空。“你知道，”他这时看着我说，“我一生里从来没有试穿过一样该死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机会挑选出一样东西，看看它对我是否合适。那是不是很好笑？”
“我不认为那好笑。”我说。
“是的，我也觉得那不好笑。”他说，然后变得充满哲学意味，“孩子应该有机会试穿东西。如果他们不能那样，不知怎么地，就永远不会感觉那个东西属于他们。我从来不觉得一样该死的东西属于我，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我。总感觉我是借来用的。妈妈会带东西到收容所来——鞋、短裤、衬衫，各种没用的东西——而我会收下。妈妈离开的时候，我会穿上。如果合适，那很好——不过几乎很少合适，我不得不请别人修改，或者干脆穿上，就当它合适一样。有时我和一个家伙换其他一些东西，那些更合适的东西。”他停顿下来。“那种感觉，”他沉默一会儿方才说道，“那种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你的感觉……可真让人难受。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个。医生，这重要吗？”
“我想是的，”我说，“多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好的，”他继续说道，“很难说清楚我的意思。如果你得到的东西——我是说——如果你感觉什么都不属于你，那么你可能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的意思是说，你总是其他别的什么人，就像在戏里穿着一套服装，特别是如果我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东西——能够告诉我我是谁的东西。就连我的床都不是我的。我只是一个名字——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能，”我说，“但是要知道，你是谁不是来自于物，查尔斯，那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
“但是它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心呢？”他问。
“它会以一个人对自我的感觉表现出来，”我说，“而这种感觉取决于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当一个人幼小无助的时候，其他人照顾他，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部分，然后……”
“我知道，”查尔斯打断我说，“我听过你们这些医生跟在场的人谈话（他指的是精神病医护人员给病人的心理卫生讲座）。但是对我来说，那不一样。因为她把我摆脱得太快了，我无法从内心找到自己是谁，所以我得有个东西来——来告诉我——我是谁，”他痛苦地得出结论，“而我甚至连那个也得不到。”
我承认，这个天真的男孩那天所展示出的心理敏感性让我感到震惊。当然，他是对的。他无意中发现了不只在他的案例中，就是在其他案例中也非常重要的一项心理动力学，那是青少年行为不轨和精神紊乱的一个基本原因。说得更明白些，他正更加清晰地描述、定义我们社会非常流行的疏离感，并指出了纯粹物质化的原因，所有观察家都说这种物质化是对当前时代的诅咒。无论是现实的被拒绝（就像查尔斯已经遭遇到的那样），还是因为父母忽视孩子、专注于自我、恐惧或焦虑的态度而感到被拒绝，或者与此相反，情感上饥渴的父母出于担心抓得过紧，都会使婴幼儿的自我永远无法实现独立的身份或是自我意识的浮现，而这对个人和他的社会性成熟都是必需的。于是他被迫从外界，从那些具有指示意义的物质上来寻找自我。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悲剧。具体到查尔斯身上，在他生命中甚至连可以用来认知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这就更增加了悲剧因素。实际上，他自我缺失，变成了一个没有独立身份的个体，变成了动物——而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的角色永远无法固定，时刻都在变化。这时，在缺乏通常由一个平衡的“我”所提供的调节的情况下，本能的压力（和社会的需要）为争夺行为支配权而战。毫无疑问，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因为除了所有专业方面的细微差别，精神病就是一种自我消失、身份丧失的状态（这一点在精神病治疗机构里那些自称拿破仑和基督的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因此治疗查尔斯的关键，就是必须给他提供一个自我：否则他注定还得做个机器人，其理性只是由权威或者不可靠的、僵化的外部检查机制强加在他身上的。
像所有我认识的病人一样，查尔斯给了我治疗他的线索和第一次重要的洞察，通过这次洞察，我得以深入他的障碍的无意识动力学。我知道，其他许多东西仍然处于隔离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记述的上述谈话有点儿偏离主题——当然很有收获——我急切地想要回到我们已经展开的，和他对母亲的矛盾心态有关的话题。几天以后，我采用的游戏治疗方法就给了我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的机会。
我记得，当时我的病人正在建造一艘船，谈论着一些女性志愿者为收容所的孩子们安排的一次远足。他以极大的幽默讽刺这些夫人，同时也带有某种怨毒。故事讲到一半，他伸手去拿一罐胶水，罐子被放在煤气灯上以使里面的胶水保持液体状态，他将罐子打翻了，黏性液体流满了我的桌子。查尔斯一边道歉，一边迅速地将脏东西擦干净，然后又回到他的工作和刚才讲述的故事上。他刚再次开口讲话，我就注意到有一小块地方他没擦，我指给他看。他被惹恼了，放下工具，擦拭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充满厌恶地喊叫着将抹布扔向我。“万能的上帝啊！”他咒骂道，“你真让我恶心！——就像我妈妈一样。”
