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写于美国心理分析的英雄年代。作者罗伯特·林达以约翰·韦恩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开辟道路的方式，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领域开辟自己的道路，以菲利普·马洛在洛杉矶的下层生活中追查线索的方式在内心世界隐藏的角落里追踪。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林达博士是一个别具风格的美国式个人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愿意让原则屈服于直觉，作为对人类痛苦大声疾呼的回应，他轻视惯例。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在报告的四个案例中，作者有一次差点儿被杀，另一次遭到猛烈攻击。尽管如此，像每个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英雄一样，作者还能活着讲述这些故事。

他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领域，一个人能同时从阳痿、法西斯主义和同性恋中被治愈，一个治疗专家让自己深深地参与到幻想的细节中，以致让病人感到厌烦，从而治愈病人的疯狂。这就像那位牛仔英雄所说：“这种精神错乱不够容纳下我们两个人。” 不要弄错了，这位英雄是个牛仔。这一解释中并没有什么让我认为非常好的心理分析技巧，它更多的是一次与精神病有关的虚张声势的冒险。

然而，对于所有的神话制造过程来说，这些临床小插曲中有些真实的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精神错乱就是在制造神话。在一个案例中，林达博士冲到一个女人家中，这个女人毫无疑问是个早期贪食症患者。一个深夜的电话让他确信她要伤害她自己，他想着他的同事会因为他屈服于病人的操控而批评他的行为，但是他还是出去挽救她的生命。他发现，房间里到处都是垃圾，她穿着粘满呕吐物和食物的袍子，腹部绑着一个枕头，她正处在象征性怀孕期间，并且无意中说出她渴望的孩子的父亲就是她的父亲。

事情要都是那么简单该多好啊！这本书提醒我们的是，在精神错乱的世界里，有时事情非常简单。我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曾经在谈话疗法中告诉我：“一切都非常好，直到生活遗弃了我。”我的病人讲出的并不是神经官能紊乱者的胡言乱语，而是精神病患者的真理。在幻想中，我的病人将他的灵魂、赋予他活力的法则安置在他妻子的体内，当某一天她走出他们故事的尾声，他就进入了紧张性精神病的恍惚状态。

从一个愉快的距离来反观20世纪50年代很容易，但这也是一个反省我们失去了什么的机会，来想象一下未来一代会怎样回忆我们。我自己的荒诞想法就是，我们会被看作出于自卫忽视了幻想力量的一代人。精神药物方面的巨大进步帮助我们防止精神病患者发展到理性被摧毁的状态，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支持了人们将各种精神病完全当成医学生物学问题来处理的希望。尽管这一至关重要的研究工作使一代精神病学家确信他们不再需要学习在幻想层面上与病人交谈，但是幻想的层面就是人类生活的层面，人们围绕着“吃亏”、生活在一个令人失望的世界里、成为一个特殊人物的幻想来塑造他们的生活。不能处理这些幻想，一个人也就不能触及生活在他们之外的人。事实上，弗洛伊德发现，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围绕着这一想法来组织他们的全部生活。弗洛伊德给这个想法起名为“超我”。人类是独一无二的生物，他们的思想和世界借助幻想的结构来形成。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精神病患者试图用一层又一层正常化的防御来掩盖他们的核心幻想。当治疗师和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时——也就是说，他既保持着共情参与，也保持着理性，他就会感到他们正生活在非常真实的层面上，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挣扎，以至于与之相比，纯粹的神经官能症的存在看起来是苍白暗淡的。当代心理分析学家容易忽略的正是这一比较。尽管心理分析师帮助他们的神经症患者探索无意识幻想，但是只要他们发现一丝精神错乱的迹象，就会立刻彻底地转向医学和药物取向的治疗上。到现在为止，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在这里也有一种相应的完全忽视精神病患者幻想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倾向于避开内心生活的不只是医学工作者。

很明显，针对精神错乱的治疗赌注很大，危险性很高。有点自相矛盾地说，使用传统心理分析技术——比如让病人躺在长椅上，可能会让精神病患者发疯，而允许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活跃也可能会对病人有害。然而，如果我们完全忽视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我们就剥夺了精神病患者对他们的内心生活施加某些深思熟虑的控制的机会，也让我们自己不能对幻想的本质和力量有更广泛的理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可能会成为一个及时的提醒。作者由于自身的冲动——事实上，正是因为他的冲动——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抓住无意识幻想的冲动之处。在半个世纪后回头看这些案例，显现出来的是：每个人表达其性欲的意图不可避免地和处理仇恨、攻击性和妒忌的意图绑缚在一起。这本书激起了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性是核心心理问题的观点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谎言吗？为了掩盖更加隐晦的想法——无论何时，只要性还是个问题，人类攻击性的隐藏的源泉就不会远离吗？这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吸引人，但同时提出了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深层问题。

乔纳森·李尔