现在我也无法告诉读者，为什么我感觉他用“恶心”这个词是真实的，为什么我没有按照习惯把那理解为对于愤怒的一般表达。心理分析师用来工作的唯一工具就是他自己的无意识，通过自己的无意识来了解病人的无意识。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它直觉，或心灵感应，或者其他任何你想要的名词，事实是当心理分析师所起的作用正确且恰到好处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和病人的无意识协调一致，通过自己的无意识来获知正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一切的。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认为自己能描述出为什么我立刻知道“恶心”这个词应该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不是象征性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是我事后回想起来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查尔斯当时正谈论着这次短途旅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乘船。他提起自己晕船，然后他将夫人们画成漫画，他轻蔑地谈到她们的女性气味，她们大大的胸脯，她们多管闲事的、忙乱的举止。片刻之后他打翻了装胶水的罐子。也许他谈话中一些微小的元素，通过扔抹布这一明显的行为集中反映出来，而让我马上问道：“你母亲真的让你恶心吗？”
查尔斯犹豫了。“我想起来了，”他说，“每当我看到她，总是有点儿恶心。”
“怎么恶心呢？”
“在胃里……就好像我要吐。”
“你认为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呢？”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他说，“可能是兴奋，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或者可能是她散发出的气味。”
我再一次体会到那种古怪的、雷克称之为“惊愕”（surprise）的无意识思维跳跃，那种在心理分析师身上，象征着治疗师和被治疗者完全合拍的类似电击的反应。晕船、女人的气味、装胶水的罐子、抹布——每个事物都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使我可能猜测到查尔斯现在开始要讲的故事——不过不是故事的细节，而是故事中的心理轮廓和言外之意。
“通常，”他开始说道……
通常想起母亲时，查尔斯就会感到有点儿恶心，不是真的恶心——可能“想要呕吐”是个更合适的词。那就好像他内心深处难以描述，但却真实存在的东西，正在慢慢地翻腾。当他想到其他女人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还不仅是想到她们，看到女人，或是接近女人，他都好像吞下一个正在蠕动的活物，而那东西缠绕在他体内的器官上。到如今，那成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女人一出现就肯定会引起的感觉，但是每次出现这种感觉，他认为里面都混杂着厌恶和迷乱。在思想的边缘——他说，“在我的舌尖上”——他能辨别出这种熟悉的感觉，但它仍然无法捉摸，难以形容。
查尔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他九岁生日那天（至此读者应该还记得我们开始研究他和母亲的关系时，查尔斯回到他九岁那年，画下一幅他当时住的收容所的图画）。当一个修女来叫他，告诉他母亲来了时，男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儿。
几分钟以后，查尔斯站在母亲面前，他的脸通红，当她亲吻他的时候，她戴着手套的手扶着他的脸颊，他觉得脸颊像在被炙烤。他的感觉被她身上甜美的香水味和她穿的皮毛大衣厚而柔软的触感压倒了。当她告诉他，她是来带他回家过圣诞节时，他第一次感到体内那种微弱的、令人恶心的翻腾，有一会儿工夫，他认为自己是要呕吐。由于这种感觉，他无法期待自己开口讲话，直到他们坐到出租车里，他体内的东西才平息下来。
尽管查尔斯知道他待在家里和她共同度过的还有其他的圣诞节——她制定了一个惯例，两个男孩只能在假日轮流回到家里，所以他们俩从来不能同时和她在一起——将近九岁生日的这一次却是他唯一能够完整回忆起来的一次。那一次发生了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他母亲当时住的公寓和她那么多年来住的地方一模一样。在她和查尔斯会面的年月里，很少有变化，以致现在查尔斯在治疗当中重现那些被压抑在思想深处的事件时，能够凭借记忆在那些熟悉的界标中间穿过。有着鲜亮窗帘的起居室，壁炉里的煤气管道，铺着地毯的走廊，一边是雪白闪耀的厨房，然后——然后是他母亲的卧室，有着属于它的味道和柔和，装满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敢猜想的女性秘密的衣柜抽屉，梳妆台上经常有粉红色的神秘瓶瓶罐罐，窗户下面盖着披肩和彩色垫子的大衣箱，卧室中间是铺有冷色绸缎的床，他喜欢用指尖在上面滑动。
当他母亲白天出去工作，而查尔斯已经把早餐碗碟清洗晾干之后，他经常会踮着脚穿过走廊，站在母亲的卧室门前。出于一些不知道的原因，他常常希望在房间里发现什么人。发现里面是空的常令他感到惊奇，他总不相信自己找不到人，于是查看家具底下，掀开床单，窥视床下，打开浴室的门，搜寻浴帘后面，然后确信只有他一个人，他会倒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脸埋在枕头的凹陷处，“恶心”的感觉就开始了。那个在他体内缠绕的东西似乎在长大，它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他变得眩晕虚弱。然后它会突然停下来，有一会儿工夫，他的自我仿佛消散了。现在他感到仿佛在一朵气味浓厚的云里飘浮，他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很愉快，与此同时，他急骤的呼吸和奔腾的血液平复下来。很快，他站起身，将丝绸床单小心地抚平。
查尔斯记得这个临近九岁生日的假期还有一个原因。在那年的新年前夜，他母亲举行了一个晚会。她告诉他，她的朋友会来得很晚，那晚他只好睡在她的床上，而不是起居室的沙发上。洗过澡后，他躺在被褥之间，看着她梳妆打扮，分享着她显而易见的兴奋。但是当她离开后，他睡不着觉，当他想到当晚的某个时间她会回来，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时，那奇怪的恶心感提前出现了，那让查尔斯充满惊慌，让他离开床到衣箱上去。他坐在垫子上面，因为寒冷缩成一团，他听着隔壁欢闹的声音，一动不动地盯着门缝下面透进来的一道光线来抵抗睡意。过了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寒冷和睡意战胜了他内心的骚动，他才恍恍惚惚、磕磕绊绊地向床走去。
将近破晓的时候，在温暖而安静的睡眠中，查尔斯感到自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举了起来。他困倦地睁开眼睛，看到一张他永远也忘记不了却又永远记不清晰的脸，还有一个声音，和仿佛从很远地方传来的一阵笑声。然而早晨的时候，当他从起居室的沙发上环视着丢得乱八七糟的空玻璃杯子和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剩下的只有这点模模糊糊的记忆和苏醒后令人懊恼的长时间失落。他不用去看就知道，他身后的那扇门——通往他母亲卧室的门——被锁上了。
这次逗留之后，对于查尔斯，一切都变了。当他回到收容所，好像有一股新的、不受控制的力量占据了他的身体。修女说，魔鬼控制了他。他以疯狂轻蔑的态度不计后果地打破所有规矩，他看上去甚至很喜欢成为他每天生活一部分的惩罚和苦行赎罪，他心怀对抗地屈服于桦树条，甚至包括修女在内，没有人比他跪在地板上的时间更长。一次他昏倒在小礼拜堂里，当他们脱下他的衣服时，从他的短裤里掉出一堆石头和碎玻璃片，人们只能把衣服从他流血的腿上撕下来。也是在这一次，他用木炭和大头针在自己的手指上痛苦地刺上“真爱”这两个字——每个手指上一个字母，就在指关节的下面。
随着日子逐渐过去，我们越来越深入到查尔斯和他自己以及和世界的关系的扭曲结构当中，解开他全神贯注于乱伦关系的纠结线团，并识别出这一点作为他生命中的动力的意义。在一股无情的潮水面前，他放弃了自我压抑，而那些将他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记忆拒绝浮上意识的表面。有时我们的会面充满狂风暴雨，偶尔我能窥到蕴含在男孩体内的狂暴，对我来说，那就好像看着狂野而饥饿的野兽在一个深坑里号叫着要出来。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采用的这种治疗方式似乎排解了他的攻击性，或者至少使其得到了转移。因为在漫长的几个月里——特别是这一次——在这里的生活期间查尔斯是顺从温和的。他对病房里的病人表现出极大的体贴关心，甚至是温柔。因为他的年轻，他显得稍微有些孤独，缺少同伴，从来看不到他在下班后和熟人待在一起。但是在治疗时段，他向手里拿着的东西、向我发泄着积攒的仇恨。我的办公室变得一片混乱，瓶子被打翻，颜料被泼溅出来，玩偶被弄得破碎，火被点着，玩具因为“意外”被损坏，而对于我，则会劈头落下一顿谩骂。
休提（Suttie）博士写道，治疗师的角色“不是医生那样的专业角色，也不是完美父母那样神一般的角色，而更多的是用来献祭的牺牲品。所有仇恨、焦虑和不信任都可以发泄在他身上，所以他是媒介、是催化剂，通过他，那些与世隔绝的心灵重新与社会融合”。于是所有查尔斯体验到的缺失现在都落到了我身上，我们每天的会面充满一连串持续不断的抱怨、指责和控诉，这些被来自过去的河流滋养着。这不仅是在释放他的攻击性，也是在考验我的耐性——是的——还有我的爱心，因为查尔斯几乎毁坏了我带来用于工作的每一样东西。如果我表现出一丝恼怒或不耐烦，他很快就会明白，并为此严厉地批评我，指责我不公平、缺乏同情心和有反对他的情绪这样的一打“罪状”。逐渐地，随着我几乎不断地磨炼自己的耐心、接纳能力、宽仁之心和同情心，他对我这些品质的考验也愈发严厉。他为我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小考验——他通常从眼角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在所有涉及他的方面，只要我通过言语或手势流露出不同于全然赞同的态度的哪怕最模糊和短暂的一点儿变化，他就准备展开突袭。
于是查尔斯和我之间的张力增长着，直到通往他内心最深、最隐秘的秘密的最后一道屏障倒下。和通常这类情形一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掌握着通往无意识的钥匙。
在上次发生暴动时期，监狱医院的值班人员承担着很多责任。在晚上的例行公事完成之后，他通常会到医院的顶层“平台”去读书或写信，直到就寝时间。因为当晚他处于待命状态，在就寝前差不多最后一件事就是把药箱从药房拿出来，在做最后巡视的时候，把催眠药、镇静剂，以及每层护士需要的药物都分发出去。到达自己的住处之后，再将药品记录和箱子里的东西核对一下。从那时起，直到第二天换班，那个箱子——一个令人敬畏的金属箱——都不能离开他的视线。箱子里的贵重药品都是急需的，当然，看管箱子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重大的责任。
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当时我正在值班室，把药箱从药房冰箱里取出来，开始我的巡视。在去A区病房的路上，我经过一群正站在医院接待室桌子旁边的病人。他们正在进行那令人厌倦却又永远不会停止的闲聊——掺杂着性的聊天闲谈，这些被监禁的人以此来代替社会生活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一部分。查尔斯在人群里。当我对大家道过晚安，继续向前走时，他友好而古怪地看着我。距离病房门还有一半，我听到后面的脚步声。我转过身，等待着查尔斯。
“怎么啦？”我问。
他迟缓地笑笑。“没什么。”他回答说。
“想和我一起巡视吗？”我问。
他点点头，对我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他伸出手。
“我来帮你拿箱子。”他说。
关于药箱不允许委托给住院病人的规矩闪过我的头脑，我正要拒绝，但是几乎就在此时，我想起查尔斯很可能是在为他当天治疗过程中所说的一些话赔罪，拒绝让他做这些小事会被男孩误解为对他的敌对行为的反击。
“谢谢。”我说，然后将药箱递给他。
在A区病房，我做巡视、填卡片，然后准备按照通常的方式，将需要的药品分发给晚上的护士。在我的要求下，查尔斯将药箱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当我用值班人员钥匙环上的一把钥匙打开箱子的时候，查尔斯非常专心地观察着这个过程。当我在箱子里翻找，做必不可少的分发工作时，我意识到查尔斯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当他在我的肩头俯下身来时，我立即明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兴奋。当我关上箱子的时候，他呼哧呼哧的急剧呼吸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诧异地看着他。他发觉我在注视他，为了使我消除疑心笑了笑。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从桌子上拿起药箱，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我们俩一起离开病房，开始去下一层楼。
在B区病房，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当我按程序进行时，查尔斯出神地看着。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药箱。当我把药箱锁上，他便赶紧抢过去，据为己有。
C区病房里是一群特殊的病人，住在这里的人是自愿来做医学实验的。他们不需要值班人员的关注，他的唯一责任就是检查一下他们的体温图表。因而我在护士递给我检查的图表上签完字，就起身离开。查尔斯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放下药箱，一只手放在上面，当我站起身时，他问道：“你不要药箱吗？”
“不要，”我解释说，“这些人什么也不需要。”
“你甚至都不打开箱子吗？”他问。
“为什么打开？”
“哦，”他有些犹豫地说道，“我以为你会需要从里面拿些东西。”
只有这时我才更仔细地看他。他的眼睛明亮，脸绷得紧紧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你哪儿不舒服吗，查尔斯？”我问。
他摇摇头。“没有。”他说。
“可能你应该就寝了。”我建议道，“你看上去累了。”
“我很好。”查尔斯说。
我伸手要药箱。“你最好上床睡觉，”我说，“我会自己做完。”
查尔斯简直就是把药箱从我手底硬拽了出去。“不……求你，”他恳求道，“让我跟着你。”
D区病房是值班人员巡视的最后一站，也是需要逗留时间最长的一站。这里住的是外科病人，填表和药品分配工作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挨床、挨病房地检查完病人之后，我坐在护士桌前。此刻正好过了10点，只有监狱里的医院才能如此安静。那种寂静很沉重，只偶尔被一声咳嗽或什么人的痛苦呻吟诡异地打破，与此同时，作为背景的是那令人感到威胁的两千名囚犯低声起伏的呼吸。在台灯投射的灯光下，我们三个——穿着白大衣的男护士、穿着粗斜纹棉布监服的查尔斯、穿着制服的我——构成了一幅怪异的卡夫卡式的戏剧场面。当我填写面前的表格时，护士和我低声地说着话，查尔斯站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打开的药箱，里面的小瓶、胶囊和装在药盒里的五颜六色的药丸把几丝明亮的光线反射到他的脸上。
由于全神贯注于工作，我开始几乎没有注意到查尔斯的右手好像什么活物一样，正在朝打开的药箱缓慢移动。当他的手指蠕动到旁边，整只手已经伸进药箱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手的动作。
“查尔斯！”
他看上去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尖声叫喊。他的手仍然搁在药箱里，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上面，面部和身体的线条都很僵硬。
我抓住他的手腕。他的手冷而粘湿，出了一层油腻的冷汗，当我把它从箱子里拉出来的时候，他的手痉挛地抽搐着——我当时能感觉到他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就好像我的碰触打破了某种魔咒。
“你到底在搞什么？”我问。
“没什么。”他说，“我只是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又困惑又生气。“你知道药箱里有什么。”我说，“你知道你不能摆弄那个东西。”
“对不起，”他说，“我……我想我是忘了。”
我仍旧很生气，砰地关上药箱的盖子，锁上，收拾好我的东西（包括药箱），朝D区病房通往值班室的楼梯走去。当我开始攀爬通往“顶层平台”和我房间的楼梯时，怒火突然让位于对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好奇。我如此专注于头脑中的想法，以至于直到我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摸索着寻找面前楼梯铁栅栏的钥匙时，我一直没有听到身后查尔斯的脚步声。就在我刚刚打开门的时候，查尔斯叫出了我的名字，我转过身，发现他正好站在我身后。不过此刻，我看着他，不是怀着愤怒或是好奇，而是充满恐惧。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俩正单独站在一个除了医护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能进入的医院禁区里。在我们身后下方，是一段长长的楼梯，在我们前面是没有电灯的走廊。一般来说，这种环境不会让人产生恐惧，但查尔斯毕竟是一个危险的潜在精神病患者，而且他前一刻的行为太不正常。至少在此刻，我和他的关系非常不确定。不止这些，在最平常的情况下，他的外表也足以让人产生忧惧。他满脸汗水，呼吸急促而微弱，嘴唇干燥，紧绷的皮肤显示出极度的紧张。看着他，我非常紧张，但是为了不让他生疑，我用自认为很随便的举止面对着他。我知道，如果对于一个不是像查尔斯当时那么兴奋的人来说，我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
“你想干什么？”我问。
他伸出舌头，舔舔干燥的嘴唇，盯着我拿着的药箱，伸出手，用一种刺耳、颤抖的声音说：“箱子。给我箱子。”
“为什么？”我问。
“我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可是你知道里面有什么，”我说，“只是些给病人的药。”
“我要它。”他说，朝我挪动过来。
我向后退去，抓着药箱盖上的手柄将它放到身后。
“你不能拿它，”我说，“你知道我是不被允许把它给你的。”
“但是我想要它。”他说。
我又毫无意义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看看里面有什么？”
“你已经看到了。”
“没全看到……没看到底下。求你！”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是用介于可怜而急切的恳求和命令之间的语气说的，我当时对自己的安全放下心来。我的思想从恐惧中摆脱出来，我一看到这个明显发狂的男孩、听到他的声音就被恐惧感抓住了，现在才能思考，以找出一个办法来摆脱当前的困境。我向他走过去，将另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我的手放在他潮湿的衬衫上，在我的手下，他身体的颤抖好像平息下来。
“查尔斯，”我温柔地说，“你为什么不上床睡觉呢？你感觉不好，而且时间也太晚了。我们明天再谈药箱的事。”
他第一次抬起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你不明白，医生。”他说，“我只是想看看箱子里有什么？”
“你认为里面有什么？”我问。
“那就是为什么我要看看。”他恳求地说，“我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我让你看里面有什么，你会回你的病房去吗？”
他急切地回应道：“什么东西都让我看吗？”
“当然，”我说，“过这边来。我们到个有光亮的地方。”
说完这话，我便往回走下通往D区病房的楼梯，我的动作很快，敏锐地感觉到查尔斯跟在我的后面。在护士的桌子前，在有遮罩台灯的灯光下，我打开药箱，取出里面的每一样东西——药管、小药瓶、药盒、注射器、针头、胶囊、夹钳、药丸、瓶子，然后，注意到男护士无声的惊异，我将药箱递给查尔斯。他接过去，很快扫了一眼如今空空如也的药箱，又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陈列品，最后看了看我，逐渐地缓和下来，放下药箱。“谢谢。”他喘了口气，立即走开了。
那晚我想睡而又睡不着。查尔斯的举止困扰着我，让我迷惑。我对自己提问，却无法解答，每个问题又引出更多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和什么有关？查尔斯希望在药箱里发现什么？是什么引起了他的兴奋？我让他看了箱子里面的东西，这样做对吗？让他走又对吗？我是否应该提醒查尔斯病区的值班人员，查尔斯今天的行为非常古怪？我是否应该再到病房去检查一下查尔斯？他是精神病又发作了吗？这意味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得越多，问题也就越多。累了，我便放弃了，等待天亮后会有的答案。
第二天，查尔斯在我们的预定时间准时到达。在他来之前，我为了布置这次会面的场景将桌上的一切东西都清理干净，将我们在他治疗过程当中使用的材料都挪走，锁到柜子里，将他过去几周用透明胶带粘在墙上的图画和素描撤走，我还得到允许，将药箱里平时装的东西倒空，现在药箱和开药箱锁的钥匙就放在桌上，正好在一盏明亮的灯下。
查尔斯出现的时候，眼睛明亮，态度冷静，他笑着问候我，然后径直走向桌前他的椅子。坐下后，他拿起钥匙，长时间地玩弄着，然后他带着疑问看了我一眼，我表示同意地点点头。他没说一句话，打开药箱，微笑着，一件一件地拿出我放在里面的东西，不是各种药品，而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小刀、一个小玩偶、一些硬币——所有我认为能激发起他联想的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明显很高兴。“不。不是这些东西。”
“那是什么？”我问。
这次他沉默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起自己承受昨天晚上就开始积攒起来的好奇心的能力。最后他说：“那实在太奇怪了。昨天晚上我敢发誓它在里面。”
“发誓什么在药箱里面？”我一定是用充满急切而又带些怒气的声音在提问。
“戒指。”他回答说。
“什么戒指？”
“我妈妈的结婚戒指。”
……在他刚过十三岁不久时一次拜访母亲的过程中，查尔斯发现了箱子和那枚结婚戒指。这次发现的细节和导致的后果自从他犯罪以来一直被严厉地压抑着。如果不是发生了药箱事件，很可能会从我们的心理分析过程中错失，不过现在，他能告诉我关于这件事，并检验它的动力学意义。
他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为过生日回到家后的那天早晨，当时母亲已经走了，他干完了早晨那点微不足道的工作，看烦了漫画书，所以决定出去散步。他打开门厅壁橱的门拿大衣，里面的镜子反射出卧室里的衣箱，上面堆放着软垫。突然间，它显得神秘而又充满秘密，一个念头划过他的脑海，那就是他总想研究一下里面的东西。他任由大衣掉在地上，向衣箱走去，跪在箱子前，带着即将违反和自己定下的某些秘密协定的感情，他急不可耐地将垫子一扫而落，解开黄铜锁链。他笨拙地开着锁，但是打不开。他起身到厨房，从一个抽屉里拿回一把锤子和一把小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注意到手抖得多么厉害，与此同时，他也感到在心里翻腾着的好奇。
查尔斯跪在衣箱前，又是用锤子砸，又是撬锁，直到锁链最后掉了下来。他用两只手打开吱嘎作响的箱盖，一股混合着淡淡香水、樟脑和旧东西放久了的气味钻进他的鼻孔，片刻的头晕目眩使他闭上了眼睛。他打开箱子，看到里面分成两层。上面一层是盒子，每个都有盒盖，所有盒子用印有小束红、白花朵的蓝布覆盖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拿起盒盖。其中一个盒子里面是纸和信封，一捆用橡皮圈扎起来的信，橡皮圈很粗，但已经失去了弹性，一些褪色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查尔斯从来不认识。另一个间隔比其他的大一些，里面装着折叠起来的亚麻布制品和几段丝绸料子。在第三个间隔里有一个金属盒子。查尔斯拿起它的时候，发出叮当一声脆响，那激起他极大的兴趣，他把这个盒子放到自己旁边的地板上，又在箱子底层急急忙忙一通翻找，只发现一些衣服、毯子和鞋子。
现在查尔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个金属盒子。盒子上面没有明显的锁环，查尔斯在它的表面又按又推，变得越来越急躁，几乎已经决定用工具硬撬开盒子了。这时他注意到盒子底部有一个地方并没有跟盒子连成一体。他小心翼翼地挪开嵌板，揭开盒子的真正底层，在一个凹陷处，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他急忙把钥匙插进去，打开盒子。盒子里面有一捆钞票、一堆硬币、几个珠宝别针、一串珍珠、一枚沉甸甸的金制胸针、一个用小钻石装饰的结婚戒指在其中闪闪发光。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别人看到了，查尔斯慌里慌张地拿起一张十美元钞票，放进自己的衣袋。然后他关上盒子，锁好，将它小心地放回去，合上衣箱盖子，将软垫重新摆好。那一下午他都用来看电影了。
回到收容所之前的每一天，查尔斯都探查到更多衣箱里的秘密。他研究那些照片，直到将它们熟记于胸，给那些面孔起名字，为每个人都编了一段故事。那些信的内容他读起来有些费劲，也让他很迷惑，那些信让人很难理解，里面提到的名字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不过最后，他从信中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的父亲并没有像他妈妈告诉他和弟弟那样死去。那个被忘记的男人离开了，再次结了婚，现在正和再婚组成的家庭住在另一个城市里。慢慢地，查尔斯拼合出了整个故事。他母亲和这个被遗忘的男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福，因为信仰方面的差异，他们很快离了婚。然后很明显，他母亲听从了查尔斯从一封信里读到的建议：“你应该这样生活，就好像他已经死了。因为对于你和孩子们来说，他也真就是死了……”
通常在当天合上箱盖之前，查尔斯的心思都会回到那个金属盒子上，他将那作为他调查仪式的最后一项。不知为什么，那个盒子对他来说代表着这个房间跳动着的心脏。只要一触摸它，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脉搏在加快，并且那种熟悉的恶心感觉也开始了。对于结婚戒指，情形就更糟。第一次把它拿在手里时，它好像在灼烧他的皮肤，与此同时，他脚下的地板好像在移动，耳朵里听到海浪迸溅的声音。在家的最后一天，他把戒指搁在自己的衣袋里，为保证安全还攥在汗湿的手里，直到母亲送他回收容所。把戒指放回到原处后，他又拿了十块钱。
在他十三岁生日之后，还不到夏天的时候，查尔斯的母亲被叫到收容所，并被告知查尔斯得去其他地方。他们说，他已经不受管束了，他的存在恐怕会在“道德和精神上”伤害其他男孩。他们说，也许让他待在一个农场会更好。做出必要的安排需要花费几天时间，这期间他母亲必须将他带走，因为收容所方面的耐性已经达到了极限。
出租车停下来，以便让查尔斯带着手提箱在他母亲住的地方下车。他母亲还得回去工作，很晚才能回来。
那个衣箱在等他。他急急忙忙地进入那个梦里，那个日夜给他希望的梦。他伸手拿起结婚戒指，没有注意到那个金属盒子里面不再装着钱。他手里拿着它，站起身，穿过房间走向梳妆台，小心地将它放在镜子顶上。然后他脱去衣服，神经紧张地撕扯着衬衫的纽扣、内衣的按扣、鞋上的鞋带。现在，他赤身裸体地站着。他体内的东西迅速地翻腾起来。在他脑袋里，一种浓稠的液体沸腾了。他将戒指拿在手里，轮流套上每一根手指，然后将它放进嘴里，用舌头舔着圆环，最后把它放在他颤抖着的、勃起的生殖器上……
待在农场上的近两年时间里，查尔斯的思想经常回到那个戒指和衣箱上。在充斥着工作的白天，在夜晚入睡前的大量幻想里，那个黄金圆环的形象常常萦绕在他的心头。它侵入他的梦境，他做所有事情都有它的伴奏：那天他像个梦游者一样漫步穿过牧场前往大路，永远离开农场的时候，正是这样一幅景象在召唤着他。在他回到家后的那个早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复他脑海中储存的这一体验。这一体验如今已经变成了他生命的中心，他每天至少一次，或者多次重复这番举动，直到它作为一种仪式固定下来。
查尔斯自己并不知道，关于结婚戒指的秘密仪式对他的影响力变得多么强大，直到那天，他将自己从农场回家后漫无目标的第一周里想出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在他回家后的大约七天时间里，为了给这次冒险做准备，他多次从母亲的钱包里小笔地偷钱。攒到大约五块钱的时候，他在一天午后离开了家，直奔这座城市中一个名为“街区”的地方。这里的街道两旁有四百米的地方，那些低档酒吧和下等酒馆甚至在这么早的时间已经充满活力地震颤着。霓虹灯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在破旧失修的酒吧那黑暗凉爽的休憩处，庞大城市的人类渣滓聚集在一起，用幻觉来应对不可避免的黑夜。
查尔斯大跨步走进其中一家酒吧，他想起一个比他年长的男孩有一次夸口时曾经提到过它的名字和地点。他装出一副自信的样子——尽管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比十五岁大，他仔细挑选过穿着——坐到吧台前，要了一杯啤酒。酒吧侍者只是随便地扫了他一眼，也许是查尔斯的年轻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也许是这个地方并不特别看重法律，总之他满足了查尔斯的要求。没有因为年龄被赶出去给了查尔斯勇气，喝了一小口酒后，他把凳子转过来，观察着酒吧里的情况。他在靠后的位置看到一个单身女人，没有戴帽子，肩上搭着动物皮毛的短外套，用手指玩弄着一个空杯子，眼睛呆呆地盯在上面。查尔斯盯着她，直到她抬起头，回望着他。她随即笑了，用一根手指召唤他。查尔斯的内心在颤抖，但他小心地控制着自己，拿着杯子走到她坐的地方。
“坐下，宝贝。”她说。
查尔斯坐下来。
“给我买杯酒。”她命令道。
查尔斯向一个侍者招手，将自己的酒一饮而尽，把两个杯子都推到桌子边上。
在等酒的过程当中，查尔斯和那个女人都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放松点儿，”那个女人说，“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我不紧张，”查尔斯说，偷偷在裤子上擦着出汗的手掌。
“你有多少钱？”那个女人问道。
“大概五块钱。”他回答道。
“数一数。”她命令道。
查尔斯将自己的钱放到桌子上，有皱巴巴的五元钞票和一些零钱。当侍者把酒放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女人拿起钞票放进自己的钱包里，又从桌上的硬币中数出酒钱。
“喂！”那个女人说道，喝干杯中的威士忌，然后说道：“跟我来。”
查尔斯跟着她走到街上。她一次也没转过头来看看他是否跟在后面，飞快地穿过两个街区，走向一个坐落在和“街区”平行的小巷里的出租房，爬上两段楼梯，转过一个黑暗的走廊，打开一扇门。直到这时候，她才停下来等他。
进到屋里，女人将自己的大衣扔到椅子上，踢掉鞋子，点上一支烟，坐到一张破旧的床边。她的目光在男孩单薄的身体上移动着。他胆怯地站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旁边。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女人意识到除非她先采取行动，否则他很可能一直不出声地待在那里时，她笑了。
“这是你的第一次，不是吗，宝贝？”她说。
查尔斯点点头。
“哎哟，”她说，“你遇到了我，而不是任何一个老女人，这真是件好事。过来。”
查尔斯慢慢地、惴惴不安地朝着床走过去，站在她身边，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在此过程中，她站了起来，一下子从头上把衣服扯掉，她里面什么都没穿。
这是查尔斯第一次看到一个裸体的女人。他的眼睛慢慢地在她身上转来转去，与此同时，他的脉搏怦怦急跳，皮肤的毛孔张开，身上流汗。
“抚摸我，”女人说，但是他站着不动。“过来，”女人说，抓过他汗湿的手，把它们引领到自己的乳房上。“就像这样……继续……不要害怕。”然后她突然倒在床上。“现在把你的衣服脱掉。”她说。
男孩子慌乱地脱掉衣服，光着身子，颤抖着，感到不舒服。他让自己倒在她旁边。她的眼睛很内行地扫视着他，与此同时，她觉得他无助的紧张很有趣，发出咯咯的声音。“你打算让我工作来挣点儿现钱的，不是吗，宝贝？”她说着朝他伸出手。
过了一刻钟，女人叹口气，坐了起来。“见鬼！”她说，“你吓坏啦！”她点燃一支烟，伸手拿她之前扔在床上的衣服。“你下次再来吧……”
“等等，”查尔斯喊道，“请不要……”他从床上跳起来，在他的衣服中搜寻着，最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一把扯掉她手里的衣服，同时用另一只手将她推回床上。
“戴上这个。”他说，声音里充满绝望的急迫，与此同时，他将戒指塞进她的手里。
“没问题，”她说，“但是为什么……”
“求你……”他哀求道。
女人困惑地将戒指套到一个手指上，冲着从窗户进来的光线举起手来，光线落在小小的宝石上。她简单地看了看它，随后把眼睛转向查尔斯。
“哦，该死的！”她说……
随着对于戒指的整个故事的追溯，查尔斯自我压抑的最后一道藩篱被消除了。至此我们有可能重现查尔斯所犯下的可怕罪行，理解其残酷无情的无意识逻辑，解读其潜在动机。从对查尔斯的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我们最终掌握了他过去的所有“事实”，对他人格的探究达到了最深的层面。
这个像孤儿一样被遗弃、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男孩是人格完全扭曲的清晰例证，这种扭曲是一个孩子心理成长需要的所有条件都被拒绝的结果。最深切的情感需求全部遭受挫折造就了情感饥渴的个体。在家里和收容所的生活中发生的可怕事件使他的人格产生了最初的扭曲，再加上根本上的性格畸形，在腐坏的地基上再加以一层又一层更进一步的扭曲——直到青春期他变成了一个只能依靠暴力、变态和破坏来满足自己的本能和需要的名副其实的恶人。
至于那桩罪行本身，很明显，凶杀意图指向的（心理上真正的）牺牲品并不是查尔斯杀死的那个不幸女孩。她只不过是个替代品，是这出乱伦和弑母戏剧不幸而无辜的旁观者，这幕剧的起始离最后一幕上演有将近二十年之遥。
如果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查尔斯杀死并奸污那个女孩是在象征性地杀害和占有他的母亲，紧挨着犯罪之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这样的证据。那天早晨，查尔斯醒来得很晚，据他说，他感到“混乱和沮丧”。三天前，他失去了西部联邦政府的工作，那几天他正在休息。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为了去找一个妓女，他试图想出一个弄钱的办法，但是每个计划都涉及要典当那枚珍贵的戒指。根据以前的经验，这不是个好办法。如果没有那枚戒指，他就会感到虚弱无力。但是还能从哪儿弄到钱呢？他被这种两难的处境折磨着，直到进入骚乱不安的睡眠。
那个命中注定的午前，查尔斯起床后几乎还没完全清醒，便试图打开那个衣箱。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锁头卡住了，他使劲拉拽，直到手指疼痛。他急忙穿上衣服，去到底层，从看门人那儿借来一把锤子和一个碎冰锥。他将这两样工具放在厨房的冰箱上，打算等梳洗并用过早饭后再使用它们。当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门铃响了。从这一刻起，仿佛又一朵盘旋的黑云封闭住了他的感官，一个声音穿透乌云，命令他，杀！杀！杀！
我一直没能对那个催促查尔斯杀人的声音进行鉴别，尽管在药箱事件后不久我便对此有了亲身认识……
时间是九月里明亮的一天，中午十二点半。我正和医院其他同事一起在医护人员集体食堂用午餐，这时一个来自医院的紧急电话打断了我。接待处的服务员告诉我，查尔斯来过，问我在哪儿，要求立刻见我。服务员说，那个男孩子看上去“像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我于是让他上楼去你的办公室，告诉他等着你”。
在回医院的路上，我猜测着他能出什么事。我当天早些时候还见过他，想不起谈话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做了一些索然无味的工作，我所能记起的全部印象就是一定程度的失望，因为我们近来的会面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收获。自从前几周那次戏剧性的、重要的内心暴露后，查尔斯对什么都有点儿不感兴趣。我认为这一低落时期是自然的，甚至是合理的短暂间歇。在心理治疗中，每个高潮后面都不可避免地跟随着一段平静和恢复时期。这能让人对新的领悟进行吸收，并据此对自己重新定位。我感觉查尔斯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我在匆忙赶回医院的路上想），这段时间我甚至试着加强这个男孩和我之间的移情，因为我知道他过去受到的伤害必须被消除，在他获得认同感，并以此重塑自己的人格之前，他需要感到被需要、被欣赏，甚至是被爱，因此我对他比往常更加宽容。我增加了他工作上的职责，允许他自由地打开存放物品的橱柜，通常还会放松他生活或工作的气氛。是什么干扰了他的平静，我实在想不出。
当我经过医院入口的桌子时，发现前台没有人。看门人，这一时间整幢大楼里唯一在岗的人，正在角落里舒服地打瞌睡。他的脚架在一张桌子上，嘴巴张得大大的。当登上通往二楼我办公室的楼梯时，我记得脑海里飞快地掠过了这样的想法：医院一片寂静，饭后的倦怠还得持续至少半个小时。除了远处一台打字机的咔嗒声和主楼食堂里正在吃午饭的一大群人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其他没有任何声音。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来向里望去。查尔斯坐在那张轻便帆布床的边上。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的样子。他的手抓着褐色的皮革床垫，就好像抓着宝贵的生命，眼睛紧紧闭着，泪水从眼里流出来，牙关紧闭，嘴唇贴合，从唇齿间发出难以理解的声音和呻吟，他的脸因为痛苦扭曲着，呈现出甜菜根般的红色，粗斜纹棉布衬衫一大块一大块地被汗水打湿，他的腿脚抽搐着，仿佛浑身都在颤抖。
我朝他走过去，站在轻便床和我办公桌之间的狭小地带，轻柔地叫他的名字。没有任何反应。他看上去正在和自己斗争，和内心的什么对抗。我朝他弯下身，尽可能倾听他说的话。在动物般的呻吟和巨大的抽泣声中，我听出“不！不！”和“不要！不要！”
我听了一会儿，然后将手放在他的肩头上。“查尔斯，”我叫道，“查尔斯——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也没有任何听到我说话的表示。我凑近些，弯下腰，直到我的脸和他的脸对着。
我又试了一次：“查尔斯……查尔斯。”
突然，我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仿佛被那声音电了一下，查尔斯的眼睛睁开了，身体僵硬，然后一跃而起，将我按倒在桌子上。我感到他的手掐住了我的喉咙，好像身处噩梦一样，我看到了他燃烧的闪亮眼睛，红色的、张开的嘴，耳中听到他令人胆战的尖叫：“杀！杀！杀！”淹没了发狂似的电话铃声。
我试图把自己的脖子从他的手里拔出来，此时世界在旋转，我的肺被剧痛刺穿，脑袋里的东西炸开了，随后——我昏倒了……
我在几分钟后醒过来。我躺在地板上，有人将我的头放在膝上，试图将一种芳香药剂灌进我肿胀的嘴里。房间里都是人——医生、服务员、保卫人员和病房的病人。查尔斯坐在椅子上，身体被一条被单缠住，胳膊被绑在后面，两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士看守着他，他正在笑——充满歉意地。
过了一周，我才能稍微大点儿声说话。在这期间，我和查尔斯有过多次交谈。我也知道了在我昏迷后到醒来之前发生的事情。看来楼下门口的前台不知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后，回到岗位时突然想起他曾经叫我去见查尔斯。他给食堂打电话，得知我已经离开，他害怕被人告发玩忽职守，于是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电话没有人接，他感到出了什么事情，叫醒打盹的保卫人员，一起冲上楼。在走廊里就听到了查尔斯的尖叫。他们两个人都说，几乎无法将查尔斯的手从我脖子上拿开。
至于查尔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如今被关在带栅栏的单人房间里，当我前去时，他大方坦率地谈起这一事件。他说起这次“突然发作”（他自己这样叫它）怎样控制了他，声音里仅带着一点点模糊的后悔或歉意。他很随便地告诉我，他怎样和同伴坐在食堂里，这时一股强烈的内在焦虑袭上他的身体。所有的声音和动作似乎都慢了下来，他感到好像有某种力量正在将他和周围的世界隔开。伴随着这种感觉的是剧烈涌动的恐惧，他的身体器官正在从里面枯萎。他突然意识到这些感觉的综合症状和他犯罪之前体验到的感觉非常相似。正在吞噬他的感情弄得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从吃饭的地方冲出来，残存的一点儿自我保护意识催促着他赶紧找到我，希望我能消除这股每分每秒都在变得越来越喧嚣骚动的力量。他跌跌撞撞地走向医院，觉得离现实越来越远，真切地感觉到将他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绷得就要断裂了。当他到达办公室，坐在轻便床上时，他已经完全和世界隔绝了，除了那个在他头脑中越来越高声地发出可恶命令的声音，他已经被从周围的环境中剥离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电话铃声响起之前，查尔斯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很快，铃声打破了咒语，但是随后……
“我想我的手碰到了你的肩膀，感觉那好像是女人的乳房，我变得兴奋。然后那个声音控制了我，我想做的就是把手绕在一个脖子上，我无法控制它……我记得的全部就是这些。”
在我办公室的事件发生几周后，我失去了查尔斯这个病人。专家坚持将他作为一个需要持续照看和精神监督的极度危险人物转往一个公立精神病院。从那以后我听说，查尔斯在过去的十二年中被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他仍然没有一个家，不被任何一个地方需要，对于任何地方来说仍然是个陌生人。
我记得他迟缓的笑容和他温柔的眼睛里迷惑不解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